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底，北京城似乎漸趨平靜，我也回到學校寫論文。6月3號中午，突然傳來軍隊進城的消息，聽說打死了人，市民抬著屍體遊行抗議軍隊濫殺無辜。直覺要出大事，急忙到學校理髮室剪了頭髮，為的是萬一和軍隊衝突的時候，不會被輕易抓住。然後去食堂吃了麵條。大師傅特意給的特別多，叫我們吃的飽飽的去天安門。
6 月3號夜裡，我留在廣場。記得到最後廣場上所有燈光熄滅時，我們學校是在紀念碑的東北側，緊靠旗桿的方位。我坐的位置大約在從紀念碑中央台階向東數第三根旗桿的地方。大家都把學生證放在貼身衣袋裡，以便將來容易認領。很多同學互相交換了家人的聯絡方式，相約誰能活著出去，一定幫大家帶個口信。有人拿出桶裝的可樂，再把口罩浸濕一次，好抵抗催淚彈。我們幾個男生把包裡的餅乾糖果湊到一起，吃了最後一頓飯。我們都沒有害怕，盡量地坐在前排，以保護後面的女生。大家平靜地等待著最後時刻的來臨。之後好像是侯德健勸說大家撤離。
燈光再度亮起，清場的時刻到來了。我們的身邊站滿了戴鋼盔持槍的軍人。坦克聚集在廣場的北面排成一行，炮口指向我們，並開始碾壓帳篷。有軍人向紀念碑的浮雕上射擊。那樣近距離的槍聲，聽起來像舞台劇的效果。稍後，女神像被推倒，大約在4點多鐘的樣子。不時有流彈擦著我們頭頂飛過。這時站起來就有被射中的危險。身旁一位女孩，用筆記錄著當時的每一步驟和時間。我們將她圍在中間以防被大兵發現。
我們學校撤出廣場，到歷史博物館門前的時候天剛亮，大約在5，6點的樣子（我記得走過紀念堂的時候天還黑著，是在燈光下走過軍隊和坦克攔出的狹長通道，撤出時有軍人毆打學生，還記得耳邊軍人的嘶吼和女生的哭聲）。大家手挽著手，一輩子再也沒有和誰這樣生死相依地緊緊靠在一起。當和另一隊學生相遇時，我對一位戴眼鏡的男生說，我們一定會回來！我們久久對視，目光裡是彼此的鼓勵。他沉默，但他的手，死死地與我相握，直到兩條隊伍分開。
我們剛撤到歷史博物館門前，身後廣場上響起密集的槍聲，持續了至少5分鐘。當時很多同學都要回去看看，被市民拚死攔住。槍聲過後廣場的情形我沒有看到，也成了我心中近二十年的謎。但是，六部口的屠殺我親眼得見。
當時我剛走過音樂廳，突然好多自行車從長安街飛速拐進來，騎車的人高喊, 往後退往後退! 緊接著催淚彈和密集的機槍彈雨就一起來了，我身邊一個穿白襯衫的瘦小男生好像是腹部中彈，都沒哼一聲就倒下了，那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什麼叫血光四濺。
我家住得不遠，路也熟，不顧身後的硝煙和子彈，拉著一個同學穿胡同奔到宣內大街西單路口，有幾個騎車的學生哭著攔住我們說，六部口壓死好多人，讓我們過去看看有沒有本校的同學。我們就又沿著長安街北側拚命往回跑，這時坦克又衝過來了，煙幕中聽到有人喊：坦克編號是106，大家記住！我們躲在電報大樓外的一堆磚頭後面躲過了掃射。濃煙滾滾中，清晰記得槍口的火光。這一輪機槍和催淚彈過去，我看到音樂廳路口的鐵欄杆被壓成麻花，路邊學生的屍體是成堆的。我的身體止不住地一直抖一直抖，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在北京6月朝陽下刺骨的寒冷。我想，大家至少都記得自己學校有多少同學沒能回來吧！
值得欣慰的是，我們學校30幾個學生用軍大衣和草帽，掩護了一名年輕的德國記者，使他得以在槍林彈雨中拍下自軍隊衝出大會堂，坦克碾壓帳篷，推倒女神像，直至大家開始撤離的過程。出了廣場，我們把淚流滿面的他托付給市民，大家說，把攝像機扔了，否則再碰上軍隊會太危險，但是，舍命也要幫他把錄像帶傳出去！在這裡，向我那些勇敢的父老鄉親致敬！
