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右）是蘇聯帝國的兩位有影向力的掘墓人。
1991年蘇聯解體時他們在克里姆林宮一次大會上。
1991年蘇聯解體時他們在克里姆林宮一次大會上。
中國民族關係實現真正的平等，只有寄望於社會的民主轉型。但蘇聯民主化導致國家解體的先例會不會在中國重演？蘇聯解體和民族問題的關係？中蘇民族政策的異同何在？
新疆終於出了大事。烏魯木齊七五事件被定性為「境外分裂主義策劃組織的嚴重暴力事件」，當局指暴徒打砸搶燒，死了一百九十七人，受傷一千六百多人。漢族死者百三十七人。一般印象是一次民族仇殺事件，與疆獨無關。
但是在鋪天蓋地的評論中，人們都在分析和追究維漢關係、中共民族政策的來龍去脈及其合理性。正如熱比婭對ＢＢＣ所說，「七五事件完全是中國政府對維族歧視民族政策和鎮壓造成的。」六十二歲的熱比婭，曾是中國著名富豪、政協委員，後被捕判刑，二○○五年保外赴美，當選為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有「維吾爾精神親」的稱譽，熱比婭在其自傳中，對中共把新疆當作核爆場造成上百萬維族人死和傷害，無比痛心。一位剛去過新疆的北京作家告訴我：疆問題很複雜，一言難盡。
但是在鋪天蓋地的評論中，人們都在分析和追究維漢關係、中共民族政策的來龍去脈及其合理性。正如熱比婭對ＢＢＣ所說，「七五事件完全是中國政府對維族歧視民族政策和鎮壓造成的。」六十二歲的熱比婭，曾是中國著名富豪、政協委員，後被捕判刑，二○○五年保外赴美，當選為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有「維吾爾精神親」的稱譽，熱比婭在其自傳中，對中共把新疆當作核爆場造成上百萬維族人死和傷害，無比痛心。一位剛去過新疆的北京作家告訴我：疆問題很複雜，一言難盡。
大規模仇殺必有歷史誘因
筆者在一年前研究中俄邊界問題，發表文章〈中國大一統與疆獨〉，曾論述過新疆劃入中國版圖的淵源。指出中國今日版圖以清朝十八世紀的版圖為本，而該版圖是基乾隆帝對準噶爾汗的野蠻征服而成，滿清的這種行徑遭到孫中山以來包括國共許
多史學家的譴責。這是東土耳其斯坦建國運動的歷史背景。
今天，發生在烏魯木齊的大規模維漢仇殺，當然不止因為兩名維族青年在廣東詔關被毆致死一事，必有歷史積累的歧視、矛盾和衝突隱含其中。民族關係和諧的成，正本清源是一個不可少的步驟。在各種主張中，中共官方網站上不少人提出必須「摒棄蘇聯的民族政策」，效法美國，根本不要劃分民族，只稱黑人、華人。中國民族問題來自於依循蘇聯的民族政策。是耶，非耶？有必要加以探討。
盡人皆知：蘇聯民主化導致的兩大劇變是蘇共倒臺與蘇聯解體。共產體制下的民族問題的出路，顯然和民主化密不可分。那麼，中國民主轉型之後，國家會否如聯一樣分裂解體？西藏、新疆、內蒙、臺灣是否都會獨立建國？那時的中國版圖，是否將只剩下中原黃河長江中下游與南粵這塊漢族聚集的地區？
這不僅是大中國主義者、愛國主義者、大一統信仰者極為抗拒的問題，也是很多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內心的疑問。未來中國會不會分裂？分裂是好，還是壞？回答可能是見仁見智。海外的自由輿論也不是一邊倒。我們珍惜的是，毋須迴避，面對事實。
參考蘇共歷史演變的經驗，是一個有益的思路。中共的民族政策，雖受中國政治傳統影響，但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員，其直接來源卻是與蘇共的民族政策有莫大關。
從馬克思到斯大林，民族問題一直在共產理論與政策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回顧一下有關民族的一般論述實有必要。
多史學家的譴責。這是東土耳其斯坦建國運動的歷史背景。
今天，發生在烏魯木齊的大規模維漢仇殺，當然不止因為兩名維族青年在廣東詔關被毆致死一事，必有歷史積累的歧視、矛盾和衝突隱含其中。民族關係和諧的成，正本清源是一個不可少的步驟。在各種主張中，中共官方網站上不少人提出必須「摒棄蘇聯的民族政策」，效法美國，根本不要劃分民族，只稱黑人、華人。中國民族問題來自於依循蘇聯的民族政策。是耶，非耶？有必要加以探討。
