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衡陽市志》記載：1957年這個人口不足50萬的城市，"共挖出右派集團118個，劃右派份子3854人(其中中共黨員187人)，佔反右單位總人數的 8.86%。右派份子中高中以上文化的1772人，佔45.98%。市民盟、民革、民建三個黨派32名市級委員有18人被劃為右派，佔56%。全市中小學教師被劃右派的比例達15.5%。還有一部分被劃為中右分子。對這3854人的處分，70%以上是開除公職押送勞動教養和保留公職押送農村監督勞動，其餘的人，在接踵而來的政治運動中大部分被強制下放農村。這些人被強制從事重體力勞動，工資大幅度降低或取消，那時未實行計畫生育，每個家庭人口較多，生活陷入極度貧困，以至衣食無著，掙紮在死亡線上"，好些人因此提前離世。
新近翻閱難友應山紅主篇的《石鼓灘頭》--"湖南衡陽反右史實"，在 460頁上讀到牛德山先生所寫的《迷糊、聾啞及其它》一段反右紀實史料，真有點啼笑皆非！那些一味媚上阿上的昏官庸官黑官，為了證明毛澤東的"偉大英明 "，不惜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竟將一大批善良的底層教師、售貨員、工人，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他們中既有昏頭昏腦的迷糊，又聾又啞的殘疾人，還有目不識丁的工人和未成年少女............簡直就是徹頭徹尾地整人害人，哪有什麼"正確"、"必要"可言，純是湊數拚數，五花八門，品種齊全。在人們心目中以為右派多少總有點政治頭腦的知識份子或官場中人，然而不是啊！請看下面這幾個例子：
迷糊人李霽月
她是瀏陽人，反右時已年近五十，雖是教師，文化水平卻低得可憐，濫竽充數地教著初小一年級。她生性孤僻與同事很少交往，除了在課堂上平時難得開口，每天教完幾節課便閉戶不出。每次集體學習，她要麼一言不發，要麼打瞌睡，不論人家怎樣批評以至嘲弄，就是不改。時間久了大家習以為常，便聽之任之。
她是獨身，聞說解放前曾與一個花花公子同居過，後被遺棄，從此再未婚配。對政治上的事一竅不通。在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中，朝鮮的領袖是誰，志願軍司令員是誰，一概不知。在如火如荼的反右派鬥爭中，什麼是左派，什麼是右派，也說不明白。1958年寒假集中整風反右，在小組鳴放會上她照例打盹迷糊。工作組的同志喊醒她問；"剛才×××的發言，你聽清楚了沒有?"
"聽清楚了！"
"你認為他的發言怎樣?"
"講得很好，我完全同意。"
就這樣，她便因"支持右振和右派一鼻孔出氣"而與×××一併落網了。此外還有一條罪狀，就是她曾在閑談中說過"我那裡賣的油條細得像筷子，風都吹得起。"那當然就是"攻擊社會主義"了。她被押送農村監督勞動，由於有一雙解放了的小腳，又是高度近視，在田埂上走路還要別人攙扶，手無縛雞之力，連個小鋤頭也舉不起。怪不得農民為之嘆息說；"這號人怎麼也送到農村來?真造孽啊!"隊長只得安排她帶幾個孩子。1961年被調到社會主義學院。請勿誤會，以為她入了高等學府。這個學院其實是個短期政治學習班，對右派或摘帽右派來說，仍是個通過勞動進行改造思想的場所。一天來了兩名外調人員找她談話。右派們都是非常敏感的，對這種難見的新鮮事紛紛猜測議論：難道要摘掉她的右派帽子?憑她這樣的表現，哪裡夠資格，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過了幾天，那兩人又來了。一個大膽的右派去偷聽，這才真相大白。原來，李霽月是我國第一位女將軍李貞的堂妹。在國共爭奪下天的革命戰爭年代，李貞將一個兒子托付給她撫養。李霽月多年忍飢挨凍，歷盡艱辛把孩子養大成人。沒想到就在臨近解放時孩子高中畢業了，竟在一次游泳中不幸喪命。她為此內疚痛苦萬分感到無顏見親人，所以解放後雖然李貞諒解了她，一再派人接她去北京，她就是不去。這次來人還是奉命來接她的。按說，在這種情況下，她如果去北京將軍府處境必會好許多，但她仍堅持不肯去。以後的情形就沒什麼可說的了。她一人住在江東一間小破屋裡，衣衫襤褸，瘦小佝僂，改正後病死時孑然一身。打盹幾分鐘受苦半輩子，你說冤不冤？
聾啞人高揚秋
他十歲那年因病而全聾半啞，久與之相處，可勉強聽懂其結結巴巴的短語。解放前他靠賣黃泥河水謀生，與地下黨員查微結識，被培養擔任交通員，傳遞了許多秘密文件，無一閃失，不久加入了地下團。他沒有上什麼學堂，但聰明好學曾把字典抄寫過三遍，練成一手好字，文章也寫得流暢，又擅長繪畫。解放後先後在市總工會和市工人俱樂部(現工人文化宮)工作，多次被評為三好團員和先進工作者。1958年5月，反右鬥爭已近尾聲，領導上卻親自找他苦口婆心動員："你是團員，是黨的助手，要多提意見，幫助黨整風，你又是殘疾人，會有什麼野心?儘管放心好了！"於是他寫了張大字報，提出幾條意見：
