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蘇(俄)共欺騙和攪亂中華民國。
1、欺騙:1919、1920年蘇俄(共產黨)公開聲明:"放棄一切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放棄沙皇俄國在中國所有特權"。1929年7月,中華民國東北政府依據蘇俄聲明接管中國境內的"中東鐵路管理權",8月蘇聯宣布與中國斷交,出動八萬軍隊入侵中國東北,海空軍協同進犯中華民國領海和領空。上述聲明純屬欺騙。1945年,中華民國和蘇聯簽定《加盟條約》,蘇聯承認中國對蒙古的宗主國地位;必須在1950年內撤走在外蒙古境內的所有駐軍,民國政府1950年10月10日恢復對外蒙古駐軍;承認中國對海參崴的主權,民國政府將在1995年恢復對海參崴的主權;承認江北64屯為中國領土,圖門江出海口是中國主權。這些內容到今天,不僅沒有對中華民國兌現,對中共國寨也依然是一紙空文。
2、攪亂:蘇俄關於廢除帝俄和中國所訂一切不平等條約的聲明,帶給李大釗、陳獨秀新俄國的幻像,傳播馬列主義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激情暴力成了新青年的標準和五四運動以及後來學生運動的格調,中國人的儒雅形象蘇俄(邪魔)化、小人化、痞子化開始,埋下中國共產黨成立和中國國民黨邪變的種子。1920年在中國上海成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直接領導中國共產黨6月在上海成立革命局,也稱上海中央局,11月起草《中國共產黨宣言》,宣稱領導中國工人作為階級奪權和獨裁,"用革命的辦法"去建設,以此作為收納黨員的標準。
中國共產黨從1920年成立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活動一直直接接受俄共、蘇共和共產國際的人員指揮和經費支持,召開了顛覆中華民國的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年中共在全國二大後正式加入共產國際),亦步亦趨地接受蘇俄和蘇聯以革命名義分裂中華民國的暴亂和割據的指示。1924年1月,以軍事援助和組織指導的條件直接幫助中共以黨員個人加入國民黨的方式與國民黨合作,5月幫助國民黨組建革命紀律替代哥們義氣的黃埔軍校,大量中共黨員(周恩來、毛澤東等)因蘇共作後臺進入國民黨中央黨部,成為黃埔軍校政治部高官、老師和多期軍官生,附心挖體地向國民革命軍人灌輸共產邪惡主義和社會敵對主義思想,掌控國民黨農工部和國民革命軍許多團、營、連、排、班。兩次拒絕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申請,只吸收中國國民黨為準共產黨和給了宋慶齡(直接聯繫)、蔣介石(共產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名譽常委)特別待遇,種下國共分裂的種子。
國共北伐分裂之後,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成了蘇聯指揮中共叛亂的指揮部;中東路事變之後,蘇共赤裸裸地命令中共武裝保衛蘇聯,強令中共中央"在全國發動武裝暴動",直接製造了1929年遍及南中國城鄉的暴亂。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兩天,共產國際命令中共繼續"武裝保衛蘇聯",發動全國城鄉的武裝暴動,包括髮動工人罷工和學生示威遊行,企望利用日本侵略中華民國的時機,"迅速奪取"一省或多省,50天後中共奉旨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製造了"兩個中國"的事實,還號召各少數民族都獨立,將中華民國像歐洲古代羅馬那樣成為中世紀的歐洲森林。顯然,中華民國在大陸25年(1924∼1949年)的動亂(17年全國內戰和8年全國日侵)蘇共負有直接和間接責任,是亂源之一。
二、中共成為中華民國1922∼1949年間的主要動亂之源。
1、煽動和領導工農運動:中共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後來總工會)部署和委派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蒼蠅似的飛,全國範圍去叮有縫的蛋。1922年蘇兆征策動香港海員大罷工,煽動起全港總同盟罷工;獲勝之後趁勢在安株萍路礦、開灤煤礦發動共計六萬多工人的罷工;再獲勝後再以"自由人權"名義煽動京漢鐵路總罷工,毫不妥協的態勢逼愛學生和愛共和著名的將軍吳佩孚出兵鎮壓,才恢復了一刻也不能堵軌的鐵路運行。從1922年1月起連續13個月裡,中共才幾百個黨團員的邪教,就煽動和製造了中華民國城市、工礦、鐵路、航路30多萬工人100多次罷工鬥爭。京漢慘敗之後,中共工亂沉寂了兩年,終於在加入國民黨之後利用國民黨的聲名、人力、組織等資源之後,同時在工人和農民兩個人群裡煽動了更大的禍亂。1925年利用黨員顧正紅一人之死煽動25萬工人、學生、市民罷工、罷課、罷市,並策動全國各地城市民眾三多次"三罷"和募捐支援,促成上海工人帶薪罷工的五卅運動;聲援五卅運動,在香港和廣州又策動了為期16個月的省港工人大罷工,乾洗掙錢養家餬口的工人成了中共的職業造反派。這鼓邪氣逼人的妖風被中共黨員刮到農村,鼓動農村不務農業的痞子在廣東、湖南鬥地主、分田地、拆房屋、欺男霸女,直到國民黨武力清黨動亂才停止。
