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自漢代始，華夏便自稱"中國人"。此一自我稱號，意味著"居於四方蠻夷環繞之中的文明人"。因此在自稱中國人的華夏眼中，那些居住在邊疆的非漢族是"異族"，他們就像是華夏心目中"我群"的邊界。強調這些異族的"異類本質"，也是在強調在此"邊緣"之內的華夏間的"同質性"。數千年來，華夏一直以描述這些非我族類的奇風異俗，以及從事並記錄華夷間的戰爭，來維持並強化這個族群邊界。
近代華夏邊緣的再造
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方"國族主義"、相關的"民族"（nation）概念與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隨著歐美列強的勢力傳入中國，並積極爭奪中國及其周邊"藩屬"地區的資源。在憂心西方列強的擴張，並深恐"我族"在"物競天擇"下蹈黑種與紅種人受人統治之後塵，中國知識份子結合"國族主義"概念、民主改革思想，極力呼籲"我族"應團結以自立自強。這個"我族"，特別是在革命派人士心目中，指的是"漢族"。在較能包容滿族的立憲派知識份子心目中，我族則包含滿、蒙等族。後來，在歐美列強積極營謀他們在西藏、蒙古、東北與西南邊區利益的情況下，結合"中國人"（核心）與"四裔蠻夷"（邊緣）而成"中華民族"的我群想像，逐漸成為晚清與民國初年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心目中的國族藍圖。
這個國族建構，主要賴於建立這個大民族的"共同祖源記憶"（民族史），以及因此建構新的"華夏邊緣"（少數民族）來完成。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民族史"研究，以及"邊疆民族"調查研究，可說是這"華夏邊緣"再造運動中最重要的一環。
由蠻夷成為少數民族：羌族的例子
由清末到民初，岷江上游地區"羌族"與"藏族"之間的分野，並不是一直都很明確，而是有一個由模糊而漸清晰的過程；這就是"民族化過程"。在此過程中，各種"外人"－－如中國邊政官員、西方學者與傳教士、從事西方新學術研究之中國學者－－與不能算是外人的土著知識份子，帶著新的"民族"與"文化"概念深入觀察、理解土著。他們對土著的新理解，包括分類命名及其歷史與文化，透過文獻、口述等社會記憶媒介成為民族知識，而影響中國官方對岷江上游土著的識別與分類，也影響土著的自我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