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跑了一個。"在幾乎成為一句網路流行語。
金烏集團老闆逃跑，江龍控股老闆逃跑，中港集團高管層集體逃跑......令人震驚的逃逸新聞一個接一個爆出。2008，在這個宏觀經濟的入冬之年，"逃跑"似乎成了浙江商界的新聞關鍵詞之一。
逃跑者們留在身後的，是斷裂的資金鏈，債臺高筑的高利貸，銀行上升的壞賬，和集體討薪的工人們。
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接二連三地跑？
"在宏觀調控和經濟降溫之下，浙江商人們賴以發家的金融工具--互相擔保的地雷引爆了，一位經歷了多起企業資金鏈斷裂的銀行信貸部門人士評論說，"不，這不是地雷，這些企業就像用導火線捆在一起的集束炸藥包。一個爆炸，就大家一塊炸。"
而長期研究浙江經濟生態的財經作家吳曉波則把逃跑風潮部分歸因於市場退出通道的不暢。"破產保護的理念難以植入浙商的商業文化之中。"他說。
逃跑眾生相
6月，義烏金烏集團資金鏈斷裂，負責人張政建以融資為名遠遁海外，遲遲不歸。10月，紹興江龍控股集團負責人陶壽龍神秘失蹤。同樣是10月，位於金華房地產開發商浙江中港集團又傳出老闆丁慶平夫婦因拖欠2億元銀行債務而率領公司高管層集體外逃的消息。
除了那些確切的逃跑事件外，還有一些真真假假的"逃"而復歸。3月31日，正因重感冒而挂點滴的溫州米哥食品老闆白創仁，匆匆從上海趕回溫州。此前，溫州滿城風傳這家當地最大的食品企業的老闆因資金鏈斷裂而逃往外地躲債。
回來後，白創仁向記者否認逃跑的傳言，而強調自己是在上海籌款救急。之前他在溫州等地的融資以失敗告終，被所有中小銀行拒之門外。有一種說法是，白曾想逃跑，最終被溫州政府勸回。
當然也有跑了之後無法回頭的悲劇。7月19日，從溫州永嘉縣出逃的浙江雲光泵閥製造有限公司的老闆朱吉光在樂清市的一家小客棧裡以服毒結束了自己56 歲的生命，也了斷了半年多的逃債生涯。臨終前留給一對兒女的遺書只有20餘字："你們自己保重，對你們的媽媽好一點，爸走了，沒用了。"
此時，朱吉光在一年前為自己的朋友葉賢敏做擔保的借款，已經連本帶利滾到1000萬。多家擔保公司的逼債把他逼上了黃泉路。
見諸傳媒的著名逃跑只是極少數，更多的逃跑默默無聞。當地的統計顯示，僅今年一季度，以五金製造業為主的臺州地區就發生涉及銀行融資的企業關停或企業主逃匿事件即有28起，危及銀行債權2.18億元。
逃跑事件接連發生，以至於在浙江，某個商界名流只要有稍長一點的時間沒有公開露面，坊間就會出現該人"跑了"的傳言。
總部位於杭州的宋城集團的董事長黃巧靈是中招者之一。10月中旬，有關黃巧靈"逃跑"的傳聞不脛而走，進而又傳出其被限製出境的傳聞。這幾乎給這家年收入過億的大型民營旅遊企業帶來滅頂之災。最後逼得黃巧靈不得不現身反擊，他舉行新聞發布會，把一沓蓋有銀行公章、長達10 頁，從杭州各家商業銀行剛剛列印出來的存款證實書遞到記者們眼前，以揭露傳言的"荒謬"。連杭州市政府也迅速出面助其澄清。
從資產規模來看，逃逸的大多是產值規模20億元以下的中小型企業的老闆們。他們集中於溫州、義烏、紹興、金華、寧波、臺州這些民間資本的財富之區，分布在從加工貿易到房地產的宏觀政策敏感產業鏈上。
拴成一團的導火索
為什麼要跑？為什麼這麼多的人接二連三地跑？
在2008年裡，和逃跑風相應的借貸糾紛潮和頻發的暴力索債案，都在詮釋著問題的答案。在朱吉光的家鄉溫州永嘉縣，今年前7個月縣法院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394件，同比上升91.8％。這些案件中，除了債主公堂索賠外，很大一部分是企業主們因不堪忍受暴力索債、非法拘禁而將擔保公司或地下錢莊告上法庭。
