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維平，前香港《文匯報》駐大連記者，1999年6月至9月期間，陸續以化名在香港《前哨》雜誌發表"李鐵映兒子大連空手奪白狼，薄熙來搞廉政抓小放大"、"富甲一方包養二十九個情婦，原大慶市長錢棣華被捕"、"瀋陽市副市長澳門輸掉三千萬"、"大連蘇軍紀念塔遷移風波"等多篇報導，他還曾撰文揭露中共政壇明星，薄一波之子，大連市長薄熙來本人的施政缺失與私生活。姜維平在2000年 12月被大連國安局逮捕，2001年5月被秘密審判，以"危害國家安全，泄露國家機密罪"的"罪名"被判刑8年，後減刑為6年。
姜維平一案得到了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他在2006年被因病提前釋放。2009年2月5日，姜維平獲加拿大聯邦公民、移民部暨多元文化部部長肯尼簽發的部長特許入境簽證，得以來到加拿大與妻女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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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原香港《文匯報》駐東北辦事處的首席記者，我叫姜維平。我是二月四號從國內來到加拿大的，我想終於可以在免除恐懼的情況下，談談我對新聞自由以及輿論監督的一些看法。非常高興能夠來到海內海外名家談這個欄目，能夠回答聽眾們提出的一些問題。
新聞輿論監督目前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應當講是非常艱難的。雖然政府部門在文件當中，提倡新聞記者通過自己手中的筆，能夠對一些官員的腐敗現象進行揭露，但實際上目前情況下只停留在紙面上跟口頭上。
這裡原因很多，我想可能有這樣幾方面的原因：一是就新聞記者本身來講，他們也是普通的人。他們在一個報社，或者在一個電臺等等媒體工作的時候，他們有一個物質生活的問題。比如說在你所在的單位，你要拿薪水的，要領獎金又有住房補貼的。如果進行輿論監督，得罪了人，恐怕這方面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其實呢要在生活當中採寫一些負面的新聞，難免會觸怒一些地方的官員，那麼這些官員本身能量都是很大的，他們會有很強烈的反彈，由於手中又掌握了權力，那麼打擊、報復可能就在所難免。此外呢，寫出稿件之後，還要刊登在報紙上或者雜誌上或者電臺裡邊，那麼還有一個新聞載體的問題。如果寫的過於尖銳，和讀者見面的可能性就比較小。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即便你的報導順利通過，能夠發得出來，但是產生的社會效果怎麼樣？有可能面臨著比如說他可以給你加個罪名是誹謗。如果你是在境外發表，那麼他可以給你加個罪名是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秘密等等吧，就是他們的名目很多。這樣他們就會在利用手中的權利無情的打壓新聞媒體。我想談談我個人的遭遇，我這個遭遇充分的說明瞭輿論監督的艱難性。
我在九十年代後期在香港《文匯報》工作的時候，我曾經寫過許多的文章在香港發表，那麼這些文章當中涉及到了東北的一些級別相當高的一些官員。比如說慕馬案，大慶的副市長錢棣華、大連的市長薄熙來等等吧。那麼主要的還是薄熙來的比較多。這主要的原因就是對他比較瞭解，因為當時我在《文匯報》東北辦事處工作，和他有過一些交往。薄熙來我認為是目前中共官員當中濫用手中權利、徇私枉法最典型的一個突出的人物。
當時我寫的這幾篇報導，大都刊登在香港的《前哨》雜誌上。其中的一篇題目叫"薄熙來專制下大連市民叫苦連天"，還有一篇是"薄熙來抓廉政抓小放大"，此外還有一篇題目是"蘇軍烈士紀念塔動遷風波"。
其實這些文章從我個人角度來講，完全出於善意。有的文章我也肯定他工作當中的成績，比如他對城市建設還是做出一些工作，我也在肯定。那麼在這種肯定同時，我對他的工作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從我個人一個書生良好的願望來說，我的批評是客觀的、公正的，極其的善意的，完全是尊重事實的。
但是他沒有採取接受，像他自己所講的那樣，那種開放、開明、虛心接受的態度。而是動用了國家機器，而且他動用的國家機器是國家安全部門。他的秘書，他過去在金州工作的時候他的秘書車克民，當時在金州就是他的一個管家，給他開開車，做做飯這麼一個人，後來他提升為安全局黨委書記。他就動用了安全局的現代化的設備對我進行整肅。他們成立一個班子，從文章發表那天開始就在明察暗訪。雖然我用筆名發表，但是最後他還是查到我。