盡人皆知：蘇聯民主化導致的兩大劇變是蘇共倒臺與蘇聯解體。共產體制下的民族問題的出路，顯然和民主化密不可分。那麼，中國民主轉型之後，國家會否如聯一樣分裂解體？西藏、新疆、內蒙、臺灣是否都會獨立建國？那時的中國版圖，是否將只剩下中原黃河長江中下游與南粵這塊漢族聚集的地區？
這不僅是大中國主義者、愛國主義者、大一統信仰者極為抗拒的問題，也是很多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內心的疑問。未來中國會不會分裂？分裂是好，還是壞？回答可能是見仁見智。海外的自由輿論也不是一邊倒。我們珍惜的是，毋須迴避，面對事實。
參考蘇共歷史演變的經驗，是一個有益的思路。中共的民族政策，雖受中國政治傳統影響，但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員，其直接來源卻是與蘇共的民族政策有莫大關。
從馬克思到斯大林，民族問題一直在共產理論與政策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回顧一下有關民族的一般論述實有必要。
斯大林定義與蘇聯民族政策
西方思想界在過去二百年間，認為民族、民族主義其政治含義，在世界歷史上的影響力遠超過自由、民主這些範疇，儘管爭議很多，但多數學者都傾向於民族主是一種「自決的政治主張」。民族主義滲透到幾乎所有的戰爭、革命和騷亂之中，滲透到世界所有的地區，因而，民族問題表現出極為複雜的形態與訴求，其首要者為「民族」定義。
十九世紀以來許多定義中，時任真理報編輯的斯大林一九一二年受列寧之托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其中的定義廣受矚目，並列為共產理論的經典：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中共建國至今六十年，即以斯大林定義的四項特徵為中國各少數民族的認定標準（中國有五十六種民族，前蘇聯有一百三十種民族）。但是中蘇民族政策是否完一致呢？那先要瞭解蘇聯民族政策的基本架構：
一、蘇聯是「社會主義聯邦制」國家，由各族「共和國」自願聯合組成。這樣的「加盟共和國」共十五個（一九七七蘇聯憲法）。
二、各民族實行自由、自決和平等原則。
三、加盟共和國保留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
四、實行權力不同的三級憲政：蘇聯－－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
五、實行聯盟與共和國兩級的雙重主權制。加盟共和國可以加入和退出蘇聯，是雙重主權的主要表現。故蘇聯帶有「邦聯」性質。
以上各點均載入蘇聯憲法（一九七七年）。是蘇共民族政策的主要特質，其理論基石，則是承認每個民族都享有自決權。這理論先後由列寧一九○三年，美國總威爾遜一九一八年提出，而為聯合國一九六○年接受，列入聯合國憲章，成為當代國際法秩序的基礎。甚麼是民族自決？列寧定義得極為簡潔：「就是民族與異族國家分離，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
民族自決原則，成為解決民族紛爭最重要的當代共識。因此，蘇聯憲法一直保留各加盟共和國可以退出蘇聯的權利。也因此，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不論你贊成否，不僅是合法的，而且符合馬列理論和普世價值。
西方思想界在過去二百年間，認為民族、民族主義其政治含義，在世界歷史上的影響力遠超過自由、民主這些範疇，儘管爭議很多，但多數學者都傾向於民族主是一種「自決的政治主張」。民族主義滲透到幾乎所有的戰爭、革命和騷亂之中，滲透到世界所有的地區，因而，民族問題表現出極為複雜的形態與訴求，其首要者為「民族」定義。
十九世紀以來許多定義中，時任真理報編輯的斯大林一九一二年受列寧之托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其中的定義廣受矚目，並列為共產理論的經典：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中共建國至今六十年，即以斯大林定義的四項特徵為中國各少數民族的認定標準（中國有五十六種民族，前蘇聯有一百三十種民族）。但是中蘇民族政策是否完一致呢？那先要瞭解蘇聯民族政策的基本架構：
