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先創作達"包眾體之長,兼南北二宗之富麗",集文人畫、宮廷畫和民間藝術為一體。詩文真率豪放,書法勁拔飄逸,外柔內剛,獨具風采。張大千30歲以前的畫風可謂"清新俊逸",50歲進於"瑰麗雄奇",60歲以後達"蒼深淵穆"之境,80歲後氣質淳化, 筆簡墨淡,其獨創潑墨山水,奇偉瑰麗,與天地融合。
此幅"松下高士"以文人水墨風格的技法完成,人物以白描法畫出,從線條上來看,非常流暢,充分發揮了張大千用線的功力,整個畫面非常渾厚、精美,成為一體,人物畫得非常傳神,從畫麵人物的面部也透出自然與和諧。人物線條的用筆緊密延綿,在細緻中有一種遒勁的力道。
由於大千先生除了繪畫以外,同時兼擅中國書法和詩文,他有許多詩書畫的作品,在書法上,大千先生也兼擅各體,根基深厚,造就很高,而且創造出顯著的個人風格,是中國近代的重要書家之一。在詩詞題跋方面,他也是少有的高手,連文學家也佩服他。金石篆刻,早年已有相當的水準,只是日後無暇作進一步的發揮。如此頂尖的"三絕"藝術家,在歷史上本來已不多,近代當然更少。
張大千27歲的時候學會了打麻將,剛開始是偶一為之,後來越陷越深,有一次被人設下圈套,用家裡祖傳的無價之寶───王羲之的《曹娥碑帖》抵了賭 債。母親臨終之前想看一看這件傳家寶,張大千手足無措,欲哭無淚。這件事被好友葉恭綽知曉,葉毅然將自己花重金從別人手中購得的這一珍寶歸還張大千。張大千十分感激,他後來在為葉恭綽的書畫集作序時,把自己年輕時的這件荒唐事公布於眾。朋友們勸他不必再自揭短處,張大千則堅持寫進序文,一則讓世人知道葉恭 綽的高尚 品德,二則讓世人知道不經一塹不長一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不可陷入泥淖。張大千因為此事,發誓至死不進賭場,也不讓家人玩麻將,他還嚴厲告誡孫:"誰也不准進賭場,進了賭場就不是我張家的人。"
更因為他的專業精神,和超乎常人的努力,他的一生中留下了大量的作品,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損毀不計其數,然而若要估計,說他傳世的作品數以兩萬幅計, 也一點都不誇張.在書畫收藏史上,大千不愧是近代少數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在書畫鑑賞方面,他更是自信滿滿,自認為是五百年來所無。同時,他當然是書畫家 之中,極少數具有真知灼見的書畫史家。
為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更多的營養,張大千還去到塞外敦煌莫高窟。在莫高窟看到這數以千計的三唐六代之精英,佛法諸天之神變,光彩奪目,張大千傾 慕喜愛之情達到極點。敦煌壁畫,氣勢宏偉,結構謹嚴,人物生動富麗,畫幅高大。張大千以他忠於繪畫藝術事業的精神,和他豪邁的藝術家風度,立志按原作大小 尺寸臨摹,恢復原作本來面目。他研究臨摹壁畫達兩年六個月有餘。自敦煌回來,張大千作畫,氣勢更加堅實雄偉,色彩更為富麗多變,畫風又為之一新。
1949年大千離開中國大陸後,從他家鄉傳來的消息:中國共產黨劫收了他成都的住宅,家人被迫遷至宅旁僕人房室居住。"所藏古字畫以及宋元古紙,價值連城多遭毀壞",大千為之唏噓不止,而且中共判"大千有三大罪狀:種花一罪也,養猴子二罪也,好吃三罪也,嘞所"。這些 中共早期對張氏家族的迫害,都是造成大千餘生堅拒中共的主要原因。1951年冬,大千的子侄等四人,從四川經澳門抵港,奉中共政府之命,勸大千回去大陸。 大千趁機力勸子侄留在他的身邊,不要回去報命。他任共產黨會不甘心,或許採取激烈的報復行動,也擔心香港不是久居的樂土,於是大千先生由天主教會協助,舉家遠遷南美。而"舉家遷往南美的費用,還是忍痛出賣了他收藏的兩幅珍品,董源的《瀟湘圖》和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從此開始了他後半生的"萬里投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