查到我以後，他不僅對我本人進行誣陷，給我加上了好幾個罪名，一審的時候曾經有三個罪名：一個是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也就是他把他工作的缺點當成了工作當中的問題，貪腐以及包庇貪腐的問題當成了國家秘密；
那麼第個二罪名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他又抓住我稿件中曾經批評的一些地方存在的問題，某些領導人的一些問題，他認為他自己代表了國家政權；
第三他又認為我們辦公室裡的一份文件，實際這個文件是香港《文匯報》我的前任留下的，就是什麼呢？國務院港澳辦"關於在內地企業在香港做廣告的通知"，實際這是一個完全業務方面的文件，那麼認為我是非法持有。
二審時候拿到法院之後，法院認可兩個罪名，就是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兩個罪名一審判了八年，那麼上述二審的時候改為六年。但不論怎樣，就是實際上在當時在薄熙來的操控下，大連的國安、公安、檢察院、法院一直到監獄，這一條線都在他的控制下。
當時的政法委書記成城，安全局的黨委書記車克民，局長萬國濤等人，完全變成了薄熙來個人打壓新聞媒體，對別人徇私枉法的進行枉法追訴的一個黑班子。一直把我投到監獄。到了監獄之後，他們的人仍然操控著監獄。可見官員打壓新聞記者已經狂妄達到了怎樣一種程度。
這種打壓新聞記者的手段，在歷史上我們可以回顧看都是絕無僅有的。大家知道民國時期的戴季陶曾經寫文章批評過唐紹儀總理，當時的民國總理。但唐紹儀還是比較開明的，釋放了他。即便是在腐敗的滿清政府的末年，章炳麟出獄的時候，清朝政府還允許他出國。
但是我本人在度過了五年零一個月的鐵窗生涯之後，出來之後仍然在他們的嚴密監控之下。那麼薄熙來雖然本人工作發生了變動，到重慶當了市委書記了，但他的秘書目前仍然是大連國家安全局黨委書記，還在用現代化的通信設備對我的電話進行監聽、監控。這在歷史上都是沒有過的，即使是在清朝末年上海的《蘇報》案裡面都沒有這種狀況。
就是可見這些官員他們對新聞輿論監督，對新聞記者的打壓到了一種什麼地步，難以想像的一種程度。所以就我個人來看，要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進行新聞輿論監督，這個空間應該講是很小的。
從我個人的案件我分析，就是馬向東也好，慕綏新也好，還是錢棣華也好，他們的反彈，也就是他們對我的打壓還是比較小的，這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在現有的制度下，官員的個人品質和能力顯得尤為重要，因為他們幾乎沒有什麼約束，那麼他們沒有那麼大的能力來枉法追述。
你像薄熙來這樣，他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兒子，他本是來自於宮廷，他們很多的人脈關係，有很深的背景。他在整肅我們一個小記者的過程當中，那真是可以這樣講易如反掌吧。他們的作案班子在審訊我的時候講過，他說你膽大妄為、以卵擊石。那麼回想一下的確是這樣，我是以卵擊石。
但是他們不要忘記，他們手中掌握這點權利，實際上是強迫人民把這個權利給了他們，然後他再用這個權利來整肅記者。其實記者反映的心聲，比如說像我的報導反映的這些情況，並不是我個人杜撰，而是來自於事實，來自於老百姓的吶喊和呼聲。他們本身靠欺壓老百姓、榨取老百姓血汗養肥了他們自己的同時，還用手中的權利來封閉老百姓的聲音。
那麼雖然現在應該這樣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一些變化，就是在輿論方面應該講有一些變化，但是總體上、制度上來看還沒有發生變化。官員手中有多大的權利，就會用多大的人力，多大的財力，在多大的範圍內，對那些反對他的聲音進行整肅。
比如說在《中國農民調查》中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小的鄉長，如果給他提了意見，把他得罪了，那麼他可能動用手中的權利在鄉這個範圍內，對講話的農民進行整肅。那麼從薄熙來看，因為他的能力比較大，又具有偽善的這麼一種欺騙的外表，所以他整肅的力度就特別大。
拿我的案件來講吧，他把涉及到案件的人、提供新聞來源的人等等很多人，以各種罪名把他們投入了監獄。這裡我想舉一個例子，比如說他整我的時候，除了殘暴、獨裁、專制，還加上了偽善。他說你還可以請律師，那麼我就讓家人請律師。他問我你請誰？我說我有一個律師朋友叫陳德惠。那麼他說你請吧，可以。
他把這個消息告訴我家人，我家人就請了陳德惠，但是第二天他就把陳抓起來投入監獄！以什麼呢？陳德惠偷稅的藉口。實際上最後陳德惠在被羈押一年多之後被宣告無罪，但是無罪宣告之後，並沒有追述那些把陳德惠非法拘禁的人的責任，也就是薄熙來照樣升他的官。