一、蘇聯是「社會主義聯邦制」國家，由各族「共和國」自願聯合組成。這樣的「加盟共和國」共十五個（一九七七蘇聯憲法）。
二、各民族實行自由、自決和平等原則。
三、加盟共和國保留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
四、實行權力不同的三級憲政：蘇聯－－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
五、實行聯盟與共和國兩級的雙重主權制。加盟共和國可以加入和退出蘇聯，是雙重主權的主要表現。故蘇聯帶有「邦聯」性質。
以上各點均載入蘇聯憲法（一九七七年）。是蘇共民族政策的主要特質，其理論基石，則是承認每個民族都享有自決權。這理論先後由列寧一九○三年，美國總威爾遜一九一八年提出，而為聯合國一九六○年接受，列入聯合國憲章，成為當代國際法秩序的基礎。甚麼是民族自決？列寧定義得極為簡潔：「就是民族與異族國家分離，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
民族自決原則，成為解決民族紛爭最重要的當代共識。因此，蘇聯憲法一直保留各加盟共和國可以退出蘇聯的權利。也因此，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不論你贊成否，不僅是合法的，而且符合馬列理論和普世價值。
中共繼承蘇共民族政策分析
回頭再看中共的民族政策。一九四九年建國後中共製訂「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憲法第四條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權。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六十年來，中共從來不提列寧的「民族自決」理論。為甚麼他們早期在蘇區承認蒙、藏、臺、回等民族可以脫離中國，甚至毛曾經主張「中國各省獨立」，而建後又「不可分離」呢？那只能說，在民族問題上，大一統主義壓倒了馬列主義。因此，擺脫蘇聯民族政策之說，完全是一個假命題，中共和蘇共的民族政策立足點並無依從關係。周恩來曾對中共不實行「民族自決」，作過巧言令色的辯解，我已在本刊去年五月號專題中作過剖析。
另一方面，中共又有承繼蘇共民族政策之處，那就是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
一、實行中央高度集權體制，違背了聯邦制原則。雖然按照憲法蘇聯實行全蘇與各共和國分權的聯邦制，但隨著斯大林獨裁的形成與加劇，各共和國享有的主權位，已名存而實亡。各共和國應有的地方政經文化自主權，被中央統一指令所取代。後果是造成了全蘇和各民族公開和隱蔽的矛盾與衝突。
二、嚴重忽視各民族的差異，忽視民族問題的複雜性與長期性。斯大林在一九九年繼宣布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後，認為「民族矛盾和互不信任，也隨著剝削度的消滅而不存在。」一九六一年蘇共二十二大也宣布「蘇聯各族人們已形成了一個新的歷史共同體：蘇聯人民」，各加盟共和國疆界已失去原來的意義。勃列日夫統治時期，更宣布「蘇聯建成發達社會主義，已徹底和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民族題。」其實，蘇聯各族之間矛盾衝突與分離主義，直到蘇聯解體未平息。
三、用階級鬥爭方式解決民族問題，加深了民族矛盾。斯大林一方面宣揚強行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勝利，一方面又強調階級鬥爭更趨尖銳化觀點，要堅決打擊地方民族主義」。斯大林三十年代因農業集體化造成大飢荒，死人數百萬；肅反中又殺害不少民族幹部；蘇德戰爭前將五百萬少數民族強遷至西伯利亞。反猶太人運動、反烏克蘭民族陣線，清洗、鎮壓，直至六十年代。近年史家揭露，蘇德戰爭中蘇軍與公民叛變投敵達百萬之眾，少數民族比重很大。是蘇共民族壓迫所致。
