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親之痛
今天早晨八點過，丈夫進來房間，我正與友人在網際網路上聊天，接著聽他問﹕「給家裡打個電話吧﹖」看見我在忙，他就自己去挂電話。這時，我的耳機也在響，我卻依舊聽到他說媽爸之類的，過了一會兒，我聽出不尋常的意思，一眼望過去，他，顯見是聽到了什麼，只見他緩緩、深深的把頭埋下去，我不敢去猜測卻又不得不預感到什麼，接著不知什麼時候，他說﹕今天凌晨，我爸已經……。其實究竟怎樣說的，我已記不清了，原來，和我丈夫通話的是他的大姐，從德國趕去中國深圳看望病中的老父。只知道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我們剛剛買了房子，去年十二月，我也考到了駕照，前兩天，丈夫還在說，我們照了照片，寄回家去，讓老人高興高興。然而此時子欲養，而親卻不在了。
夜幕已臨，客廳裡，他獨坐在地板的墊子上，蜷曲著身子，靜靜的，他竭力想知道自己的父親……，我知道，從此，這個男子漢的爸爸沒了，他必須和我一道走過那一切的苦樂，有難同當，出郭相扶將。一天下來，我越來越頹喪的感到﹕我沒有公公了。我的親人離去了。淚水，再一次滑落。
我們的苦難
二零零零年，中國大陸迫害法輪功之事鬧的已是人心惶惶了，五月，我和當時的未婚夫，現在的丈夫準備結婚，清楚的記得，他對我說，「結婚要告拜天地、要父母承認的。」於是拉著我去見未來的公婆，他的媽媽跟我差不多高，瘦瘦的，我總是覺得她年輕的時候一定長的很精神。公公當然也甚是高興，除了祝福，還是祝福。婆婆說，我早就斷言了，我的小三會找個跟自己一樣(煉法輪功)的人。
五、六月間，鑒於良心，我們先後雙雙第二次去京上訪，接著他在北京失蹤了。那天，他半開玩笑、半鼓勵的對我說，「走，我們一起去」。因為有事要辦，我搖了搖頭。中午的時候，我收到他打來的電話，他天真的說，「我把上訪信交了，他們收了我的身份證，要我等在這裡。」收了電話以後，我突然生起一股要他快回來，快離開那裡的衝動。艱難的歲月裡，誰也來不及去細想這細微的真切感受。原來，他交了身份證，便如同領了一張「入獄通知單」，直接讓廣東辦事處領回，關在地下室，這一關就是十二天，隔斷與外界的一切聯繫，我怎麼也接不通他的電話，見不到他的人。
在丈夫被拘押兩個多月後，千辛萬苦回到深圳的我去見了他的父母。因為愛子心切，公公心急摔了一跤，摔成骨折，探監時，見到兒子光著腳，這個有著幾十年黨齡的老黨員遂指責當局﹕沒有人道。然而可笑的事情發生了：老父探子摔傷一事，竟被《深圳特區報》、《深圳商報》、《深圳法制報》等媒體扭曲成老父關心「誤入歧途」的愛子以致心急摔傷。人被抓了，全家哭訴無門，公公摔傷一事使家人倍感焦急。然而這篇荒唐可笑的報導使本已受創的家又被砸上了一塊重石。
丈夫的家庭，其父親是國家的老幹部。然而在這場浩劫中，即使是「老幹部」的光榮稱號也是無濟於事的，最後只能用金錢打通關口，丈夫出來後，家裡又花了幾千元錢打發了這些「公僕」一場飯局，不僅如此，還必須給他們每天一百元的收費，旨在監視丈夫的行蹤，當然，是沒有收條給我們的。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被迫開始了3年的牢獄生活，就在被抓的當天，我要求將這個消息告訴公婆，然而卻被無情的拒絕。當警察互相商量要「抄家」時﹖我就要求一起去，好再見一見我年邁的雙親。結果，連這個念頭也成了泡影。
相見時難
一別三年多，作為獨子的丈夫被迫避難在美國。二零零四年，我回家後，親見樓下蓮花北小區保安隊隊長向手下交待了「看護」我的任務，樓上，聽公公婆婆講，丈夫大概就是在二姑姐生孩子的當天，二零零一年的正月十六，就離開了中國。其實老人也不太清楚，他們只是知道，孩子遠行了。
二零零四年六月，我設法踏上美國。從此與親人遙隔萬里。公公婆婆年事已高，幾次電話裡，公公都說，「我還盼著要孫子呢。」善良的家人一點一點的捱著，指望著歲月無涯，指望著美好的相聚。今晚，家人告訴丈夫，本來老父打算過年後到香港去和兒子見一面。只是一切都變了，五年來，骨肉分離至今，生性孝順的丈夫眼裡心上痛哀無遺，他一再說，「生命是多麼脆弱啊。」哀傷不止。計算機裡儲存的公公和外孫女的合影，笑笑的，站著的我沒有哭出聲來，淚掉到坐著的人身上了。水燒開了，這時站在水壺邊的我聽到嚎啕哭聲，相識七載，結婚六載，分離三載，彼此嘗過那麼多的苦，我頭一次聽到他的哭聲，我不敢看他，我默默的拿過桌上的杯子，倒上水，靜靜的，他的苦我都知道。
公公走了，只婆婆一人，這樣的日子，誰又能料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