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定要跟學校有關係。你回國也有好幾年了，必然有你自 己的經歷和觀感。」
「別提我個人的經歷了！肅反期間我在南開大學挨整，大概和你在延安挨整也沒什麼兩樣 。」
「那是個錯誤，不過已經是過去的事了，不要計較。我向你保證，在這次運動中，不管你說什麼，都不會有任何後果。」
有的朋友慫恿我接受他的意見到鳴放會上發言，也有人教我提防這是「放長線釣大魚」。接著一連兩個晚上，於副校長又親自登門，講的還是同一個意思。同時，教師黨支部書記老劉也來徵求意見，敦促我大膽鳴放。我沒有理由懷疑他們的誠意，於是我在下一次的教職員大會上就發言了。
首先我簡單談了一下，我六年前中斷了博士論文的寫作，回來為新中國工作，沒想到回國後卻碰上種種困難。然後我重點談到肅反運動中我在南開的遭遇。
「那是毫無道理，十分荒謬的。肆無忌憚的違犯民權，明目張膽的官方私刑。即便來我家搜查的人手裡有所謂的搜查證，他們有什麼權利對我懷孕的妻子和老母進行搜身？傷害之外又加侮辱，真是欺人太甚。南開大學至少應當向我們道個歉吧。肅反運動本身是個錯誤，目的無非是壓制思想和言論自由，而它所仿效的斯大林式清黨運動已經被赫魯曉夫揭發譴責了。」
接著我讚揚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政策，讚揚目前廣泛徵求知識份子的批評意見丶鼓勵言論自由。我引用了「防民之口勝於防川」的古訓，加以發揮：「防知識份子之口勝於防洪。在我們幾億人口中，知識份子少得可憐，十分寶貴，應當鼓勵他們作為民族的良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不應當讓他們繼續當封建王朝那種卑躬屈膝的士大夫。一個人民的政府，一個掌握真理的政黨，給予知識份子言論自由，不會失去任何東西，而從無數開放的頭腦卻可獲得集體智慧的無價之寶。這次整風運動可以成為黨和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在外交方面，我認為「一邊倒」的親蘇政策未必最符合國家利益。我們和西方國家搞無條件的對抗，從中得到了什麼？「老大哥」不是和他們保持正常外交關係嗎？我們向西方世界關上大門，從而失去了什麼？談到英語教學，我對中國大學聘請「蘇聯專家」來指導英語教學的做法提出疑問，因為這些專家無非是從蘇聯師範院校畢業的，而我們有的是在英丶美著名大學留過學的教授。難道有一天我們也要請蘇聯專家來中國大學指導中文教學嗎？關於文藝理論和批評，我認為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政治標準第一，那是由於戰爭年代宣傳工作的需要，現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齊放」的精神加以補充。
主持會議的於副校長對我的發言表示滿意，接著就讓怡楷發言。她說，肅反時她根本沒參加南開的運動，而她的母校竟然對她進行非法的人身搜查。她雖感到難堪的侮辱，但她更感到痛心的是對她無罪的丈夫的迫害，這使她聯想到耶穌基督的受難。有些人露出驚愕的表情。但是，英語系同仁黃教授，也是美國留學生，卻立即對我這樣的一個愛國知識份子受到迫害表示同情。他以開玩笑的口吻說：「公安部長羅瑞卿主持肅反，傷害了不計其數的好人，應當槍斃。」英語語音學講師葆青也十分激動地談到肅反時她和愛人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平白挨整的遭遇。
