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生命旅程中，有不幸，也有幸運。不幸的，如「無罪無辜，讒口囂囂」（詩經．小雅．十月之交）；幸運的，如死裡逃生，天空任鳥飛。
曾任香港《文匯報》總主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的聶紺弩（一九○三至一九八六年），有不幸，也有幸運。不幸的，是一九五五年牽連「胡風反革命集團」，險些入獄；五七年反右時被列為右派份子，流放北大荒服勞役；最大的不幸，是六一年獲釋回北京後，竟遭常在一起喝酒聊天的好友不斷告密，在文革初期的六七年被指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投入黑牢，這正是「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他又算幸運，雖被判無期徒刑，卻於七六年提前釋放；在胡耀邦及中共中央組織部過問下，於七九年獲平反。
近日，聶紺弩被好友告密的事，成為北京、廣州等地文化界熱議的話題。
熱議是從《中國作家》（中國文聯主管刊物）的報導文學──寓真的"聶紺弩刑事檔案"引起。寓真曾任法院法官，他根據官方的解密檔案，記述聶紺弩遭好友告密而繫獄的悲劇。這個好友，是曾在香港居住的黃苗子。
本文從寓真的"聶紺弩刑事檔案"、章詒和的"誰把聶紺弩送進監獄"談起，述評告密是「一黨領導」體制的一大特色，不足為奇，觸及「剃人頭者人亦剃之」的惡性循環和人的狼化。
喝酒聊天轉身就去告密
"聶紺弩刑事檔案"刊出後，「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廣州《南方週末》發表述評"誰把聶紺弩送進監獄"，為聶紺弩抱不平。
章詒和及其文中提到的廈門大學教授謝泳，筆者都曾見過，卻沒有機會深談。謝以研究社會變遷中的知識份子角色著稱，章及其母李健生，與聶及其妻周穎早有私誼，由她寫聶的繫獄最適合。
"聶紺弩刑事檔案"長達十萬字，筆者瀏覽大陸一個網站，花一個晚上把八十一頁讀完。寓真（筆名）寫聶案成功之處，在於記述聶被好友告密事件時，描寫了相應的政治背景，包括反右、四清、文革初期的「政治氣候」。
他的另一成功，是涉獵大量的官方解密檔案，抄錄了告密者的密函。他又把告密者分為兩類：一是在文革期間被迫「揭發」聶紺弩者，如劇作家吳祖光（評劇名伶新鳳霞之夫）、擔任北京師大教授的民俗專家鍾敬文等；第二類是主動配合專政機關的告密者，寓真寫道：「聶紺弩贈送較多的是黃苗子，但送給黃的詩篇，不知為何都進入了司法機關。」
筆者讀了"聶紺弩刑事檔案"之後，並沒有激動。原因是閱讀過大量關於政治冤案、文藝事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共運）史的文獻；在閱讀和研究中形成的認知是：在共運中、在「一黨領導」體制下，文字獄和告密者是司空見慣；沒有文字獄和告密者才是奇怪。
毛澤東時代的「一黨領導」體制，是「列寧、斯大林加秦始皇」─見於北京關於中共黨史的一些論述。陰魂不散超秦始皇百倍。
在五八年五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當林彪插話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時，毛說：「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毛對文人的監控、折騰，與中國、俄國的專制主義有關，更與「斯大林經驗」不可分割。在三十五年前的七四年二月，筆者在《明報》的專欄發表"迫害．流放．苦役"和"阿拉克乞耶夫的陰魂"，述評俄國亞歷山大一世時代（一八○一至一八二五年），沙皇本有意革新，但因聽信奸臣阿拉克乞耶夫（粗通文字的軍人），專橫監控知識份子；尼古拉一世王朝（一八二五至一八五五年），設置監控文人的特工機構「第三廳」，大興文字獄，大批文人被流放。
斯大林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五三年當政期間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毛澤東的思想改造、反胡風、反右、反右傾、四清、文革，都有阿拉克乞耶夫的幽靈；毛時代及後來各地公安局設文化保衞處（文保處），就與「第三廳」相似。斯大林和毛澤東整文人的殘暴手段，則超越亞歷山大和尼古拉。
到處飄浮阿拉克乞耶夫的陰魂，自有大量的告密者和文字獄，告密者往往也被別人告發：「剃人頭者，人亦剃之。」曾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寫打油詩，云：「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須整，不整不成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北京等地的網友，諒解被迫告密者，對主動配合專政機構的告密者卻表達「氣憤」之情，這是基於道德的譴責。比「道德期望」更重要的，應是「制度期望」──構建以法治、文明為基礎的制度和秩序文化，才能遏制人的狼化、消除文字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