陳德惠本人也是顧慮重重，現在也不敢講話。我曾經在不久前見過他，他也是對自己的事情也是保持沉默。這說明什麼呢？說明薄熙來這樣的官員，不僅具有專制的殘忍性，還有欺騙性。
前不久我還看到德國有一個報紙刊登說，薄熙來很有才華，是中國有可能成為將來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我覺得這個媒體的記者他是不瞭解情況。我在大連長期的工作，近距離的觀察他這樣的官員，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共太子黨的一個成員。
如果中國選了這樣的人做總理，就是把更高的權利給了他，那麼我們可以想像，他可以把全國變成大連這樣一個地區，那麼新聞記者更多的就會被他送入監獄，或者甚至丟掉腦袋。總之新聞輿論監督目前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運作，對記者來講已經成為最高風險的職業。
所以現在的新聞記者大部分採取了另一種途徑，就是一切以物質利益為準，一切向錢看。我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新聞界，我和他們都有知心交談的機會，他們也非常瞭解類似像薄熙來這樣的官員的一些腐敗的情況。
你比如說，我在二月四日乘飛機從大連到北京，在飛機上巧遇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駐大連的記者李朝奮，非常巧，我有九年沒有見過他了。他是要到北京去參加一個活動，然後去西藏。在飛機上我們就閒聊，談到薄熙來他就講這個人在大連那真是一個很壞的人，但是沒有辦法。到了重慶去還是這樣，大概在幾天的時間裏抓了幾萬人。
那麼李朝奮我記的非常清楚，九九年的時候，大連的薄熙來的打手，也就是大連綜合治理辦公室的一個主任彭友毅手下的人，這些人就利用手中的權利，把一個在電線桿上、牆壁上寫廣告的一個湖南人抓起來，然後在大連的天主教堂裡邊將其活活打死。這個案子當時引起很大震動，李朝奮曾經感到很憤慨，也想趕去報導，但是在薄熙來這夥人阻撓下沒有成功。可這個湖南人，外地來打工的人死的很冤屈。
那麼薄熙來到了重慶之後，大家可以在網上看到，他去時間不長，重慶城建人員就在街頭也把一個人打死了。我看了之後很感慨啊，就是說他在大連，在他的保護傘下面，城建綜合治理辦就曾經打死過人，那麼他到了重慶還是這樣，這說明什麼呢？就是說我們沒有監督，就是權利沒有監督，即使換了地方同樣還是在殘害老百姓的生命。
薄熙來他對媒體的打壓採取最狡猾的辦法，就是當面一套背後一套。這裡我可以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有一個中央電視臺的記者，他告訴我一個故事：有一年他到大連的電視臺實習，實習的時候，因為他從大學剛畢業嘛，還比較浪漫天真，充滿著理想。
那時候大連正在解決農民進城送菜難這個問題上，居民有些反映。這個記者早晨天不亮就到大菜市上去聽聽老百姓的聲音，剛好碰到了薄熙來，這個記者就採訪了薄熙來，向他反映了老百姓對買菜難這個問題的看法。薄熙來說，哎呀你做的很好，就應該這樣，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這個記者回到電視臺以後，電視臺的領導就找到這個記者告訴他，你趕快滾出大連吧，說薄市長暴跳如雷。當時把他趕出大連了，他實習提前結束了。這個記者有一年親口告訴我，他說沒想到薄熙來是這樣一種人，表面看好像很開明，實際上是在用手中的權利打壓記者，完全沒有把記者的新聞輿論監督當一回事。
從這些事情你可以看到，在中國的官員他們打壓媒體方面，完全依著他們個人的品質、個人能力來行事，有多大的權利他就整多大的事情，就會整多少人。所以我個人的想法，要想進行有效的輿論監督，就記者來講，還有相當漫長的路要走，這個必須要在制度上變革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
目前這樣一黨執政、獨裁的情況下，恐怕只會給像薄熙來這樣的人提供發展機會。對我們自由空間，總體上不會有改變。那麼我刊登的這些文章目前都在《前哨》雜誌上，讀者可以從網站上看到。他在指控我罪名的時候，主要是集中在一篇是"馬向東澳門賭輸三千萬"這個報導。
實際上馬向東在澳門賭博這個事情，最早披露的是香港的《東方日報》。《東方日報》在報導這個新聞之後，我在網路上看到，因為當時我在東北辦事處工作，這也是我的工作範圍嘛。我就打電話給《遼寧日報》的兩位記者，一位叫劉尊利，一位叫李延勝，瞭解馬向東的查處情況。