在後來的一段日子裡，受到全國各地大鳴大放形勢的鼓舞，我們的情緒很高。有一天，黃教授約我和一位新來的晁先生到他家午餐。他是黃教授的大學同學，也是留美學英語的，經黃引薦從外文出版社調來。我們海闊天空地閒聊，晁某是個胖子，動不動就放聲大笑，有點「歡喜佛」的味道。又有一天晚上，我和黃，還有另外兩位同仁在兼任英語口語課的北京大學徐教授的屋子裡聚會。三杯下肚，我就談到羅斯福總統1941年提出的「四大自由」。我覺得那個文件是全世界的獨立宣言。「但是你不會認識到它們如何重要，直到你生活在一個威脅要剝奪你享受這些自由的環境，」我說。「正如一個人認為有空氣是天經地義的，從來不認識這個眼不能見的元素對他的生存本身如何重要。人不僅是生而平等的，而且是生來有言論自由的。但是，你怎能自由發表言論呢，除非你有免除恐懼的自由？」 最後我激動地用英語高呼：「不自由，毋寧死！」黃教授譴責了新近由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揭露的斯大林的滔天罪行，最後高呼「赫魯曉夫萬歲！」 我們覺得自己儼然是開始綻放的鮮花。
即便毛在六月發動反右派運動時，我從來沒想到這運動和我有什麼關係。我不就是響應黨的號召知無不言嗎？領導上不是一再莊嚴地保證我們決不會受到任何打擊報復嗎？何況，我從來和資本家沒有任何關係，我怎麼可能是一個「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呢？不管怎樣，不久就放暑假了，我得著手翻譯斯坦貝克的《珍珠》。
三
暑假期間，學院相當平靜，但北京絕大多數大學和政府部門已經刮起反右派運動的風暴了。我在燕大教過的學生小江來看我，告訴我他和他的堂兄大江在整風期間參加過工作單位的鳴放，批評一黨專政和思想控制，反右一開始就受到猛烈的譴責。現在他想躲一下避避風頭。我讓他住在我用作書房的屋子裡。但願這場風暴趕快平息，就像肅反那樣，但我很擔心。他問我運動會鬧到什麼樣子，我覺得我得讓他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思想準備。「你看過《正午的黑暗》和《1984》。情況如果不斷惡化，就會抓人丶關人丶甚至殺人。歷史常常是用殉道者的鮮血寫的。人類社會今天的處境會更壞，若不是有那些殉道者奉獻的犧牲。」過了幾天，他就不得已回單位去了，我從此再也沒見過他。
暑假還沒結束，教職員就忙著參加政治學習了。首先是閱讀和討論黨中央關於反右運動的文件，還有《人民日報》的社論，尤其是那些由「偉大領袖」親自執筆的。我們也看了報刊上連篇累牘的批判文章，矛頭都是針對那些在報刊上和單位鳴放過的知名教授丶作家丶藝術家丶各「民主黨派」領導人，也有一些人為在鳴放中犯了錯誤寫的檢討。接著學院黨委就宣布我們不能停留在學習文件，而是要聯繫自己，聯繫學院階級鬥爭的實際。
九月一號開學，卻並不上課。這是1951年以來高等學府第三次停課搞政治運動。學生忙於揪鬥「右派學生」。教師忙於檢討自己的錯誤思想和言論，揭發檢舉其它教師。再一次，我又當上了頭號政治罪人，在「政治學習」小組會和教職員全體大會上接受沒完沒了的訊問和批鬥。把我打成一個「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好像早在第一次開會以前就有定論了。會上會下都有人要求妻子揭發檢舉我。幾個月前還對我友好的同仁和學生開始迴避我了。開會中間休息時，沒有人理我，我覺得好像是一個等候判決的罪犯。我感到上當受騙的憤怒，但我也明白我毫無辦法。我上了人家的釣鉤固然蠢得可以，但是那麼多老成持重的大知識份子和久經考驗的老黨員不是也同樣落難了？
