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調平穩淡定、邏輯清晰明確，吳思演講時，像經濟學者一樣劃出曲線、分析案例，但他喜歡說自己用的是生態學方法。他的歷史著作《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臺版《潛規則：中國歷史上的進退遊戲》）、《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臺版《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是中國近幾年的暢銷書，目前他擔任中國敢於突破言論和歷史研究禁區的《炎黃春秋》雜誌的執行主編。最近，吳思在香港大學公開演講，這個非學院派的學者大膽而另闢蹊徑的學說，折服了許多人。
讓吳思在中國知識界聲名鵲起的，是一個叫做"潛規則"的名詞，它指明了中國社會習俗中的幽暗角落，切中中國歷史上制度改進屢屢失敗的根源。因為它對中國現實強有力的解釋力，這個原本用來研究、分析歷史現象的詞彙，迅速走紅，變成中國媒體的常用詞彙、尋常百姓的口頭禪。"潛規則"其實就是灰色規則、內部章程，指沒有正式規定但在某些人群中被普遍遵守的規則。潛規則通常有不法、不道德、或者其他不能明說的內容，比如給官員送紅包，再如近幾年中國奶業普遍出現的添加三聚氰胺現象。
後來，吳思還進一步提出潛規則的元規則--"血酬定律"。所謂血酬定律，簡單來說就是：暴力者、最強者說了算，雖然暴力集團（強盜、土匪、軍閥等）不創造價值，但卻控制生產集團獲得以暴力換來的血酬、進而以國家政策合法掠奪的法酬。吳思用這個定律以全新的眼光解釋中國歷史：比如春秋戰國的封建制度為何無法延續下去；也富有說服力地解釋了中國當下許多怪現狀的癥結，比如中國接連不斷的煤礦事故、毒奶粉事件。
從潛規則到血酬定律，吳思頭腦裡對應或者說反抗的，其實是從小被灌輸的、一度堅信不疑的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尤其是 "生產決定上層基礎，生產關係決定生產力"的教條。一九九六年開始，吳思開始較有系統地讀史、論史，他在二十四史和近現代世界史中看到與此迥然相異的故事，好奇心促使他單刀直入，單槍匹馬也要探個究竟。
儘管如此，吳思還是給自己的學說劃出一條明確的分界線：在資本主義時代，血酬定律失效。因為那時，生產集團控制了暴力集團，只有暴力被規訓，權利才獲得釋放。中國當前的社會狀況，用"官僚資本主義"政治不正確（因為它是中共號稱要打倒的國民黨統治下的"三座大山"之一），也有人用權貴資本主義，但吳思認為，更準確的叫法應該是資本-官家主義。中國歷史一路下來，明朝時候是朱元璋建構的小農官家主義，後來發展成地主（鄉紳）官家主義，清末以農業為主的格局開始鬆動，逐步出現工商官家主義。現在的資本-官家主義跟以前一樣，核心還是官家說了算，因而其實沒有跳脫血酬定律的歷史階段。而只有當官家退場，生產集團控制暴力機器，才可能出現真正的資本民主主義。
雖然吳思創造了許多新名詞，但他說這是很無奈的做法，因為實在沒有適當的既有詞彙可以準確定義一些複雜但真實的情況，尤其是中國特有的情況。近年致力於重新把《聖經》翻譯成中文的著名學者馮像，他對現代漢語的這種創造性抱持樂觀態度。現代漢語從古文中解放出來的時間不超過一百年，中文的創造力需要學者、文學家去不斷開拓疆界。從這個角度看，吳思的論述讓人看到了頗為成功的詞彙創新可能性。
在搖搖晃晃的香港地鐵裡，吳思突然問記者："你們覺得找到歸宿了嗎？""什麼叫歸宿？"記者不解其問。他很認真地答道："歸宿，就是那種可以認真生活下去的安定感，我覺得香港是有的。但我還沒有找到。"無論面對歷史還是現實，吳思的思考軌跡，還沒有跨過那條歷史的鴻溝。以下是亞洲週刊對吳思的專訪摘要：
從潛規則和血酬定律的角度，你怎麼看中國這三十年的改革？
潛規則和血酬定律大量借用了生態學和進化論的比喻。用生態學和進化論的框架來看，三十年前，中國社會的物種非常稀少：沒有農民，只有人民公社社員，不是相對於地主或國家意義上的自耕農；沒有工人，只有官辦企業的職工，他們是國家雇佣來做工的僱員，不是相對於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最大的物種是公社社員、國家職工、幹部、知識份子（也是國家雇佣），國家體現為一個全面、完整的官僚控制的整體，一切都是官家的。這種狀體持續了幾十年，社員種植的糧食養活不了自己，職工生產的產品嚴重浪費、效率極低，在世界市場上沒有競爭力，國內工業品嚴重短缺。一鬧文革，官員的日子也不好過了，誰都覺得不好。
然後改革開始，最先突破的就是社員，社員變成自耕農，新的物種出現了，他們中間又分化出個體戶、鄉鎮企業工人、鄉鎮企業商人、資本家。此外，農民中還分化出最純正的無產階級--農民工，剩下的小農在堅守，但是他們的產出、質量依然遠遠超過之前的公社社員。
