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覺得怎麼樣？」她嘴裡叼著煙，滿面鄙夷地問我。
「我不知道怎麼說。」我咕噥道。
「現在該是你反省反動歷史丶反動思想行為的時候了。你要痛下決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這是你唯一的出路。你應當感謝我們沒有把你打成現行反革命。 」 她衝著我臉上噴著煙。
「謝謝。」我又咕噥了一聲。
儘管批來斗去，我還是想不通，一個靠教書餬口的窮書生，怎麼會一下子就被脫胎換骨成為資產階級右翼的「骨幹分子」？六年前我誠心誠意回國來，為眾人稱道的人民革命效力，回來後盡力以我的專長和良知為人民服務。近年來歷次運動中的政治迫害，我還認為是一個新政權一時的偏差，這個政權還是能夠領導全國人民走出千百年的黑暗的。面對殘酷的現實，我無法再用一廂情願的想法哄騙自己了。我為自己的天真幼稚付出了沈重的代價，現在只有聽憑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擺佈了。
第二天國慶節，天安門廣場和全國各地都舉行盛大的集會，慶祝反右鬥爭的偉大勝利，我是祭壇上數十萬犧牲品中的一個。我成了「賤民」，只求清靜一下，閉門思過，等候發落。但是，辦不到，我奉命參加教職員假日遊覽長城。我還沒游過長城，但是我怎麼能和前一天還圍攻我的那幫人一道去尋歡作樂呢？我跟那位來家裡「邀請」我倆的青年幹部說我沒有心情去。「哎呀，老巫，」他輕鬆地說，「別鬧彆扭嘛。會上的批評都是為了幫助你呀，要正確對待嘛。」
「十一」天高氣爽，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節。若是我目前的處境不一樣，這倒是一家人出遊的好日子。我和怡楷坐在大客車的一張雙人座上，準備閉目養神，補一補近來所缺的覺。但是，無可奈何，車子剛上路，那位青年幹部就走到我面前拉我去和馮副校長，還有其它兩位幹部，一起玩紙牌。「可是我不會打百分啊，」我推辭說。「沒問題」，他大包大攬地說，「我給你當高參。」我逃不了啦。牌玩得滿熱鬧的，好像什麼事兒也沒發生過。我納悶兒，是否因為黨中央還沒宣布如何處理右派，富有政治運動經驗的學校領導決定觀望一下，察看政治風向。不過我卻覺得活像一隻被貓逮著在要吃下去以前耍弄一番的老鼠。
終於面對長城了，我實在看不出這座巨大可怕的灰磚建築物如何值得人們讚嘆。我感到十分難過，當我緬懷歷朝歷代無數的好男兒拋妻別子，在鞭子和刀槍的驅趕下，來修筑這個吞噬青春和生命的龐然怪物。怡楷和我離開人群，單獨登上長城。到了頂上，怡楷問我：「你喜歡這個世界第七奇蹟嗎？」我說：「這真是個‘奇蹟！這是那個焚書坑儒的‘千古一帝用無數奴隸的白骨修建的專制暴政紀念碑。其實又何止他一個！一代接一代的昏君效法他，實行暴政，奴役人民，又擴建這座壁壘，妄圖鞏固專制王朝。奧威爾真該把它放進《1984》的，在山海關的門樓上寫下但丁寫在地獄門口的名言：‘放棄一切希望吧，你們進入這裡的人們 ！」
兩天假期過後，批鬥會繼續進行，對象是其它教師和學生。李天生是一年前才調來的，被劃為「極右份子」。黃教授有一些右派言論，但他為黨工作多年，本可不戴右派帽子。無奈他不聽告誡為我辯護，最後又在我正式定罪之後公然和我握手，就被戴上了「一般右派」的帽子。由我負責的教研窒副主任潘教授，由於「盲從」我的教學思想，受到批判，劃為「中右」，不戴帽子。葆青也受到批判，倖免於「右派」之難，因為她的愛人在外國語學院承擔了全部罪狀，已被劃為「極右」，送勞動教養 。
全體學生不過二，三百人，被劃為右派的竟有二十幾名，其中包括一名十八歲的女生。還有我教過的一名調干生，多年為黨做機要工作，也被戴上帽子，因為他認為領導幹部不懂業務，學校應由我這樣的內行領導。他的名字叫向前，於是有大字報挖苦他「‘向前不向前！」
這時候，怡楷第二次懷孕了。儘管每天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我倆為一個新的希望來到一個四面楚歌的家庭感到鼓舞。一個在患難中孕育的孩子是我倆對生活的信念的證言。
運動進入尾聲，學校預定十一月上課。校方接受學生的要求，分配我教三年級全部三個班的英語精讀課。看起來，在教學工作上，我還是站得住腳的。同時，在新落成的專門為高級知識份子蓋的小樓裡，又給我分配了三大間的一套。也許黨中央會回心轉意，宣布這個運動又是一次錯誤，如同肅反一樣？也許頭腦清醒的領導人開始認識這個運動對黨和國家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一個有威信的執政黨，怎麼可能信誓旦旦徵求意見在先，又背信棄義羅織成案在後？我翻來覆去考慮，對前景還抱著一線希望。我畢竟是一個有妻兒老小的凡人，我沒有當殉道者的準備，我的血肉之軀是軟弱的 。
十一月來到了，學校開始上課，但校方並沒通知我去上課，卻讓我和其它右派一起到圖書館去為堆積如山的新舊書刊編目。我的任務是英文書刊。除此之外，我們還要在校園裡搞體力勞動。看來情況不妙。