一、市總工會主席處理某件事欠缺民主協商，造成損失；二、某某幹部繫起義人員，在肅反中被打成歷史反革命，與政策不合；三、自己年輕，工作量大，糧食定量少了些，是否可增加一點。幾天後就宣布他為右派。
在批鬥會上大家聲嘶力竭地討伐，口號聲如萬炮齊發，他無動於衷雷打不動，左顧右盼不知所以。最後認為他頑固不化，從重處理，開除公職和團籍，被押送株州勞教。株州方面的人說衡陽人發癲了，堅決不收。他在株州只過了一夜就被退回。在衡陽勞教所一個管教人員叫他拉一車煤，他發現煤是公家的，卻往那人的家裡送，便愣頭愣腦一本正經地提出抗議，得到的回報是加大勞動量。在一次用船運煤去車江鎮時，要他一個人擔兩噸焦炭上船，又命他拉縴。烈日曝晒，汗流如雨，他拉了 30多里水路，只吃到兩個小饅頭，暈倒在湘江河邊。不諳世事，自作自受，你說蠢不蠢？當然後來活活被整死了。
工人李君健
1958 年時他衡陽市二醫院放射科工人，一生酷愛京劇，同事中的趙真琦、卓德章也有同樣愛好。事有湊巧，趙有歷史問題，卓是副院長、農工民主黨成員、外科專家，本市有名的"一把刀"。這兩人在反右鬥爭中，一個按反革命處理，一個判成了右派，於是李君健也跟著遭殃，主要罪名有二：一、與趙、卓關門聽收音機，雖然實際上是欣賞京劇，卻硬說他們結成了反黨集團，在偷聽敵臺。二、李是單身公，一向不修邊幅，對人說衣服難洗，特別是領子和袖子最髒，最難洗，便說他是含沙射影攻擊"領袖"。二十多年後，給他下的改正通知上寫道：對他改正的主要理由是劃右時他系工人，而中央當時明文規定在工人、農民中不准劃右派。但是，此時他已四十四歲，時光不能倒流了，不是右派又怎樣？白白受了幾十年罪，敢去找專橫不講理的共產黨嗎？
少女梁秀春
1940 年她出身於衡陽縣確山鄉一個山村的貧苦農民家庭，44年日寇入侵衡陽，4歲的她在逃難時散失在叢林裡，如不是被人發現就不會有後來的故事了。1956年她就讀於私立大剛會計學校，被地區百貨分公司招去在秘書科當打字員。因眼睛不好，次年到祁陽縣百貨公司當售貨員站櫃臺，或搖著撥浪鼓挑貨下鄉兜售。十七歲的少女天真浪漫，充滿幻想。1957年全公司30多人已揪出14名右派，成績名列全縣。這個單位在揪鬥右派有個創造，凡要揪某某人事先畫好頭像用白紙覆蓋，臨到批鬥時才揭開。除夕那天小梁去上班，見牆上又貼出一張照例被遮蓋著的頭像。她抱著孩子似的好奇心，猜想著這排行第十五名者是誰。剛走近牆邊就被人團團圍住，揭開白紙一看正是她的頭像。罪狀是什麼呢?
1957年10月正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運動。某日，一顧客遞給她一卷紙，說是對公司提意見。她隨口答應順手代貼，原來是批評公司經理、整風領導小組組長劉繼波拋棄結髮妻另覓新歡，是"新陳世美"。於是，便定她"惡毒攻擊黨的領導"，並且是" 反黨集團"成員。此外，她說過1954年糧食統購統多了，還發生捆綁吊打現象；農村互助組轉初級社又升高級社，步子太快了；1956年肅反外調人員滿天飛，差旅費開銷太大，有些可用函調以節約開支。這樣就定為"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肅反運動"。她遭到辱罵毆打，遍體鱗傷，三天三夜連續批鬥，逼她交代" 反黨集團"的頭頭，而她與那名顧客並不認識。她只有十七歲，上報的定案材料竟寫成二十歲。她受到開除干籍留用察看、降薪的處分，被遣送農村監督勞動。她不斷申訴。到了1961年底，上級查明她的年齡確實被加了三歲，便作為特殊案件進行甄別改正，恢復了干籍，留了一個"留團察看一年"的尾巴。她被安排在白水百貨批發部工作。到1968年底她臨近分娩，又被揪出來，說"1957年劃右派年齡不夠，現在夠了"。批鬥會結束後一個小時，孩子呱呱落地。她再次受到降薪發配農村的處分。從少年到中年，梁秀春沒有過一天安穩日子，而那個報復陷害無辜的公司經理卻官運享通，步步高陞。毛澤東治下的中囯就是如此，作惡的陞官，幹事的人受罪，變人為鬼比比皆是。
反右鬥爭已整整52年，至今仍"偉大正確"，"必要及時"，只是擴大化而已。不"平反"、不補工資、不賠償，還不準提及，不知當局安的什麼心，還要再搞一次"反右鬥爭"麼？不知胡溫的"和諧社會"對此有何解釋？難道就算了嗎！這筆欠賬永遠記在歷史的銅柱上：反右鬥爭是共產黨的一筆毀滅中華民族前程的大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