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認清毛澤東系列節目的第12集。這集我們將向大家介紹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共怎樣壓榨陝甘寧邊區的民眾，以及種植和販賣鴉片的情況。本次節目內容來自著名作家張戎女士的著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第二十六章"革命的鴉片戰爭"。
延安被叫做中國革命的"聖地"，以共產黨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著稱。真正使延安能夠生存發展，靠的是什麼呢？
延安有兩項重要外援。一是國民黨政府(在頭幾年)的接濟，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一九四零年二月，斯大林親自把援助規格定在每月三十萬美金上。這相當於今天的四千五百萬至五千萬美金一年。
來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農業稅，有一個響亮的名字叫"救國公糧"。延安所在的陝甘寧邊區公糧數字年年直線上升。有記錄在案的頭五年的官方數字是這樣的(以石計算)：
一九三七年 一萬三千，八五九石
一九三八年 一萬五千，九七二石
一九三九年 五萬二千，二五零石 ；
一九四零年 九萬七千，三五四石 ；
一九四一年 二十萬石
一九三九年的急劇增長，是因為那年毛澤東開始大規模擴展軍隊和根據地，需要錢糧。徵糧常常靠強制與暴力，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謝覺哉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記提道，徵糧有"逼死人，的。謝覺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幾十年的老關係，所以膽敢一直記日記。一九四零年天災歉收鬧飢荒，公糧仍增加了近一倍。一九四一年，收成減少兩三成，可是公糧卻再次翻一番。
當地人怨聲載道，毛也知道這一點。他後來對高級幹部講了個故事，說一天雷雨中某縣長被雷電擊斃，一位農民就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毛聲稱他瞭解到農民的反感後，決定減征公糧。事實恰恰相反。那個雷雨天和農民的詛咒發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而四個月之後的十月十五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無前例的高額公糧。也就是說，毛得知農民的怒氣後反而加倍向他們徵收，甚至還添上一項新的稅收：公草稅，即馬料。
另一次，毛提到一個"裝瘋的人"衝過來打他，"對我有義憤，原因即那年公糧負擔重。"他沒有提到其他悄悄流傳的故事，其中之一說一個農民買了張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來。審問他時，他說："毛主席不長眼睛。"真實的公糧數字此後不再公開。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陝甘寧政府宣布的公糧數字比實際上起碼少說了兩成。
中共宣傳說陝甘寧邊區的稅收比國民黨地區低得多。可是謝覺哉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記裡寫道：邊區的農業稅跟國民黨地區比並不輕，有的人 "交公糧後沒得吃，所交公糧之數幾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糧相等．"，"如白玉賓全家四口，收粗糧五大石，須出公糧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實際收的糧不夠交公糧"。
能為陝甘寧邊區帶來收入的還有鹽。鹽很容易生產。根據一九四一年邊區政府工作報告，邊區有七個大鹽池，"產鹽方法靠天，夏季太陽一晒，水面結晶，稍微下點雨，融去硝質，打下就是。過去只要鹽有銷路，產量是無窮的。"共產黨佔領頭四年，沒有產新鹽，把幾十年的存鹽都用光了，致使"西北各地都鬧鹽荒。"報告說這是因為"我們缺乏遠大計畫。
一九四一年，邊區政府終於看到了這個賺錢的寶貝，開始產鹽。鹽成了本地收入的第二大來源。對國民黨統治區的出口中，鹽佔了百分之九十。中共宣傳說延安處在蔣介石嚴密的經濟封鎖之下。事實上，它跟國統區之間貿易不斷
鹽產在邊區的東北邊，出口口岸在南邊，運輸全靠農民做義工，跋涉在七百公里的崎嶇山路上，稱之為"宮督民運"。謝覺哉等人向毛上書，反對這個"人民賠累，荒廢農時，強所不願"的嚴酷政策。但毛告訴他們："官督民運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當的"。
一九四一年德國入侵蘇聯後，毛擔心蘇聯不能繼續資助他，找了個新的收入來源：種鴉片。幾個星期不到，延安就買了大量鴉片種子。第二年，大規模的種植鴉片開始。
在小范圍內，毛把此舉稱為"革命的鴉片戰爭"。在延安，知情的人們含蓄地說著"特貨"。中共掌權後，這件事在歷史中消失了。當張戎女士問毛澤東的秘書師哲時，他先說："這個東西傳出去，對我們共產黨很不利的。" 接著承認說："是有這個事情。""鴉片周圍種了很多糧食，是高粱，鴉片種在中間。"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延安的一個蘇聯人打麻將時直截了當地問毛，共產黨人怎麼可能"公然種鴉片"？毛不吭聲，鄧發替他回答：鴉片能賺錢，"有錢我們就能打國民黨！"西安報紙上有一個很詳細的調查報告，指出陝甘寧邊區那年種鴉片的地有三萬英畝。
