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造成始料未及的巨大衝擊，看起來正在衝垮過去幾十年間帶動「中國奇蹟」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學者認為，中國政府在採取各種措施刺激內需、保障經濟增幅的同時，卻疏於在體制上加強改進，這方面的落後將導致巨額投入收效不彰。
路透社星期五的一篇署名分析文章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就在幾個月前，誰會料想到人們對2008年有關中國的記憶，將不再是北京奧運會，或者四川大地震，而是這個國家經濟增長模式的壽終正寢？
拉動內需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路透社中國經濟主編魏倫(Alan Wheatley)在文章中說，投資、出口和重工業帶動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間以年平均10%的幅度增長，同時也使數億中國人逐步脫離貧困狀態。但是，魏倫說，要放棄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以服務業帶動的內需型發展模式，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
外部需求減弱導致中國出口大面積受挫。數千家工廠的倒閉，成千上萬工人失業。在這樣的境況下，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甚至表示，如何將國際信用危機帶來的挑戰轉化為機遇將是對中共執政能力的考驗。
危機初期有關只有中國可以拯救世界的聲音逐漸淹沒在越來越具體的憂慮之中。中國高層財經官員也不得不承認，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遠遠超乎預期，如果明年經濟增長無法「保8」，也就是維持百分之8的年增長率，將造成嚴重的影響。
中國媒體報導說，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劉明康過去這個週末在北京出席財經年會2009的時候表示，中國明年GDP增長在8%左右，是根據中國的生命線定的，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充分就業、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星期六，新華社報導說，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中國政府網發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當前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這個意見包括落實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促進貨幣信貸穩定增長，加強改進信貸服務，滿足合理資金需求等方面的要求。
此外，中國政府對日前提出的有關4萬億元人民幣投入確定了5個重點投向，也就是大幅增加「三農」投入、加快實施城鄉保障性安居工程、解決運輸「卡脖子」路段和優化能源結構、支持節能減排、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以及加大對社會事業投入力度等。
體制滯後會影響政策實施效果
中國經濟學者、北京思源兼併與破產事務所所長曹思源對這些針對性的措施表示認同，認為應該會收到效果。但是，曹思源擔心體制上改革的滯後，會讓這些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他說：「我擔心的就是經濟政策、資金的投入，是要通過一定的體制投下去的。而我們在這個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比較落後，一些制度不是很健全。因此它的效率可能會打折扣。」
此外，曹思源認為，在投入對象方面，也應該更多考慮到民生議題：「我覺得還應該加強得更多一點的是民生方面的(投入)。比如說，醫療、教育、環境保護這方面還應該多點。當然交通運輸這些方面也是需要的。」
路透社的魏倫在他的文章中引用的數字顯示，去年中國家庭消費僅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5.3%，這對於一個處於和平時期的大國而言，比例過低。而中國家庭消費在1980年代時曾佔GDP近一半。
許多經濟學者都提到健康、退休養老，以及教育等方面的費用佔據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支出；個人和家庭消費無法增長，與這方面保障的缺失有關。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夏業良認為，在中國，不能僅靠消費刺激經濟的增長：「靠消費並不能拉動增長。因為消費是要建立在一個長遠的購買力，而不是短期的集中消費上。而且中國老百姓也沒有這麼強的購買力。他們有很多的擔憂，像是社會保障啦，還有家庭未來的計畫。所以我想，靠消費來拉動經濟的增長，這肯定是不靠譜的。而且它的週期也很長，起碼2、3年才能見到效果。」
這也可能部分表明，為什麼中國政府將近期投入集中於大型基礎建設項目等方面，而沒有將資金和精力投入到健康、教育等社會保障的投入上。
魏倫文章在社會投入方面的分析認為，中國在健康和教育上的投入僅佔GDP的1.8%和2.5%，在這次4萬億投入中，兩方面也只分得1%的微小投入。
魏倫引述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陳志武的觀點說，通過退稅或者在社會福利上的投入將資金還之於民，這樣的做法對於中國的領導人來說並非要務。陳志武說，在一個非民主的國家，領導人首先考慮的不是選民，因此看得見摸得著的具體項目比起民生保障，對他們來說更為重要。陳志武認為，中國應當考慮增加個人收入，提高人民的金融安全感。他說，建設一個國家，需要的不僅是鋼筋和水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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