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在意識形態上破產的中共選擇把執政合法性建立在了經濟高速增長上。把人民的注意力從政治轉移到經濟上來，，用高速經濟增長來使人民放棄對民主的訴求。即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和江澤民的"悶聲發大財"。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政權相繼垮臺，中共卻苟延殘喘下來了。對此鄧小平說："蘇聯、東歐出問題，關鍵出在黨內，根本原因是經濟沒搞上去。"言下之意是中共經濟搞得好，所以沒垮臺。
從表面上看，中共經濟確實搞的不錯。從1978年開始，中國經濟維持了長達三十年的GDP高速增長。可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階層工資的漲幅卻遠遠低於GDP的漲幅。他們從經濟增長中獲益相當有限。中國經濟增長成果的分配非常不均衡。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貧富差距程度）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僅超過了國際上0.4的警戒線，也超過了世界所有發達國家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因為缺乏民主制度對公權力的監督，權貴階層可以輕易地利用手中的權力獲得巨額收入。中國億萬富翁91％是高幹子女。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同時有超過三億中國人每天的收入不到一美元。貧富差距令人觸目驚心。
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在經濟競爭中獲取競爭優勢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加大經濟活動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國人民福利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活動的生產率，而另外一種方式則是，以剝奪本國勞動階層的各種勞動保障，人為壓低他們的工資，放任自然環境的損害為代價，從而贏得競爭中的價格優勢。不幸的是，中國走的是後一條道路。
2004年9月16日晚，在"歐洲鞋都"，西班牙東南部城市埃爾切發生了攻擊並焚燒中國僑民鞋店的惡性案件，憤怒的西班牙人衝進華商的鞋店放火，燒燬了價值100多萬歐元的貨物。9月23日，當地又發生一起大規模的反華商遊行示威。西班牙方面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抵制中國鞋業的原因很簡單：中國製造的鞋子太便宜了。西班牙企業生產的一雙旅遊鞋最低價格為20歐元，但是，中國人生產的同樣旅遊鞋僅為3到4歐元，甚至2歐元。由於中國鞋子大量進入西班牙市場，西班牙鞋廠工人失業人數劇增。以埃爾切市為例，2002年該市有12家西班牙鞋廠破產，2003年增加到14家，2004年頭7個月已經猛增到26家，1000多名工人失業。 西班牙制鞋業在中國商人壓倒性的價格優勢面前一敗塗地。
中國生產廠商在鞋價如此便宜的情況下還有利可圖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成本低廉。制鞋業是比較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的成本優勢主要是勞動力低廉。廉價的勞動力使得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中國的勞動力密集製造產業工人的時薪費用（美元/小時）大約為1美元/小時。如此低廉勞動成本是通過犧牲勞工權益獲得的。中國勞工的勞動時間被老闆隨意延長，在有毒、有害的惡劣工作環境工作，缺乏社會保障，工資被人為地壓低。同時中國政府對制鞋業造成的環境污染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種能隨意壓低勞工權益，污染環境的"競爭優勢"顯然是西班牙企業所無法匹敵的。於是西班牙制鞋業在中國同行面前一敗塗地也不難理解了。中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實質是中國的勞動者以自己福利的損失對出口產品進行了補貼。"中國奇蹟"是建立在低工資，低福利，低人權基礎上的。如果不維持一個龐大的低收入階層，中國就不會成為世界工廠，"中國奇蹟"的增長模式也無法成立。
中國工人的低工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工人缺乏集體談判能力。中共為了維護其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剝奪人民的結社自由。也許是吸取波蘭共產黨政權被波蘭團結工會所推翻的"教訓"，中共嚴防中國工人組成自己的工會。作為分散的個體，在與資本的博弈中，中國工人的工資被壓縮到了極限。天津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的管理層在一次討論員工福利待遇的會議上，外方高管要求中方工會主席參加會議。以他在國外的經驗，如果沒有工會的參與和配合，這種會議上形成的決定和措施都是一紙空文，而中方高管對此不以為然，覺得可笑之極。因為工會完全是受他們控制的。相信這個外方經理事後一定會感慨中國的投資環境是多麼得好，工人多麼得好剝削。在中國某個股份制企業甚至還發生了當工人與管理層產生勞資糾紛時，該企業的工會居然為管理層辯護的荒唐之事。可見共產黨的工會根本就不是工人自己的工會，而是維護其一黨專政的工具而已。
中國政府為了吸引外資，最大限度地壓制勞工的各種自發和合理的訴求，以便人為地維持價格競爭優勢。有人把中國勞動成本低原因歸於中國龐大的人口。這是一種誤解。印度也有龐大的人口。可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同樣有龐大人口的印度沒有像中國那樣成為世界工廠。原因就是印度是一個民主國家，有大量工會、農會等公民維權組織。便宜但不聽話"的印度勞動力對外資的吸引力沒有"便宜又聽話"的中國勞動力大。印度的企業為了避開國內難纏的工會和農會也選擇到中國來投資。而且印度政府的權力受到嚴格限制，無法像中國政府那樣通過賤賣資源，放任環境污染來發展經濟。中國的一黨專政體制使政府的權力不受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對經濟發展的"拖累"。通過阻止人民結社維權，賤賣資源，放任環境污染，中國政府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外資趨之若鶩的投資天堂。這是民主國家做不到的，也是中國奇蹟背後獨特的"制度優勢"。中國奇蹟一面是低工資、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費以及急速擴大的貧富懸殊，另一面則是高污染、高消耗以及對廣大人民福利的高剝奪。人民被剝奪的福利通過市場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斷的饋贈給國內的特殊利益集團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費者。對中國這種建立在低人權上的經濟發展模式，資本家很滿意，中國政府很滿意，就是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階層不滿意。
中國奇蹟的制度優勢在於：權力不受制約的中共可以未經國民允許就慷慨地犧牲本國國民的福利。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曾經以賠本賺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三千七百五十萬中國人餓死的"三年困難時期"，中共政府向幾內亞贈送了大米1萬噸，向阿爾巴尼亞贈送了5000噸小麥。與之類似，今天的中國以同樣的方式無私地補貼著國際資本，通過破壞環境，賤賣資源，犧牲人權的方式向世界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
寧與外人，不贈家奴。這就是中國奇蹟背後的深層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