2、策動和製造城鄉暴動:以天下大亂樂此不疲的中共被蔣介石和汪精衛以武力制止住了主義煽動和領導之後,從1927∼1930年,策反北伐征途上的國民革命軍和各地的農民和城市無業者,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平江起義、弋陽橫峰起義、黃麻起義、左右江起義、渭華起義,等等,湖南、江西、福建、湖北、安徽、廣西、廣東、河南、陝西境內,發動了數十場起義,建立了挂"蘇維埃革命"招牌的大大小小15個馬列主義邪教山寨。1929年在中東路事件之後,各地起義口號居然是保衛蘇聯。1931年,趁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之機,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為主席,朱德為紅匪總司令。在馬列主義邪教宣傳到的中共紅匪山寨,大張旗鼓地搞土地革命,在消滅地主階級的群體滅絕口號下殺人搶地,並以反AB團的名義整肅心不狠毒或不絕對服從的"內部敵人"--黨務幹部或紅匪軍官。1934年被蔣介石成功清剿,動亂才停。從1927∼1934年,七年裡中共禍亂的兩千萬人的農村減少了一半人。
3、領導和組織學生動亂:1927∼1936年,是中華民國的黃金十年,國民黨執政的國民政府在內憂外患中平定了中共內亂,延緩了日寇入侵。而這十年之裡,亂黨罵亂的中共每逢國家遭受外患之際就鼓動學生鬧事:9·18事變之後,策動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三萬學生在南京砸東摔西地暴力請願,激化矛盾;華北事變之際,策動北平學生舉行"12·9"運動,16日後更鼓動到華北農村去搗亂。1936年西安學生紀念"12·9"運動一週年,稚嫩的、血紅的臉竟成了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催化劑。1945∼1949年,在決意準備和發動內戰的時候,中共在昆明策動"12·1"學生運動,利用美軍強姦北大女生瀋崇一事(這等事件完全可以通過法庭審理平靜處理的),鼓動全國55萬學生抗議,抹黑國民政府;繼而又鼓動全國學生舉行"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運動(而今憤青一樣也不反)。
4、利用日本解難和擴大力量:日軍侵略中國東北之際,中共發動學生去南京請願,意圖牽制國民政府軍清剿江西蘇維埃山寨國時間和力量,卻在失去了馬列邪教山寨而到處流竄(所謂長征)之際,發出"八一"通告,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哀號示弱和求饒。1936年,利用東、西北軍與國民政府中央軍的矛盾和張學良急於擺脫為保軍力丟地盤不抗日的羞愧,策動了西安事變,逼蔣介石聯共抗日,從而使兵力不足四萬並居住在窮鄉僻壤的中共紅軍獲得喘息和生機。全面抗戰爆發後,共產黨紅軍及游擊隊用國民政府軍的名義得到承認其存在(不遭攻擊和消滅),並趁國民政府軍隊守衛全國城市和日軍佔領城市兵力不足之機,進入日本佔領區城市之間的華北、江浙的農村地帶,以敵後抗日的名義不抗日(沒抗的),以八路軍、新四軍的名義佔地盤,建立不歸屬中華民國的蘇維埃山寨。這時候,真正抗過日的林彪被送蘇聯,彭德懷被批判,全部中共軍隊學習坐山觀虎鬥,並趁機種鴉片搞錢搞藥搞糧食,開展整風運動確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和絕對服從中共邪教的黨性(魔變人心)。這樣在日本投降和中共再度內戰之際,國民政府八路軍、新四軍搖身一變而成的解放軍竟然有128萬(比起初增加了122萬多人),控制了連成片的19塊邪教大山寨,控制農村人口1億人以上。
5、利用謊言魔化中華民國和自我美化:中華民國從北洋軍閥到國民政府22年(1912∼1949年)裡實行的都是全無經驗、摸索探尋的國民共和制,兩千多年儒道佛思想文化合成的家人傳統裡,仁愛與私情交織,俠義與偏狹結合,正氣和匪氣混雜,這一切在共和國民權初期五花八門,好歹盡有。中共則利用魯迅、田漢等激憤的眼睛、淫亂的意念,放縱想像和語言去把小人覺得壓抑的儒家文化辱罵成"禮教吃人",把歷代被有效控制的阿Q習性放大為國民性,都盡情利用言論自由地堆放給中華民國,新中國成了舊中國。同時又利用軍隊在它的山寨國絕對嵌制民眾言論,聯合民眾如同今日學生掃除迎檢查、背書式講話一般地弄虛作假,利用埃德加·斯諾等左傾文人的紅色情愫和文章書籍將延安描繪成中華民國的淨土--黑暗中國的明燈,新中國是秧歌區。成千上萬的城市青年和海外華僑被欺騙或誤導投入到紅色魔窟,很快經過整肅成為妖言惑眾的一員。這種情形下,即使有個別人逃脫控制講出中共紅區的真相,因其超出人的想像(如同今日法輪功講中共真相一樣)很難讓人相信,反而引導好奇者去魔變成為人妖活鬼。
如此中華民國在抗戰結束後,農村有這樣一個邪教山寨國,一億人一個鐵板似的應對始行憲政、憎恨腐敗、厭惡戰爭並四億人可罵、可怪的國民政府。1946∼1949年這場清剿·解放的內戰,還沒打就注定中共必然勝利。中共的勝利只是在演戲似的呈現這個歷史精巧安排的棋局搏殺過程以了結恩怨、擇時輪迴而已。
6、遏制中華民國的生存空間: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一顛倒,正好被甩到東南的海裡,不僅把民國成果和國際地位都交給中共,而且憑神恩成為南海小龍的騰躍空間在中共混入聯合國和騙入WTO之後一直被遏制,屈指難伸。
中華民國溯源西周國人暴動和周召共和,是民權代君權的新中國,不幸卻被共匪亂,亂得幾乎沒有了立錐之地和國際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