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上圖《觀察》的不完全統計表，18年來就有8宗中國留學生凶殺案發生，如果加上已經畢業、留居美國的華裔知識份子凶殺案，就不止這個數了。如：2002 年2月27日，來自上海的生物科技專家黃谷揚槍殺前任女上司後舉槍自殺；2008年11月16日，矽谷失業華人工程師吳京華槍殺老闆（2男1女）......如此算來，平均2年就有一宗聳人聽聞的華裔知識份子凶殺案發生。
華人在美國只是少數族裔裡的少數，知識份子在華裔裡所佔的比例應該更少，但發生凶殺案的頻率和轟動效果卻並不低。這不得不讓人思考，這究竟是哪裡出現偏差？
如果說是中美兩國的社會不同，造成華裔學人水土不服，導致他們不堪重負而萌生殺機。這是個似是而非的理由。因為從以上的列舉案件的案發原由來看，犯案者都不是因為不適應美國的生活而殺人。
當年轟動美國的盧剛殺人案，殺人動機是報復導師和嫉恨同學，因為他認為導師故意拖延他畢業的時間，而且把最高獎學金給了他的同學山華林。盧剛從研究生到博士畢業，6年時間完成碩士及博士學業，應該說這是很正常的畢業時間。如果他真的不適應美國的生活，他早就放棄艱辛的求學之途，另謀出路或打道回府。沒有人用槍逼著他非跟著他恨之入骨的導師不可。
再說陳丹蕾殺夫案，完全出於情感糾紛。兩人在美國的名校讀書，按他們的能力，畢業與就業都應該不是個問題。所以，陳丹蕾也不是不適應美國生活而殺夫。一個瘦弱的知性女子居然殺了丈夫還肢解，比恐怖電影還恐怖。
矽谷失業華人工程師吳京華槍殺老闆案，應該是被解雇而導致仇殺。他在美國生活多年，且有多處物業。如果說他不適應美國生活，那是說不過去的。
至於最近的一樁朱海洋殺人砍首案，也是情殺。殺個大活人像殺雞一樣，想起都渾身發毛。
失戀、失業到處都有，這些人如果在中國遇到同樣情況，結果應該是一樣的。所以，美國不應該是這些知識精英變成殺人狂的理由。這些人變成殺人狂，應該是心理有問題。而這些心理的缺陷，很大程度是中國教育的偏差所造成的。
在中國人傳統觀念裡，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高的思想。要命的是，中國的大學，不但門口窄，而且還是件"奢侈品"，所以，絕大部分人得不到繼續受教育的機會。而幸運上了大學的人，都自視頗高。加上長期被灌輸"立大志，成大業"的思想，不少學生都把畢業後的前途看成金光大道，目光都盯在高處，缺少應對挫折的心理準備。而在美國，只要有求學的進取心，即使進不了名校，上個社區學院是不成問題的。學生可以打工、貸款、申請獎學金來完成學業。學生們邊讀書就邊與社會接軌，所以，他們相對中國學生，獨立能力比較強。美國人不欣賞只會啃書本的書獃子，他們要的是綜合素質和發展自由，政府也不會豎立一個"陳景潤"來讓學生模仿。
此外，中國的無神論教育，血腥政治運動的洗禮，也使不少中國人從小只相信權力和暴力，而沒有自覺的精神信仰。精神信仰對純化社會風氣和平衡心理是很有必要的。在每屆美國總統宣誓就職典禮上，當任總統都會手撫聖經宣誓，而且最後一句必定是"請上帝幫助我"。身為美國總統，其權力足夠大了，他仍要懇求上帝的幫助。他應該也相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吧。上帝究竟存在與否，沒有人說得清楚，但因為信仰而產生精神力量，是不可否認的。
中國的《三字經》說"人之初，性本善。"基督教則認為，人有原罪，所以會墮落，會犯錯。兩者均有道理。但基督教耳提面命的傳道方式，提醒人們少犯錯，這無疑是比較有積極意義的。畢竟人非聖賢，如果沒有對神的敬畏，人就對自己的行為失去了自覺的約束力。社會光靠法律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是遠遠不夠的。
在歐美居民集中的市鎮，教堂之多之美，令人詫異。它既是人們週末聚會交流的中心，也是人們進行靈修的場所。教堂是紅塵之外的一方淨土，它神聖、安詳的氣氛，每每讓人有種莫名的感動。尤其在遭遇人生挫折時，這種感動往往會轉化為精神慰藉。而基督教在中國，就全無這種感召力了，因為上帝在中國是要接受黨領導的，神職人員還有行政級別，副總理級、部級、局級、處級、科級，一樣不少。比如，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傅鐵山就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他們到底是傳播神的道理還是傳播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不相信神的，所以由共產黨領導宗教，滑稽之至，簡直是褻瀆神靈。
除去教育偏頗和宗教缺失的因素外，中國的血腥文化也毒化了中國人。血淋淋的功夫片、武俠小說就風靡了不少人。朱海洋的殺人砍頭案，活脫脫是功夫片的實踐版。當然，歐美國家也有變態殺人狂，但集中在一個族裔的高知群體裡發生，卻鮮有耳聞。
總之，以上三種原因是造成不少人有心理障礙的重要因素，一旦解不開內心的死結，極端行為就不可避免地出現，這包括殺人或自殺。中國國內的新聞報導也三天兩頭就有某博士碩士跳樓的消息，去年10月政法大學殺師案就震驚了國人。中國的教育只顧培訓專業人才，而不注重心理素質的教育，這對個人和國家都沒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