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從共產黨顛覆了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後，華人和藏人要麼成了共奴，要麼成了囚徒，要麼開始流亡，在過去的六十年裡還有億萬民眾成了暴政的犧牲品。
我是生在西藏，長在四川的漢人，有幸在德國人的幫助下來到自由世界，從而得以獲知共黨的罪惡，識破馬列的騙局。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我從中共的愚民變成了反共的華人， 結交了不少藏人和西藏之友。
共同抵制紅色滲透
這次在抵制張丹紅們把德國之聲辦成中共之聲時，藏人和西藏之友就是華人的盟友。
中共新華網在吹捧張丹紅的一篇報導中聲稱，"在波恩舉行的一次有達賴駐歐洲代表格桑堅讚參加的活動上，張就當場質問格桑堅讚為什麼在達賴對西方媒體宣稱放棄獨立訴求後，西藏流亡政府的所謂憲法裡仍然沒有刪除追求西藏獨立的條款。"張丹紅不敢去質問中共為何不執行自己制定的憲法，不履行一個記者的職責，捍衛被剝奪人權和自由的漢藏民眾，卻濫用德國之聲記者的身份在德國謳歌中共暴政，向流亡的藏人發難。
格桑堅讚五二年生於西藏，六三年九死一生逃到達拉薩拉。 幸運的是他於同年和另外九個西藏孩子被慈善組織送到瑞士上學。直到七九年，他在一家銀行工作後，才有錢趕去印度探望父母。他的遭遇可以感動任何一個有良知的華人， 卻感動不了共奴。
德國之聲在外界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邀請各方批評者於今年二月舉行了思想交流會。我對現任臺長貝特曼，這位以參觀大寨為榮的中共老朋友不報希望，但我也花了一個多小時前去赴會，主要就是想見識各界的反共先鋒。
在這次會上我與格桑堅讚併肩而坐。他的觀點和我一致，但他的口才卻好我幾倍，他用流利的德語不僅發出了藏人的聲音，也道出了我的想法。在德國沒有哪個公眾人物敢為東德共黨或者德國納粹說好話，但為比它們罪孽深重的中共評功擺好卻大有人在。在張丹紅的謬論，比如，她在為中共封網辯護時，把自由西藏和法輪功媒體與在德國禁止兒童色情和新納粹相提並論引起公憤後， 還有中共高官的女婿敢寫公開信支持她，並且居然徵集到105個簽名。這難道不是中共滲透了德國的政界、學界和媒體的證據？
張丹紅為中共舉辦奧運暴露了真面目。現在她在德國坐冷板凳，也不回黨媽媽的懷抱， 說明她也知道自由的可貴。
一起揭露中共罪行
中共媒體在讚美張丹紅時，沒有忘記醜化我，其中包括罵我是"反華人物"。可所有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反共文人。我從獲知六四屠殺開始反共， 今年正好二十年，反共儼然成了我半輩子的事業。經歷了三個階段。剛開始是加入民陣，然後是獨自為營，現在則四處聯絡。
中共搞幕後交易，紅色統戰，我則大張旗鼓地揭露中共的罪惡。去年我的標語牌上寫"沒有人權、沒有奧運"。今年是法蘭克福書展的中國年，我的計畫是在展覽館裡擺一個"中共囚徒、中共禁書"的展臺，介紹紅樓禁書和紅牢囚徒。因其作品而坐牢或流亡的，包括我在大陸看過的第一本禁書《第二次握手》和其作者張揚，何清漣、袁紅冰、章貽和；因良知而坐牢，出牢後寫了傳記的，比如曾錚，蘇明和孫寶強；沒得到足夠關注的獄中作家和流亡作品，比如黃金秋和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
藏民大起義五十週年紀念日即將到來，我自然會聲援藏人和西藏之友的相關活動。我剛寫好了在瑞士的一個集會上的發言。在此把我想告訴生活在瑞士和列支敦斯登的藏人和西藏之友的心得體會意譯出來與漢語讀者分享：
共產黨從一開始便被中國人稱為赤匪。中國議會1947通過了反共法令。從1949年起中國人就開始大逃亡， 1989年北京屠殺後又是一個高峰。
不光是藏人，華人一樣遭受迫害和被迫流亡。不光是西藏，中國也一樣被赤匪蹂躪。
至少八千萬華人已經被迫害致死。如果把每年一千三百萬被強行打掉的胎兒算上的話，中共必須為五億冤魂負責。
所以，我希望朋友們一定要區分共產黨和中國人。我們中國人和西藏人一樣飽受共產黨的禍害。另外共產黨中也有藏人，比如謳歌中共領導的才旦卓瑪。
赤匪曾經佔領了半個世界，但在二十年前的拉薩和北京屠殺後，矗立在西方的柏林牆已經倒塌。
中共之所以還能維持暴政是因為它更狡猾和凶殘。比如中共可以讓西方的政客、學者和記者聽命於它。暴政可以被美化，冷戰可以被結束，雖然中共的軍費每年以兩位數的百分比在劇增，估計今年會突破5000億元人民幣。蘇聯雖發明瞭古拉格，但活摘人體器官謀取暴利卻發生在當今的中共專制下。
抵抗中共暴政的中國人會付出生命的代價。請看中國律師高智晟的文集。儘管如此還是已有超過五千萬的中國人宣布退出中共及其相關組織。這不僅是中國人的思想解放，也是解體中共、獲取自由的和平之路。
從去年起已有一個中國過渡政府在致力於促成中共的最後滅亡。
所以，你們不是孤獨的奮鬥者。
你們的同盟遍天下，尤其是在中國。我們只不過沒有中共和它在西方的宣傳員那麼大聲而已。
劍橋大學的德國博士生楊克在中共總理的宣傳秀上代我們喊出了心聲，"一個大學怎麼可以向獨裁者賣身，我們怎麼能傾聽這個獨裁者？我們應該站起來抗議。"
請各位朋友不要再寄希望於中共，被它牽著鼻子走。向赤匪請求自治無異於與虎謀皮。
正義一定會戰勝邪惡，這只是個時間問題。
科隆，二零零九年三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