學校在東邊，不能跟著大隊走，我和同學兩個人穿胡同。公用電話前排著長龍。可一聽我們說想給學校報個平安，大家馬上閃開讓我們先打。一群市民把我們領進院裡，關上院門，端來熱水，要我們給講講廣場上的事情。路上，好多市民要給我們吃的，還有人非要給我們錢，關照我們安全的路線，囑咐我們快點安全回家。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鬚髮全白的老爺子，搖頭感嘆，就是日本鬼子佔領北京城的日子裡，都沒這麼殺過人！
那天夜裡，我的自行車放在南池子。以後的幾天，北京大雨如注。6月8號，天剛放晴，冥冥中覺得一定要去取車。出門時，我媽怎麼也攔不住，在身後喊：我們揪著心等你回來！汽車不通。乘地鐵到崇文門，剛走下北京飯店南側的地下通道，發現通道的另一頭是武裝哨兵。回頭已來不及了。我停了一會，緊盯著他，一步一步走了過去。他的手，握著衝鋒槍，目光一直沒有離開我的眼睛。
到了南池子，幾輛鏽跡斑斑的自行車整整齊齊地靠在街邊，顯然有人整理過。三三兩兩的附近居民在小聲聊天。我開鎖推車，兩個小夥子一左一右把我擋在中間，說："你是廣場出來的學生吧？這幾輛車，我們守了好幾天了，不知道車的主人還在不在。有人來取就好。哥們，別害怕，好好兒活！他們長不了！"他倆一直護著我穿過長安街。西邊100米開外，就是荷槍實彈的戒嚴部隊。
我的車，不能騎了。車胎破了，一顆子彈，從車後右方打來，把車鈴的螺絲打掉一半，然後從車把後面鑽進鋼管，又從前面鑽出來，在車把的前方打出一個放射形的大洞，不是我們想像的圓型彈孔，鐵皮向外翻出來，形成一個個尖銳的角，明顯是炸子的痕跡。不知道這樣的爆炸力要是在落人身上，會是怎樣的血腥。在回家的路上，一位修車大爺幫我補好車胎，執意不收錢，說："學生，趕快把車把換了，馬上要大搜捕了，這車太招眼！"
回到家，我媽看見車就哭了，說："你沒看見的它看見了，你沒聽見的它聽見了，它是替你挨的子彈啊！可惜，它就是不會說話！"媽是識大體的，沒有讓我把換下的車把丟掉，而是冒著風險藏了起來，說，遲早有它見天日的時候！等到那一天，媽媽就是再不能喝酒，也一定和你們一起舉杯！
出來時，實在無法把這樣一件鐵證帶出來，所以它至今還被收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20年了，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一定能等到它重見天日的那一天！
畢業前，照例是沒完沒了的學習，檢討，寫經過，寫認識，人人過關，並承諾決不秋後算賬。我因為絕食後期曾帶同學找校辦要求學校出車把絕食同學接回學校，而被重點監控。當時想把一切自己承擔下來，趕快讓其他同學過關算了。我們系的輔導員，在系裡的會上說，在座的都是好學生，將來都是國家的棟樑，你們沒有做錯事。共產黨說不秋後算賬，不能相信啊！他哪次沒有算賬！同學們不要太天真！大家一定要平平安安的畢業，工作，沒有的事情誰也不要寫！這些都是要進檔案，跟你一輩子的！那位部隊轉業的輔導員，因為學歷普通，平素並不特別受大家的敬重。但在那一刻，我對這位不起眼的老大哥肅然起敬！
但是，我至今記得，在全校的清洗大會上，一位副校長竟然說：有同學說看到左邊的人倒下了，右邊的人倒下了，我倒要問問你，你怎麼活著出來了！面對如此衣冠禽獸，我當時就鐵了心，遠走高飛，絕不回來！
93 年，我的一位美聯社的朋友採訪丁子霖。老太太談起兒子走後，自己曾一度想追隨而去，但後來她說："我的兒子是為中國的未來死的，我也要為中國的未來而活。"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天安門母親。這句話，也一直激勵著我和我的朋友們，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裡，沉默，並為明天積蓄著力量。
明天，一定會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