四、宣揚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激化非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宣稱蘇聯是以「偉大俄羅斯民族為中心」的統一多民族國家，違背民族平等的原則。在各共和國強制推俄語，規定俄語為學校的必修課，將俄語定為國語，「統一語言」，非俄語受到歧視，引起各少數民族強烈不滿，並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反對俄羅斯化。顯示語作為民族最頑強特徵的獨立性。
蘇聯民族體制的失敗
以上諸點反映蘇共的民族政策，雖然在理論上有其合理成分，「自決論」已融入普世價值之中，然而在實踐上，完全被政治體制「一黨專政」（蘇共的一黨制非徹底，連中共式的花瓶黨也不容生存）的極權主義所淹沒，「民族自決」也就有名無實。各加盟共和國已淪為大俄羅斯民族的附庸，政治上聽命於蘇共政治局，經上成為中央計畫的配件公司。畸形的單一化生產和封閉體制使他們的產值、國民入、消費水準明顯低於全蘇水平。七十年的蘇維埃聯邦制，對各少數民族失去凝聚力，早已離心離德的波羅的海三小國終於在戈爾巴喬夫的開放政策之下，首舉義，一九九○年三月宣布獨立，一九九一年八一九事件後，蘇共被取締，不過一年功夫，龐然大物蘇聯便告解體。
蘇共民族政策的上述弊端，恰恰成為中共民族政策的主流和主導成分。毛時代的中央集權、階級鬥爭統馭一切和大漢族主義，比蘇共有過之無不及，在毛的指示民族問題，說到底是階級鬥爭問題」之下，各族人民少不了挨批挨斗、被捕被殺，比列寧說「俄國是各族人民的監獄」好不到哪裡去。在中國的幾大民族中，除了蒙的同化程度較高外，藏族、維吾爾族和臺灣人的分離傾向始終是「野火燒不盡，風吹又生」。在毛後三十年，民族騷亂暴動，迄今此起彼伏。
可見，中國與蘇聯民族政策的承繼關係，是取其惡而揚其善的關係。中國有無可能重蹈蘇聯「覆轍」的問題，從中共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已可看出端倪。在蘇解體後，由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江流主持的研究表明，中國當局的結論是認為「戈爾巴喬夫推行錯誤的改革路線，導致民族危機爆發和蘇聯解體」（《蘇聯劇變研究》科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對戈氏的具體指責是：否定蘇聯幾十年的成就；用資本主義模式改造蘇聯社會；貶低和取消蘇共的領導地位（蘇聯七七憲法取消「無產階級專政」，九○年二月廢憲法第六條：蘇共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實行多黨制（一九九一年全蘇政黨二十多個，各共和國政黨五百多個）；實行公開自由競選。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自然要削弱中央集權制，要放權。在經濟上，戈氏承各共和國的「經濟主權」，土地自然資源歸共和國所有，聯盟預算由共和國控制，內企業歸共和國所有－－都被中共認為是為各共和國獨立提供了物質基礎。
回頭再看中共的民族政策。一九四九年建國後中共製訂「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憲法第四條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權。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六十年來，中共從來不提列寧的「民族自決」理論。為甚麼他們早期在蘇區承認蒙、藏、臺、回等民族可以脫離中國，甚至毛曾經主張「中國各省獨立」，而建後又「不可分離」呢？那只能說，在民族問題上，大一統主義壓倒了馬列主義。因此，擺脫蘇聯民族政策之說，完全是一個假命題，中共和蘇共的民族政策立足點並無依從關係。周恩來曾對中共不實行「民族自決」，作過巧言令色的辯解，我已在本刊去年五月號專題中作過剖析。
另一方面，中共又有承繼蘇共民族政策之處，那就是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