鴉片的主要種植地跟國民黨將軍鄧寶珊的管轄地接壤。鄧將軍是中共的"老朋友"，他有個中共黨員作秘書，女兒也是中共黨員，女兒住在延安。他不時造訪延安，還把黃河上的兩個要緊的渡口拱手交給中共，使延安跟其他根據地的來往暢通無阻。
鄧將軍本人也種鴉片，號稱"鴉片大王"。他跟毛互相開方便之門。蔣介石曾經考慮讓鄧寶珊換防，毛一聽說就電告在重慶的周恩來，要蔣停止調動，否則他要"用武力"，把調來的部隊"消滅之"。蔣只得打消換防的念頭。毛對鄧寶珊的感謝從他在"七大"上的講話中可見一斑，他兩次特地提到鄧，一次與馬克思並舉，引得蘇聯駐延安代表孫平發問："鄧寶珊到底是個什麼人哪？毛澤東居然把他跟馬克思相提並論！，但毛並不信任他的這位恩人。中共掌權後鄧留在大陸，也掛上一連串頭銜，但當他提出想出國看看時，他卻未能如願。
一年的工夫，鴉片解決了中共的困難。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毛電告周恩來："邊區財政難關已度過，現黨政軍積蓄資產值邊幣五萬萬以上(合法幣二萬萬五千萬以上)。"這個數字六倍於陝甘寧邊區一九四二年的政府預算七千九百萬元。據蘇聯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賣了四萬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鴉片，價值二十四億法幣(相當於今天六億四千萬美金)。到一九四四年，用秘書長謝覺哉的話說，中共很"富" 了，而 這"無疑是由鴉片"來的。
延安幹部的生活大為好轉。王恩茂日記裡描述了一頓不算特別的飯局："開始吃了一些糖、油煎花生和面塊、梨子、棗子、花生等，然後吃了幾十碗菜，每個桌都剩了很多的菜吃不完。"從其他根據地來的人常常驚呼延安吃得太好了。"延安黨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湯。大盆四方塊紅燒肉，讓你吃個夠。王恩茂問他們是不是"七大"代表都是吃這麼好？答覆的是你來已減少了一半，過去是八個菜。
"毛主席發胖了！"鄧寶珊將軍一九四三年六月與毛重逢時恭喜他說。
直到 一九四四年，中共才停止種鴉片。鴉片帶來的財富並沒有用來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據謝覺哉記載，共產黨吃大灶的，每年也吃肉二十四斤，而老百姓平均每人吃肉僅五斤。毛一面儲備巨額財富，一面不放過機會搜括人民。一九四三年六月，他稱蔣介石軍隊要打延安(其實蔣並沒有要打)，要陝甘寧邊區人民"自願捐獻"柴火、菜蔬、豬羊、存款。
貧困給陝甘寧邊區帶來高死亡率。這使中共高官也感到不安。謝覺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記寫道，志丹縣"今年上半年出生率百分之三，死亡率百分之十四"，死亡率是出生率的五倍。財政部長李富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說邊區是"財旺，人不旺(疫病流行、人畜死亡率仍高)"。
中共還編造另一個故事：說毛在延安搞"精兵簡政"，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實際上，毛澤東要征服中國，需要更多的幹部，更多的兵，精兵簡政是不可能辦到的。但這是個有利於宣傳的口號，他便接了過來，利用它把老弱病殘和政治上不可靠的"落後分子清理出幹部隊伍，送去"參加生產"。為了防止他們尋機逃跑，有特別規定說，對這些人" 須安置在較中心地區，一則能使他們安心生產，再則免遭邊境頑固分子之破壞挑撥與勾引。"
即使算上這些被精簡的人，從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機密文件《各級政府及參議會整編辦法》可以看出，邊區政府工作人員總數是"較前增加"。增加的大多在基層，目的是加強控制。毛也以精兵簡政為名，合併最高層的部門，便於自己一手掌控。
人們熟知國民黨統治區的通貨膨脹，有所不知的是陝甘寧邊區毫不遜色。據謝覺哉日記，一九四四年跟中共初來的一九三七年比，鹽漲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清油漲了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漲了六干七百五十倍，火柴漲了二萬五千倍。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解放日報》一篇文章，標題是"娶不起老婆"。裡面說：過去娶老婆費錢是幾十元至一，二百元，現在要花數萬元邊幣才能娶到個寡婦。
中共在抗戰中的政策是"減租減息"，但陝甘寧邊區高利貸盛行。原因是政府發放的貸款太少，要靠私人貸款來彌補，利率"聽任民間自行處理"。謝覺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記載："一般放帳利率，去年月息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更可怕的還有"每集(五天)每萬元出利一千五百至二千元"，即五天之後就漲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為了籌款而被迫賣青的農民，有時要價只相當於收穫時糧價的百分之五。毛統治中國多年後，延安像其他老根據地一樣，依舊窮困不堪。
一個對紅色中國熱情澎湃的瑞典人米爾達(ō．Myrdal)一九六二年跟毛有這麼一段對話：
米爾達說：我剛從延安地區回來。
毛說：延安是個貧窮、落後、不發達的地方......
米爾達又說：我住在一個村子裡，我想學習農村的變化......
毛回答說：那麼我認為你不應該去延安。延安又窮又落後，你不該去那裡的村子......
從1937年到1962年中共統治延安地區已經25年，延安仍然又窮又落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