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假如一切"屬實"--難道這樣一個事實，"父母出賣女兒"，不比執法中可能的失當，更應讓人心戰慄麼？首先抵達的情感，難道不是悲傷而是憤怒麼？人們會憤怒，是因為一個少女的純真受到了傷害。可是別忘記，在此之前，一個父親和一個母親，在人性上早已被傷害乃至被"泯滅"了。難道真會有人相信，為人父母者出賣自己的女兒，只是因為"窮山惡水刁民"，或是好逸惡勞的人性之惡？
法律與理性當然是必須的。我詫異的是發出的聲音比例會這麼不協調。輿論好像全沒覺察，事實與日常宣講聽聞的"道理"多麼背離。哪怕僅僅問一問，這個家庭真實的生活景況，還有多少家庭與他們境遇相近，還能為他們做些什麼......
為什麼這麼多年來，人們在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時，並不覺得他在誨淫誨盜，讀了《渴睡》中睏倦的小保姆為了好好睡一覺而掐死她照看的嬰孩，也不覺得契訶夫是在鼓吹犯罪？就因為他們是"大文學家"嗎？
那只是因為，除了法律和一般的道德約束之外，人類永遠還需要以另外一種觸覺來關懷自身的命運--那是彈性十足，充滿悲憫和感性的觸覺。解讀本案，不僅需要法理，也需要文學乃至信仰。
要重申，我絕不貶低理性、法律的價值。需要的是不同的背景聲，聲源可以是知識精英的淺吟低唱，也可以是市井小民的竊竊私語。可惜，我們聽到什麼呢？"含淚勸告"、"做鬼也幸福"......更遺憾的是，這樣的聲音不是被遮蔽，而是被遺忘了。
會有人說，難道每個人的罪錯都怨社會嗎？是的，每個人都決定同時"被決定"著，無辜有罪常常只隔一紙。怎麼去區判責任？
有一個笨辦法：個人的責任隨社會給予個人自由度增減。在個人自由度大的社會，個人應為自己的罪錯擔負更大的責任。而相反的"父權社會"，當公民們更多"被"決定，他們的責任可以相對減少。只有父性的權威，而缺少母親的憐惜悲憫--就像俄羅斯作家常呼喊著的"俄羅斯母親"一樣，這樣的社會和制度，只會培養病態的成員。比如一個社會或制度，已讓身份固化成為階層壁壘，讓階層向上流動困難萬分，人們的所為，有多少能算"選擇"的呢？
僅僅是法度的標準更嚴格，將過去的無罪判為有罪，僅僅是執法的力量更強大，可以通過各種辦法找到犯罪的證據，然後將犯罪錯者像垃圾一樣清掃掉，像害蟲一樣消滅掉，行使著淋巴細胞對癌細胞的職能，卻缺少預防、呵護的行動，甚至缺少呵護的聲音，能說今天比100年多前的俄羅斯，在所有的維度上都進步了嗎？
悲憫，也是社會的一種軟實力，而我理解，軟實力當然主要不是對外的。悲憫也是救贖，而救贖，其實不是拯救別人，而是拯救自身。
"人有病，天知否？"如果不能認識到苦難不僅施於受害者，也加諸我們每個人身上；罪錯不僅來自施加者，也出自於我們每個人手中，那麼真應了大學生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句話："人這種卑鄙的東西，什麼都會習慣的！"
最後，我願意承認，也許人們急於辨明真相、訴諸理性，乃是對眼前另一種現世威脅的恐懼，壓過了對未來的關懷。不能說這是一種錯誤，它只是，更加值得悲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