同時，《珍珠》翻譯的交稿期越來越近了。白天政治學習，強迫勞動之後，夜間我在沒有生火的屋子裡爬格子。我的手指凍僵了，但我卻為小說主人翁一家人的故事感到心醉神迷。年青的印地安漁民奇諾以採珍珠為生,他採到了一顆"稀世寶珠"，卻因此受到當地貪婪成性的惡人的殘害。我們幾個月來的受難，不是正像他一家三口，媽媽懷裡抱著小寶貝，黑夜在叢山中逃避殘暴的敵人的追蹤？奇諾終於逃出叢山，把寶珠扔回大海，從而挫敗了敵人的陰謀詭計。我卻仍然在暗黑的叢山中摸索，還不知道是否能出得去。不論結果如何，我決不會扔掉我精神自由的寶珠，它雖眼不能見，卻是熠熠生輝的。
四
1958年3月初，全體師生，包括右派份子在內，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關於反右鬥爭的總結報告。作為黨中央反右辦公室主任，他制訂了懲處右派的政策規定。右派問題性質屬於"敵我矛盾"，但一般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視情節輕重給予相應的行政處分。怡楷參加職員小組學習，根據一些發言中透露的信息，要我做好充分思想準備。"秋後算帳"的日子快到了，我的心情日益沈重。我遭殃，我懷孕的妻子丶兩歲的兒子丶還沒出世的孩子，怎麼辦？我怎麼會掉進這個夢魘般的泥淖？我上了圈套，無計可施。我不是生殺予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對手。我絞盡腦汁寫檢討，指望從輕發落。我用哈姆雷特悲憤的心聲安慰自己："在這個萬惡的時世，功德反而必須向罪惡請罪 -替它做好事，反而要磕頭求拜。"
3月21日，在學生食堂舉行全體師生員工大會，宣布對全校右派分的處理。我名列榜首，受到一等一級處分："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我的處分宣布後，師生代表紛紛登臺發言，控訴我的"滔天罪行"。對這種讕言，我已經麻木了。我心裏想的是，當年我不聽親友的嚴詞告誡，兼程回國。現在，過了不到七年，他們最害怕的情況發生了。我成了"階級鬥爭"的犧牲品。然而，我仍然認為並不是我犯了錯誤。即便沒有在1951年回來，我遲早也是會回來的。而且，非常可能，在類似的情況下，我也會有同樣的命運。我從來沒有想當殉道者，我也沒有殉道者的感受。我不能以崇高的理想或正大的原則自許。然而我也無所悔恨，因為我不可能作出別的選擇。
受到勞教處分的還有李天生和英語二年級的男生小朱。他個頭不大，思想活躍，熱愛毛主席，自己出錢買了油印機和蠟紙，刻印傳單，參加鳴放。他和李天生當場就被武裝人員押走了。我因忝列教授，須上報國務院認可，才算手續完備。所有其它右派學生一律開除學籍，送往百裡外的農村監督勞動。
當天正趕上海淀區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全校教職員工和學生都得參加投票。右派理論上仍享有公民權，奉命參加投票。大會散會後，一名小幹部煞有介事地召集右派份子訓話，他那付模樣舉止活像雨果的《悲慘世界》中那名警官。他聲色俱厲地教訓一通：
"你們右派份子是人民的敵人。但是我們光榮丶偉大丶正確的黨寬大為懷，不把你們作為‘敵我矛盾'處理，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黨的政策是化敵為友，給你們通過勞動改造思想的機會。連你們投票的權利都沒剝奪。你們都從各個方面罪惡地攻擊過社會主義制度。現在你們親眼看到社會主義法制的無比優越性。你們應當從內心深處感謝黨給予你們這樣人道主義的待遇。現在排好隊跟我到投票站去。"
我們二十多名人犯排好隊，由他押解，又回到食堂，走到擱在一張方桌上用紅紙包著的大投票箱面前，行使共和國社會主義公民的憲法權利，為獨一無二的候選人投下"神聖的一票"，證明他所說的"社會主義法制的無比優越 性"。
投票以後，毛校長派人把我和怡楷叫到她的辦公室去。屋子裡滿是煙臭味。她伸手指示我倆在她大辦公桌對面兩張椅子上坐下，手指中間夾著一枝點燃的香菸。
"巫寧坤，我猜想你未必真正體會你有多麼幸運。如果你對國民黨犯下了你對共產黨犯下的罪，他們會怎麼對付你？"我一時答不上來，她倒回答了自己的問題 ："你會被槍斃，絕對沒錯兒。"
"你說的不會錯，"我有氣無力地說。 "不過我沒法知道。"
"可是我們沒槍斃你，對不對？雖然槍斃你也是罪有應得。這就是國民黨和我們的區別，"她接著說。"我們並不止是對你寬大，你注意，我們是要挽救像你這樣犯過不可饒恕的罪行的人。我們給你的處分在你看來也許太重了一些，但這樣可以讓你深刻認識你的問題的嚴重性，幫助你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如果你是個老頭子，我們也許會不這樣處理。噢，降級啦，或者別的什麼。因為你才三十八歲，對吧？將來還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這樣做可以保證你徹底改造自己。你還有什麼話要為自己說的嗎？"
"沒有，什麼也沒有，"我又有氣無力地說，等她打發我們走。
"現在，李怡楷，"她卻掉轉臉去對我妻子開腔了，怡楷在她威風凜凜的目光下鎮靜自若。"為了幫助你，我們必須要求你自覺自願提出放棄公職。明天，我等著看你親筆寫的要求退職的大字報。下個月，你們二人還可領到工資，不過那是最後一次。所以，從今天起，你們就得省吃儉用，一分錢也不能浪費啦。別吃豬肉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