他們跟我講了一些情況之後，我把它撰寫了一篇文章，香港《文匯報》我們自己的報紙由於受到它政治體制的限制，它當時刊登很小的一部分。還剩下一些資料，那麼我又撰寫了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刊登在《前哨》雜誌上。應當講，我那篇文章要比《東方日報》要多一些內容，但是多那一部分內容，實際上也只是講了馬向東的近況，比如馬向東被"雙規"的情況，馬向東打壓新聞媒體的情況。
馬向東對媒體的打壓，受他自己能力的限制不是那麼猛烈。比如說《遼寧日報》曾經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垃圾山包圍瀋陽城"。當時馬向東是瀋陽市副市長，主管城建的，那麼垃圾衛生這個行當屬於他這個範圍的。他就認為這個事情給他臉上抹黑了，所以他就派人到《遼寧日報》去興師問罪，還要查《遼寧日報》廣告交稅交怎麼樣。但是《遼寧日報》不怕他，因為《遼寧日報》當時是省裡辦的，所以馬向東這件事不了了之。
我就在文章當中評論了馬向東，就告訴他，如果當年你能夠虛心聽取新聞媒體的批評，就不會使自己人心當中惡的那一面膨脹和發展，以至導致他到澳門去賭博揮霍公款。我是很善意的告訴他，如果你當年虛心接受媒體的批評，就不會到現在這種地步了，完全都是一種善意的言論吧。這是馬向東這篇文章。
那麼薄熙來及其死黨把這篇文章的內容確定為什麼呢？就是我的文章內容是涉及到國家機密。他讓大連市保密委員會蓋了一個公章，在法庭上出示，出示的證據就是，保密委員會證明，姜維平"馬向東澳門賭輸三千萬" 這個文章裡邊的內容屬於國家機密，蓋了一個章；另外一個就是又讓大連國家安全局出了一個證明，就是香港的《前哨》雜誌是反動雜誌。這兩個就做了罪名，給我定了第一個罪，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的罪。
那麼當然同時我還有一篇文章是揭露了大慶市的副市長錢棣華的腐敗案件，實際上錢棣華這個腐敗案件當時雖然沒有做公開的報導，但是在大慶已經是人人皆知，在大慶的這些媒體當中都有過通報，也不是什麼國家機密了，而且錢棣華當時已經被撤職查辦了。
那麼後來薄熙來及其控制下的法院為了追述我，就要把這個列為和剛才一樣，也同樣出具了那麼一個保密局的文件，由大慶市保密局出具的，就是姜維平的文章屬於國家機密。
那麼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涉及的指控的內容就是，當時遼陽市有一個劇場叫天天樂，它每天晚間要有一些文藝表演，那個文藝表演的內容就是二人轉，東北二人轉是很盛行的。
其中二人轉裡有一男一女對話：男的就問女的，你最恨的是誰？女的答是克林頓。為什麼是克林頓？因為克林頓炸了中國大使館。男的又問，那麼中國為什麼不敢炸美國大使館呢？那麼對方就回答因為江澤民的兒子在美國經商。
實際上這是我引用二人轉的話，不是我個人的話，更不是我去攻擊某某人。薄熙來及其死黨為了把我投入監獄，那麼就說我通過這些二人轉表演者的口吻，在攻擊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
目前中國的新聞記者情況比較複雜，分成這樣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比較有良知和良心的，有事業心的記者。比如像上海的簡光州，他自己的文章就是關於三鹿奶粉的報導。應該講這個報導挽救了很多受害嬰兒的性命，促成這一事件早一點解決，應該是起到一些作用。
像這種記者也很多，但是他們大部分侷限在一些級別比較低的官員身上。你比如他文章報導科一級的那沒有問題，報導處一級的幹部好像還可以，但是你局級幹部要報導可能就比較艱難了。因此大部分的記者還是在當局的物質引誘下一切向錢看了，搞廣告啦，搞發行或者是搞地產、做生意。
我覺得儘管現有的體制是這樣一種狀況，但是作為一個記者來講，我認為只要你做這個工作，你就應當對社會和人民負責。如果你想賺錢，你就可以去做生意、開公司那都沒有問題。但是如果在媒體這個領域裡混飯吃，像目前這種狀況的話，我想很對不起養育自己的人民。
我現在雖然已經來到加拿大了，實際上我仍然非常關注中國目前的新聞界的情況。最近看到了有一個規定，關於港澳記者採訪還要申請手續的規定。它這實際上是一種倒退，因為在奧運之前曾經放寬了限制了，那麼現在這種空間進一步縮小了。
但不論怎樣，做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們都應該有社會責任感和良知，都應當拿出我們的勇氣，去為人民說話，去做一點事情。我曾經開玩笑跟朋友們講過，我說我們的記者現在要想進行輿論監督，必須穿上鎧甲。鎧甲是什麼呢？一個就是勇氣，二是要有廉潔。
謝謝聽眾朋友，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