一、實行中央高度集權體制，違背了聯邦制原則。雖然按照憲法蘇聯實行全蘇與各共和國分權的聯邦制，但隨著斯大林獨裁的形成與加劇，各共和國享有的主權位，已名存而實亡。各共和國應有的地方政經文化自主權，被中央統一指令所取代。後果是造成了全蘇和各民族公開和隱蔽的矛盾與衝突。
二、嚴重忽視各民族的差異，忽視民族問題的複雜性與長期性。斯大林在一九九年繼宣布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後，認為「民族矛盾和互不信任，也隨著剝削度的消滅而不存在。」一九六一年蘇共二十二大也宣布「蘇聯各族人們已形成了一個新的歷史共同體：蘇聯人民」，各加盟共和國疆界已失去原來的意義。勃列日夫統治時期，更宣布「蘇聯建成發達社會主義，已徹底和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民族題。」其實，蘇聯各族之間矛盾衝突與分離主義，直到蘇聯解體未平息。
三、用階級鬥爭方式解決民族問題，加深了民族矛盾。斯大林一方面宣揚強行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勝利，一方面又強調階級鬥爭更趨尖銳化觀點，要堅決打擊地方民族主義」。斯大林三十年代因農業集體化造成大飢荒，死人數百萬；肅反中又殺害不少民族幹部；蘇德戰爭前將五百萬少數民族強遷至西伯利亞。反猶太人運動、反烏克蘭民族陣線，清洗、鎮壓，直至六十年代。近年史家揭露，蘇德戰爭中蘇軍與公民叛變投敵達百萬之眾，少數民族比重很大。是蘇共民族壓迫所致。
四、宣揚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激化非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宣稱蘇聯是以「偉大俄羅斯民族為中心」的統一多民族國家，違背民族平等的原則。在各共和國強制推俄語，規定俄語為學校的必修課，將俄語定為國語，「統一語言」，非俄語受到歧視，引起各少數民族強烈不滿，並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反對俄羅斯化。顯示語作為民族最頑強特徵的獨立性。
蘇聯民族體制的失敗
以上諸點反映蘇共的民族政策，雖然在理論上有其合理成分，「自決論」已融入普世價值之中，然而在實踐上，完全被政治體制「一黨專政」（蘇共的一黨制非徹底，連中共式的花瓶黨也不容生存）的極權主義所淹沒，「民族自決」也就有名無實。各加盟共和國已淪為大俄羅斯民族的附庸，政治上聽命於蘇共政治局，經上成為中央計畫的配件公司。畸形的單一化生產和封閉體制使他們的產值、國民入、消費水準明顯低於全蘇水平。七十年的蘇維埃聯邦制，對各少數民族失去凝聚力，早已離心離德的波羅的海三小國終於在戈爾巴喬夫的開放政策之下，首舉義，一九九○年三月宣布獨立，一九九一年八一九事件後，蘇共被取締，不過一年功夫，龐然大物蘇聯便告解體。
蘇共民族政策的上述弊端，恰恰成為中共民族政策的主流和主導成分。毛時代的中央集權、階級鬥爭統馭一切和大漢族主義，比蘇共有過之無不及，在毛的指示民族問題，說到底是階級鬥爭問題」之下，各族人民少不了挨批挨斗、被捕被殺，比列寧說「俄國是各族人民的監獄」好不到哪裡去。在中國的幾大民族中，除了蒙的同化程度較高外，藏族、維吾爾族和臺灣人的分離傾向始終是「野火燒不盡，風吹又生」。在毛後三十年，民族騷亂暴動，迄今此起彼伏。
可見，中國與蘇聯民族政策的承繼關係，是取其惡而揚其善的關係。中國有無可能重蹈蘇聯「覆轍」的問題，從中共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已可看出端倪。在蘇解體後，由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江流主持的研究表明，中國當局的結論是認為「戈爾巴喬夫推行錯誤的改革路線，導致民族危機爆發和蘇聯解體」（《蘇聯劇變研究》科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對戈氏的具體指責是：否定蘇聯幾十年的成就；用資本主義模式改造蘇聯社會；貶低和取消蘇共的領導地位（蘇聯七七憲法取消「無產階級專政」，九○年二月廢憲法第六條：蘇共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實行多黨制（一九九一年全蘇政黨二十多個，各共和國政黨五百多個）；實行公開自由競選。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自然要削弱中央集權制，要放權。在經濟上，戈氏承各共和國的「經濟主權」，土地自然資源歸共和國所有，聯盟預算由共和國控制，內企業歸共和國所有－－都被中共認為是為各共和國獨立提供了物質基礎。