接著召開一次又一次教職員大會，舉行「大辯論」。所有我在會議上或私下說的話，以及別人無意中聽到我說的話，都被譴責為對黨的內政和外交政策丶對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全面攻擊。我注意到「革命同志」人手一冊，油印的《巫寧坤右派言論集，供批判用》。我在「大辯論」中唯一的權利是承認任何提出的罪名。任何解釋或澄清事實的企圖都被大聲斥責為對革命群眾的「反攻倒算」丶堅持右派反革命立場的表現。南開的老同事楊教授聲嘶力竭揭發我當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戲劇的女教師揭發說，她曾親耳聽到我高呼「不自由，毋寧死！」有沒有這回事？我承認有過。「用反動美國口號進行煽動！」她怒吼道。革命群眾也跟著怒吼。一名黨員指控我提議在滾沸的大油鍋裡油炸黨員。「發泄惡毒的階級仇恨！」又是一陣怒吼。晁先生揭發那次黃教授款待他的午餐是一次右派論壇，他當時強壓著滿腔怒火聽我胡言亂語。每提到我講過又經他加工的話，他那贏人好感的呵呵笑聲變成了似乎義憤填膺的怒吼。
又有一天，午休時間，我推著小推車裡的兒子到校園裡去轉悠，好讓我的腦子暫時拋開一上午鬧哄哄的批鬥，路上碰到了一位年長的女同事。她是多年前從美國回來的，平常見面有說有笑。我和她打個招呼，她沒理會。下午會議一開始，她就跳起來指控我滿不在乎推著孩子在校園裡亂轉，故意表示對抗運動。更惡劣的是，她說，她聽到過我手裡抱著孩子喊「小丁丁萬歲！」，惡意糟蹋「毛主席萬歲！」的神聖口號。甚至有人譴責我的婚姻是「右派反動派和反動天主教徒的政治結合。」怡楷不得不參加一場又一場的批鬥會，「洗耳恭聽」，如同中國悠久的國粹中陪同死刑犯押赴刑場的 「陪綁」。
黃教授是唯一站出來為我辯護的。他指出，我放棄在美國的舒適生活和學術前程，回來為新中國服務，是一個愛國主義的知識份子。他承認，我有一些話也許講過了頭，但是應當考慮到我長期在國外對國情不免有隔膜。無論如何，我響應黨的號召，熱烈地直言不諱，而有些人卻一言不發。他的老朋友晁先生，還有別人，都告誡他注意自己的階級立場，否則他本人也會滑進右派的泥淖。
晚上我接受小組訊問，「ABC」反革命集團的老問題又提出來了。它是什麼時候成立的？一共有多少成員？他們在我指導下讀過那哪些書？我的身份是什麼？它的政治目的是什麼？由於「ABC」從來沒存在過，這些問題無從回答。我為什麼參加他們五一勞動節在頤和園的集會？小江犯有反革命罪行在工作單位受到批鬥，畏罪潛逃，我為什麼收留庇護？他躲藏在我家幾天，我和他談了些什麼？我簡慢地答道：「他是在私人家裡作客。」他們警告我不得耍滑，更不得借題發揮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另一個老問題又提了出來：我到底為什麼在1951年回國？我受到一個重複出現的惡夢的纏繞。
最後，國慶節前夕，我在教職員全體大會上被正式定為最毒的「毒草」-「極右份子丶資產階級右翼的骨幹分子。」我犯的是反黨丶反人民丶反社會主義的滔天罪行，因此我是一個「三反」反革命分子丶人民公敵。我的罪行纍纍：我出身於反動地主家庭；我曾在反動的國民黨空軍當翻譯；我多年接受美帝國主義教育；我和「ABC」反革命集團有關係；我參加過反革命集團最近的集會；我惡毒攻擊偉大的肅反運動為私刑；我公開叫囂要求給右派份子推翻社會主義中國的言論自由；我囂張地高呼美帝的反動口號「不自由，毋寧死！」；我惡毒攻擊「老大哥」，反對毛主席的「一邊倒」外交政策；我猖狂攻擊毛主席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我恨不得油炸共產黨員；我在偉大的反右運動期間在家中窩藏現行反革命分子小江；如此等等。義憤填膺的革命同志們高呼口號，讓我「低頭認罪」。面對張牙舞爪的革命同志們，我從椅子上站起來，聲淚俱下地承認全部罪行。我覺得我在認罪時已經把自己糟蹋夠了，他們還斥責我死不悔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