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的大學錄取中，家庭背景一直很重要。在二戰前，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以前，大學被以所謂「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清教徒」(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為代表的上流社會所壟斷。一些猶太平民子弟靠優異的成績進了常青籐，就讓既得利益集團驚恐不已。在一戰以前，常青籐還是延續歐洲的 傳統，按考試成績的客觀標準錄取學生。這種錄取政策，其實並非看起來那麼公平。比如，考試所要求的一些科目，如古典語言等等，普通的公立學校不教或者很少 教。結果，那些從私立貴族學校出身的WASP還是佔盡優勢。但是，猶太人的到來挑戰了這一體系。這些猶太子弟學習認真刻苦，即使在公立學校就讀，也精心准 備常青籐的入學考試，並經常能夠戰勝WASP子弟。紐約是猶太人的聚居地。地處紐約的哥侖比亞大學首當其衝，猶太學生的比例一度達到目的40%以上。這就 導致了美國大學的第一個專門的「錄取辦公室」於1910年在該校建立。這一辦公室的使命就是解決「猶太問題」，把那些「不受歡迎的學生 」(undesirable students)的人數減少到最低限度。辦法是在錄取時不僅僅看成績，還要看學生的「品格」(character)和「領導力 」(leadership)等素質。當然，這些素質的評價具有非常主觀的色彩，使錄取官員可以繞開客觀的考試標準。結果大見成效。到1921年，哥倫比亞 的猶太學生比例被壓到了22%。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這三巨頭也很快效法。考生進大學不再是參加一個考試那麼簡單，而要填寫詳細的個人和家庭背景資料，撰 寫自傳性的作文，描繪足以證明自己的「品格」和「領導力」的課外活動。當然，還有由「靠得住的」教育工作者寫的推薦信。錄取時要處理的信息也越來越複雜。 沒有過多久，錄取辦公室就成了美國大學中普遍的、永久的部門。美國大學的歷史由此被改寫。
雖然有這一骯髒的歷史，這套系統在二戰後仍 被保存下來，特別是經過種族平權的「積極行動」(affirmation action)而被用於扶助弱勢的目標，獲得了相當可觀的社會效益。如今，美國的大學錄取仍然不僅僅是看成績，個人在功課外的成就、家庭背景都是非常重要 的因素。學校在這些方面的取捨過程也是嚴格保密的。這就給錄取過程帶來的相當大的神秘性。最近，麻撒諸塞州的兩個知名大學Tuft University和Amherst College讓《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走進其錄取辦公室監督整個的錄取程序，最後記者的觀察被公開登在報紙上，使我們對美國大學在錄取過程中如何查學生 的家庭背景有了一個非常具體直觀的瞭解。
這兩所大學都是快能與常青籐比肩的名校，有「小常青籐」之稱，錄取競爭非常激烈。Tuft University今年有一萬五千申請者，最後能收到錄取通知的有三千多學生（因為大多數學生同時申請許多學校，拿到錄取通知後常有一半左右不會來就 讀）。錄取委員會有七名成員，從三月開始一起最後開會審閱錄取材料。這一過程被錄取部主任戲稱為「長征」(long march)。在會上，一個女生的申請材料擺在大家面前：成績全Ａ，女童子軍成員，舞蹈家，同學的輔導老師…. 然而，如此優異的記錄難以給委員會成員留下深刻印象，大家很快就否決。「這樣的人太多了。」一位錄取委員會成員說。
另一位是義大利藍領工 人的兒子，因為其作文動人地描述了他對食物和家庭的熱愛，以及他和自己智障的弟弟的關係，一下子被大家看中，很快獲得一致通過。下面一位是個平均成績為 Ｂ、英語成績為Ｃ的學生。她有聽力障礙，生長在西班牙語家庭和非常破落危險的社區，每天要通勤一個多小時上學，從小就照料自己的弟妹。錄取人員對她爭論不 休：「這孩子在大學第一年可有些吃不消，不過最終她會趕上來。」「她已經克服了許多艱難困苦，我們不應該讓這樣的孩子失敗。」大家討論了二十分鐘仍沒有結 論，最後不得不推遲決定。
Amherst College的錄取委員會有六位成員，要在7700申請者中挑選1100位學生。一位科羅拉多的學生材料被擺在他面前。他成績平平，在一般情況下肯定不 合格。但是，錄取委員會發現，他父親離家出走多年，他母親失業，他生長在犯罪率極高的社區，掙紮著不掉進犯罪的陷阱。結果，他的成績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委員會一致決定錄取。
另一個來自紐約的牙買加移民，雖然在美國歷史和統計兩項高級課程考試中拿了高分，但在大學錄取的主要綜合考試ＳＡＴ 中成績僅為1180分（滿分1600），離Amherst College學生1360-1530的中等水平還差的非常遠。錄取委員會發現，她的父親曾被關進監獄並已經被遣反牙買加。大家一片嘆息：「這是多麼艱難 的生活！」不過，在紐約，這樣的學生實在太多了。最後，大家把她放進了候補名單（因為美國大學錄取的學生有一半左右不來就讀，當不來就讀的學生人數超過預 想時，留出的空額就由候補名單中的學生填補。即使一流大學，候補的機會也相當大）。
一個非常輕鬆地獲得一致通過的學生，來自貧困的移民家庭，十一歲才開始講英語，各項成就都很出色。大家無話可說，連舉手錶決都沒有就把她的材料放進了錄取檔案。
錄取委員會非常認真地審查申請者的家庭背景：父母的職業和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所上的高中裡升大學的學生比例等等。這三項越低，這個學生越容易被錄取。父母都沒有進過大學的被歸入SP30類，家庭收入非常低的被歸入SP31類。這兩類的學生，在錄取中得到了種種的照顧。
當 然，這樣考察學生的家庭背景，並非論出身取人，也不是把大學變成慈善機構，其最終目的還是挑選人才。在這樣的選材過程中，大學把社會和家庭因素當作衡量學 生「品格」的一項指標。你以後在一生的事業中是否有克服艱難險阻的品格，是你成功的關鍵。而這種品格，從你上大學前如何「克服生活的挑戰」中能非常明顯地 體現出來。當然，艱難的生活也加強了你對他人的理解力，成為你的「領導力」的基礎。可見，「品格」和「領導力」這種在美國大學錄取中非客觀的指標，剛開始 設立是為了保護既得利益，如今則基本上成為輔助弱勢階層的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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