中國民族關係重建要過三關
蘇聯解體，至今近二十年，中共的噩夢已轉化成有效防堵，一切反戈氏改革而行。從軟禁趙紫陽到鎮壓維族暴亂，都在這個軌道上運行。北京深知，概括蘇聯解的教訓，根本原因在於他們奉行「民族自決」原則，戈氏改革只是政治體制轉變必然觸及民族問題、落實民族自決而已。中共早已堵死了自決之路。
但是，蘇聯之解體，既是不可避免的必然，那麼，中國專制制度維持的大一統，又有什麼理據萬古長青？已經聞到叩門聲的政治體制改革中，現行民族架構，還能持多久？恐怕也用得上新疆中共統治者王樂泉的一句話：「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
在那一天來臨時，可以預期中國的改革群與思想界必然要面對下列三大問題：
一、展開「民族自決權」大辯論。看看這一價值觀多大程度上可以為中國人所接受？同時給予大一統史觀以新的評價。
二、展開「全民公決」大辯論。全民投票公決有爭議的重大問題，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蘇共黨章有「黨內辯論」規定，蘇聯憲法有「全民公決」條款。中國則與此絕緣，而面臨國家統獨問題時，「公決」是不可少的手段。
三、確立各民族遵守和平、法制、非暴力原則解決國家認同和民族獨立的爭端。
只有過了上面三關，清除民族平等道路上的思想障礙，以修憲形式肯定共識，才有希望實現重建中華各民族相互關係的新架構。
不少人提出的理想是建立「中華聯邦」。鑒於蘇維埃聯邦的興亡教訓，和漢民族在現中國人口中的壓倒多數（佔人口比率九成一，俄羅斯族只佔全蘇人口五成二），中華聯邦」將是一項巨大、艱難而複雜的民族工程。前景不論如何，可以斷言的是，現行中共獨霸之下的民族架構一定要予以改造或廢除。
（二○○九年七月二十日、香港）
蘇聯解體，至今近二十年，中共的噩夢已轉化成有效防堵，一切反戈氏改革而行。從軟禁趙紫陽到鎮壓維族暴亂，都在這個軌道上運行。北京深知，概括蘇聯解的教訓，根本原因在於他們奉行「民族自決」原則，戈氏改革只是政治體制轉變必然觸及民族問題、落實民族自決而已。中共早已堵死了自決之路。
但是，蘇聯之解體，既是不可避免的必然，那麼，中國專制制度維持的大一統，又有什麼理據萬古長青？已經聞到叩門聲的政治體制改革中，現行民族架構，還能持多久？恐怕也用得上新疆中共統治者王樂泉的一句話：「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
在那一天來臨時，可以預期中國的改革群與思想界必然要面對下列三大問題：
一、展開「民族自決權」大辯論。看看這一價值觀多大程度上可以為中國人所接受？同時給予大一統史觀以新的評價。
二、展開「全民公決」大辯論。全民投票公決有爭議的重大問題，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蘇共黨章有「黨內辯論」規定，蘇聯憲法有「全民公決」條款。中國則與此絕緣，而面臨國家統獨問題時，「公決」是不可少的手段。
三、確立各民族遵守和平、法制、非暴力原則解決國家認同和民族獨立的爭端。
只有過了上面三關，清除民族平等道路上的思想障礙，以修憲形式肯定共識，才有希望實現重建中華各民族相互關係的新架構。
不少人提出的理想是建立「中華聯邦」。鑒於蘇維埃聯邦的興亡教訓，和漢民族在現中國人口中的壓倒多數（佔人口比率九成一，俄羅斯族只佔全蘇人口五成二），中華聯邦」將是一項巨大、艱難而複雜的民族工程。前景不論如何，可以斷言的是，現行中共獨霸之下的民族架構一定要予以改造或廢除。
（二○○九年七月二十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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