這些民間借貸糾紛，絕大部分涉及浙江商人們賴以發家的兩個金融工具--高利貸和擔保圈。以血緣、親緣和朋友圈為紐帶結成的融資擔保網路一直是浙江商幫最深厚的商業文化傳統之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連環擔保圈盤根錯節，把無數企業的資金鏈環環相扣地拴在一起。
比如，10月份出事的中港集團是6月份出事的義烏金烏集團的隱性債務人。其作為金烏集團的幾個最主要擔保方之一，向金融機構擔保了金烏集團的貸款。在金烏資金鏈斷裂、老闆張政建逃往海外後，中港集團扛不住巨大的還貸壓力，最終引發老闆丁慶平的出逃。
在飛躍集團的互保公司名單上，赫然列著在臺州工業企業綜合實力排名分別列第一、第三位的錢江集團、星星集團。而已進入破產重整程序的南望集團的擔保圈裡也有三花集團、通策集團、新昌柴油機廠、杭州愛大製藥有限公司等。
這種互保方式，曾被譽為浙商的"抱團文化"而受到稱讚。但當時很少有人指出其中的多米諾骨牌式風險--在宏觀調控，信貸政策緊縮之下，其中一家的資金鏈一斷，風險就轉嫁到所有互保公司身上。
"這就好比我的引爆導火線裝在你身上，你的導火線裝在我身上，大家的導火線綁在一起，一家爆炸，就會引發一大片企業的連環爆炸。一個老闆逃跑，就會引發一批老闆出逃。"一位經歷了多起企業資金鏈斷裂的銀行信貸部門人士評論說。
被丟棄的破產保護
那麼，這些資不抵債的老闆們為什麼不申請破產保護，而選擇了"跑"的下下策？事實上，在本輪宏觀調控實施的一年多來，浙江已有南望、飛躍等多家大型民企進入破產重整程序。
一個清楚的事實是，無論是南望、飛躍這樣今年破產的大型企業，還是老闆逃逸的江龍、中港這樣的中型企業，都無一例外地沾染了大量的高利貸資金，幾乎每家都在10億元以上。
"高利貸是認人不認公司的，即使企業破產，老闆也很難逃脫高利貸者的追索。逃跑是下下策，但在企業經營過程中的不合法的融資注定老闆沒法以合法的路徑退出和收場。"吳曉波說，"大型企業和政府關係密切，和區域經濟關聯度大，相信政府不會見死不救，所以沒有逃。而中小企業的老闆們就沒有這種信心了。"
"我從來沒讀過破產法。破產了，資產就都沒有了。我不會選擇破產。"聽到"破產"二字，不少浙江老闆都本能表現出莫名的牴觸。
吳曉波認為，從浙江的商業文化而言，浙商們雖然把公司註冊為有限責任公司了，但是第一代企業家往往與企業的關聯度非常高，老闆就是企業，父債子還，夫債妻還，血緣、宗族觀念之下，債權的邊界難以劃清，使得有限責任企業也成為了無限責任企業，破產保護的理念難以植入商業文化之中。
除了浙商自身的原因，破產保護的操作難度也是一道不矮的檻。
在老闆們爆發逃逸潮之前一年，2007年6月1日，新的《企業破產法》開始施行。這部法律詳細規定了企業申請破產的前提、程序等，被輿論認為是完善了市場經濟最後一環，"建立了合法的市場退出機制"。
但在現實運作中，企業的破產，關係到員工的安置，尤其是對於目前資金鏈緊張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處置問題上，政府更多考量的是社會穩定。所以，是否選擇破產，往往不是企業家單方面能夠決定的，雖有合法的退出機制，也往往扛不住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壓力。
在這些壓力之下，退出機制不能正常運轉，逃跑就成了最後的選擇。
"他們(浙江商人們)大部分都是洗腳上田創業的，企業一旦做大了，就沒有能力控制，出現資金危機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保住一部分資產轉移到國外，覺得這樣比破產強。"吳曉波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