城市職工和官員成長路徑和農村不同，體制先沒動，體制外出現一批回城知青、勞改釋放犯、待業青年，舊有的體制、官家的工商業吸納不了他們，成為個體戶。海外的也讓回來了，他們辦起了私營商業。體制外成長起了一棵大樹。這些個體戶、海外資金匯聚起來，形成強大的民營企業群體，分化出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個體戶、中產階級、白領。整個產出佔據了半壁江山，使得原有的官家企業相對萎縮，剩下幾個大企業靠壟斷吃法酬（暴力集團建立並維護的制度收益）。
原來無所不包的大一統體制在政治上、經濟上全面鬆動。意識形態上開始鬆動，從原來的階級鬥爭到三個代表到和諧社會，是在放給民間更多的權利。政治上資本家開始入黨，黨內也從一個人說了算變成有簡單的制衡，大致順暢的接班人制度、到點退休。原來官家巨大的、充滿整個天下的龐大物種在權力方面縮小了，出現了豐富、複雜、更有創造力的多樣生態。這有兩大好處，一是穩定，物種越多越穩定；二是變異多、創新多，容易出現更有效率的東西。這種充沛的創造力造就中國崛起。
那你怎麼看待近年不斷增多的群體性事件？
其實是在調整利益邊界。以前的爭執主要發生在稅費的邊界上，後來取消農業稅，基層政府更缺錢了，於是重點轉向土地伸手。農民的土地產權邊界一向模糊，最近幾年農民的抗爭一直圍繞著土地權益。這種收益沒說不是農民的，但也一直沒說是農民的。這種模糊地帶最容易出事。就在競爭、爭奪之中，才能把每個利益邊界劃分清楚，最後形成法規，清楚了才不爭。這個過程本身就是物種越來越豐富、各個物種形成自己權利邊界的過程。若能通過正常的投票、遊行來表達，那就比較和平，但這些都被禁止了，就只能去打扁擔、燒房子，就只能去上訪，上訪不行就殺人、爆炸，什麼合算、什麼有效，就用什麼手段。
但這些事件似乎並沒有造成一種明顯的社會斷裂。你怎麼看中國社會的這種彈性？
中國農民的承受力之強、政府維持穩定的生命力之強，讓人吃驚。我在取消農業稅之前到農村做詳細調研，瞭解到農民實際的負擔高達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遠遠超過規定的百分之五。按照中國歷朝歷代的經驗，負擔到這個程度就不行了，就會拋荒會出現流民，隨時準備玩命，天下大亂。明朝的經驗就是如此。但是現在流民進工廠了，不僅沒有成為不安定的力量，還把在城裡掙到的錢寄回家鄉，所以鄉政府從四五十人膨脹到二百人，搜刮掉了老底還有東西可撈。這是因為出現了一個新的、沿海的經濟增長，新的經濟增長來自哪裡？第一來自海外的資金和市場，第二是模仿新的技術，第三來自模仿新的制度--公司、市場、新型外貿制度。這些歷朝歷代都是沒有的，海外的新東西為中國的轉型提供了巨大的空間，這是開放帶來的好處，模仿、汲取國外的新東西帶來的好處。
後來一刀切取消農業稅，剪斷搭車收費，對付不斷膨脹的官員，把農村領域的官民關係理順了，農民日子一下子好過了，開始復甦，種地變得合算了，產出高了，一些農民工開始回流了，還可以在城裡要求漲工資了，你不漲回去種地了，出現了民工荒，有了跟資本家討價還價的能力。這也讓人大吃一驚。
明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六十週年，在歷史河流裡，你怎麼看待這六十年，中國未來走向哪裡是否看得出脈絡？
談論中國的未來，不能不看現在的臺灣、韓國、日本。短期說不清楚，十年八年偶然性太大，什麼事都可能有，哪個方向都有。但長期來說，用一兩代人的時間來計算，大概就是那個方向，越靠越攏，越靠越近。我們過去一代人兩代人，也是很清楚的，走了一個彎路，立刻退回，退到失敗的起點，重新起步。以後也是一樣，走錯了，還得回來重走，走對了一路走下去。走的方向，就是臺灣、韓國、日本的憲政民主方向。
吳思小檔案
一九五七年生於北京。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分配到《農民日報》，先後任機動記者組記者、群工部副主任、總編室副主任。一九九三年，出任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辦的《橋》雜誌社副社長兼中文版主編。一九九六年底至今，在《炎黃春秋》雜誌，任執行主編，副社長。
著有：《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二零零一）、《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二零零三）、《隱蔽的秩序》（二零零四）等作品，在中國引起廣泛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