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的從簡，還是我的疏忽？這是沒必要的述說，還是有意識的迴避？
應該說，這是我刻意迴避的一段歷史。我刻意，是因為我羞愧。
我自己都不能相信，和丈夫心心相印的我，竟然把這件事，對他隱瞞了20年。20年裡，上至政治，下至雞毛，我們什麼都談，獨唯沒有談到這一點。
前幾天，有個智者說：真實是回憶錄的第一生命。這句話警醒了我；晚上看電視，當看到孤獨無助的女孩，面對律師下跪時，我的心震顫了。
我知道，我雪藏的那段歷史，應該昭告於天下，大白於天下。
從1989年6月5號起，我的心就在油鍋裡煎熬。由於兒子有多種症，他基本徘徊在留級線上；丈夫申請澳洲留學，存款和借款已兌成澳元寄出；公婆80有餘，只有我這麼個兒媳。如果判刑，兒子還能正常讀書嘛？如果判刑，丈夫還能出國嘛？如果判刑，公婆能撐得住嘛？如果判刑，有著憂鬱症的大姐，會崩潰嘛？
一個個的問號折磨著我，折磨的我都快發瘋了。那種錐痛，無法用語言描述。這一刻，我明白為什麼張志新會瘋；為什麼王實味會傻；為什麼巴金會言不由衷；為什麼有那麼多人俯首；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自己把自己送上祭壇。
7月份的某一天，檢察院來了。一個男青年，一個女青年。他們用同情的眼光注視著我。
"我們檢察院，絕不認為孫寶強是壞人。"男青年鄭重地說。
"......"
"你孩子幾歲？"女青年凝重地問。
"9歲。"我的眼淚憋不住了。
後面是什麼？後面是公式化的一問一答，後面是程序化的簽字畫押。有唏噓，沒有實質性的救助；有不忍，依然是敬業的，一絲不苟的工作。
我接受同胞真誠的同情；同時我也接受同胞，真誠的無奈。
檢察院是來了，但律師遲遲沒來。在苦苦的渴望中，我千百萬次地祈禱，祈禱我的律師能像賈林的律師（女囚瑣事裡的難友），能力挽狂濤，能回天有力，能起死回生，能給我創造一個奇蹟。
我終於等到了我的律師。當律師告訴我，他是一個被平反的右派時，乾涸的心突然湧出清泉。我猛地跪在他面前。這動作把他嚇了一跳，同時也把我嚇了一跳-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下跪。我相信，這也是我這輩子，最後一次下跪。
律師的助手告訴我，他是一個高級律師，再加上自己不幸的遭遇，我的案子一定能得到他的鼎力相助。絕望的心，突然綻開了希望的嫩芽。嫩芽在眼淚中顫顫發抖，帶著溫情，帶著渴望，甚至帶著母親的本能。這一刻，我也有了賈林死而復生的變化。
開庭了。法庭上我根本聽不到律師的辯護，只有公訴人充滿文革式的辱罵：煽動......傳播謠言.......歹徒。這與其說是法庭，不如說是私家祠堂，不如說是黑社會的衙門，不如是說是中世紀的教會，不如說是飲血茹毛的蠻荒叢林。
沒有了不同的聲音。律師的聲音，一點點沉寂，終於沉寂到黑暗中。黑暗中，公訴人的聲音，碎玻璃一樣的尖銳，重金屬一樣的冰冷，紅烙鐵一樣的殘忍，鼠役一樣的骯髒。在一邊倒的蠻橫中，我被送上祭壇。
20年過去了，這一幕我不願意想，更不願意說。既然中國人的傷口還沒痊癒，我就不必撕開自己的傷疤。但是，當中國政府再一次在教科書迴避64，當香港學生陳一諤發出驚諤的聲音時，我雪藏的歷史，一定要昭告天下。
我寫出了這段‘不堪'的歷史，你敢寫嘛？我是年過六旬的老嫗，你是手握百萬重兵的大佬。我希望你和我，站在一個平臺，平等地，公平地，心平氣和地對話。而不要選擇黑夜，黑衣人，黑頭套；而不要選擇誣陷，綁架，暗殺。那樣的話，很不堪！很不堪！
20年來，我一直以自己的下跪為羞，為愧，為辱，為恥。但你呢？難道你不懺悔自己？你譴責日本政府修改教科書，你怎麼不譴責自己？你連自己的同胞都不放過，你連學生娃都不放過，你連仗義執言的母親都不放過，你連上訪的苦難訪民都不放過，你連我的21年工齡都不放過。你說，你的底線究竟在哪？
我等了你20年。20年了，你應該發個聲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