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制度之惡還是人性之惡?(圖)

作者:何清漣 發表:2009-05-02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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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國發生一系列吸引眼球的現象,即無數"英雄"面對極權體制競相折腰。章詒和的"告密者"與"臥底"剛披露了馮亦代等文化名流的告密舊事,北大教授孫東東的"訪民99%以上有精神疾病"論緊接著粉墨登場。似乎這些知識界人士的墮落還未足見證"精英"之醜陋,銀屏 "英雄"成龍更赤裸裸地以"中國人需要管"為專制政治張目。

有人認為不應該追究馮亦代這類告密行為,理由是"告密是毛時代的政治高壓所造成,因此不能責怪個人"。這理由的前一半不無道理,因為極權政治掌握了人賴以存活的一切資源,不服從者不得食。這種體制將人分割成一個個互相分隔的原子,使人們陷入徹底的孤立狀態,親人、朋友之間亦不能互相信任。在這種巨大的壓力與恐懼之下,即使像金岳霖、馮友蘭、朱光潛、周谷城等造詣很高的一代學人,也無一不在中共統治之下變成了低首伏心的 "思想囚犯"。但後一半卻全無道理,因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重提舊事的目的主要不是清算當事人,而是要讓人們認識到極權體制讓人變成鬼的罪惡。畢竟,我們都經歷過或者正在經歷這種遠未結束的政治高壓,但不是每個人都墮落到糞土之中。

如果說馮亦代成為告密者尚可歸罪於時代,那么孫東東與成龍的言論卻並非屈服於政治高壓,屬於主動迎合獻媚,因為後毛時代對人的嚴酷控制遠不如毛時代。更值得思考的是,據說孫東東在"六四"期間曾冒險保護過學生;而成龍當年"六四"時也曾放歌支持學生運動。是什麼力量使這兩位當年尚有是非之心的"精英"的價值觀發生這種倒轉乾坤的變化?僅僅從利益選擇上考量無法得到合理解釋。因為在當局無法控制的公共輿論中,這條向權力獻媚的道路通向的是恥辱而非榮耀。更何況如今中國取媚權力者日眾,當局已將獻媚視為理所當然,這種獻媚帶來的利益之"邊際效益"趨近於零:孫東東說了那些無良之語,他的政治地位不會立刻獲得提升;成龍如此獻媚,政府當局也不會組織各單位觀看他主演的電影,以提升其大陸的票房收入。將一些功成名就的精英變成無恥的政治獻媚者,不能不令人嘆服極權體制對人的馴化功能。

如果說孫東東生活於中國這個不自由的世界,其行為是共產黨長期馴化的結果,那成龍化蟲的過程就不能如此解釋。因為成龍生長於港英時期的自由香港,沒經歷過中國大陸人都曾經歷且還在經歷的思想馴化過程,他成為一個向極權獻媚者的原因就更形複雜,值得追索。

自從羅曼·羅蘭封存蘇聯之行日記50年之遺囑事件曝光以來,我就開始注意一個令人痛心的現象:許多生活於自由世界的知識精英,他們在本國的民主政治體制之下常做獅子吼,敢於批評一切不公不義的現象,比如羅曼·羅蘭就有"法國的良心"之稱。但一旦他們與極權體制相遇,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極權統治的阿諛者與依附者。這條通向屈辱的道路上過去行進著不少人,比如那寫了《震撼世界的十天》的約翰·裡德,比如《西行漫記》的作者愛德格·斯諾。他們為極權體制所做的宣傳曾為蘇共與中共立下汗馬功勞。

也許有人會辯稱西方人之所以受騙上當,是因為他們不瞭解共產極權國家的真相,那麼我還可以找出許多華人精英竟相阿附於極權的事例,比如金庸身負將武俠小說這一俗品送入文學殿堂之功,阿附極權並不會使其聲譽更隆,但他偏要獻媚中國當局自污其身。有人曾為金庸辯稱,認為是其性格軟弱所致,那麼強悍的李敖在臺灣呵佛罵祖,見佛殺佛,但到了大陸卻鋒芒盡斂,其鋒芒內斂之功令人嘆為觀止。

極權統治為什麼會引眾多"精英"竟相折腰?這究竟是制度之惡還是人性之惡?多年以來,這個問號有如巨大的芒刺紮在我的心中。我認為,這應該成為一個大課題,因為"精英" 們變為卑污的告密者與獻媚者的醜劇仍在中國上演,更可怕的是如今的告密者還不會像馮亦代那樣寫《悔餘日錄》以示懺悔之意。

因此,"我們需要靈魂的拷問",這種拷問,既對他人,也針對自身。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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