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之稱的由來，是大臣成功拍馬與嬴政氣宇蓋世的傑作。《史記．秦始皇本紀》載：
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 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
王曰："去‘泰'，著‘皇'，採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
"皇帝"的來龍如此，"萬歲"的去脈則還要早一些。戰國時馮諼為信陵君賈義燒債券，民呼萬歲；藺相如奉和氏璧入秦，左右皆呼萬歲。發展到後來，"萬歲"自然成為皇帝的專用詞。
嬴政說"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這就是"皇帝萬歲"的具體化。中國歷史上二百多位皇帝，沒有那一家皇帝真能萬歲而傳之無窮，但這些人類的精英還是樂此不疲往復無窮地讓臣民喊叫著"萬歲"。敝鄉江心寺的和尚是得道高僧，佛法高妙，寺鐘上鐫刻了"皇帝萬歲"四字，無論朝代如何更迭，國主如何更換，"皇帝萬歲"永遠不錯，永遠要喊。這四字，賽如"阿彌陀佛"永放光芒，永保無虞。
毛澤東許多方面是千古一人，但在"皇帝萬歲"的問題上則不時會出現智障。先來捋清事實。名作家丁玲回憶毛澤東早在延安時代就有萬歲夢。
在延安的時候，我經常到毛主席住處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他都用毛筆抄寫自己的詩詞，或是他喜歡的別人的詩詞。有一次，毛主席突然問我："丁玲，你看現在咱們的延安像不像一個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開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沒有文武百官嘛！""這還不簡單呀！"主席馬上把毛筆和紙推到我面前，說："來，你先開個名單，再由我來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沒有開名單，只是報人名。反正是開玩笑嘛。毛主席一邊寫名字，一邊在這些人的名字下面寫官，這個是御史大夫，那個是吏部尚尚書、兵部尚書什麼的，還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這個，他突然又對我說："丁玲，現在文武百官都有了。既然是朝廷，那就無論大小，都得有三宮六院呀！來，來，你再報些名字，我來封賜就是了。"一聽這個，我馬上站起來說："這個我可不敢！要是賀子珍大姐知道了，她準會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處，他懷裡正抱著一個男孩。我們正聊著，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主席的衣服弄濕了一大片。這時毛主席不但沒有生氣，反而高興地對我說："丁玲，你說說，這是不是太子尿呢？"說完，用一隻手把紙鋪開，竟填起歌頌太子尿的詞來了。（楊桂欣：《"我丁玲就是丁玲"》，載《炎黃春秋》 1993年11期）
這是丁玲略微撒嬌風騷的自詡，或許有作家浪漫的成分，不能全然作真，那麼以下所述，則是載於史籍，無可懷疑的了。
1943年，延安整風會議上，彭真第一個喊出了"毛澤東萬歲！"毛澤東竊喜心頭，默認了。
1950年"5．1"勞動節的口號稿中，毛澤東自己加上了一條"毛主席萬歲"，正式發布時改為"偉大的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這是朱德秘書1981年參加一次會議時所講，他至今保存著當時的會議簡報。
1958年成都會議上，華東局書記柯慶施、中南局書記陶鑄提出這樣的口號，"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胡喬木後來回憶，"這是成都會議上正式提的口號，當時就沒人敢反對，提出者後來還提升為政治局委員"。
1966年，林彪第一個喊出"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偉大的導師毛主席萬歲！"從此，四個偉大萬歲風靡華夏大地、響徹神州上空、顛倒芸芸眾生。
與歷代封建王朝有別的是，在新的自我標榜為唯物主義的時代，佞臣和皇帝自己完成了唯心的極致。"毛主席萬歲！"遂成為一種標誌，一種象徵、一種迷信。文化革命中風靡全中國的"紅海洋"血淋淋的景色就是見證。一位孕婦，不小心打碎了毛主席的石膏像，把碎片藏在床底下，抄家時被翻出來，被毒打後流產，不久就死了。一位小青年，喊口號時把"打倒劉少奇，毛主席萬歲"喊顛倒了，被關了七年。這兩樁是筆者親歷的事。這樣的例子在文化革命中遍佈大陸、數不勝數，驚人的荒唐慘酷。以至於在中國不但絕對不能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連不喊或喊得少了也是罪過。"文革"初期，農墾部部長王震揭批副部長陳漫遠罪過之一就是陳開會很少甚至不喊"毛主席萬歲！"，而自己則是經常喊這一口號；以至於能喊"毛主席萬歲！"是一種榮耀恩寵、政治身份的標誌，不准反革命分子臨死前喊"毛主席萬歲！"筆者從勞改隊回學校後，去向領導要每個人都有一份的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語錄》，被告之：你是勞改犯，沒資格。
毛澤東青年時代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老年時經常對身邊人孟錦雲、張玉鳳嘮叨："73、84，閻王不請自己去。"可見他很明白人不能萬歲。
毛澤東自己一生喊過三個人萬歲。第一個是陳獨秀，他早年寫過："我祝陳君萬歲！"；第二個是蔣介石，在重慶談判的許多集會上，他頻頻舉手高喊"蔣委員長萬歲！"；第三個是人民，他回報臣民山呼的禮物就是經典式的動作，舉手向前一揮再一摟回來，同時喊出了"人民萬歲！"這個時候，毛澤東很唯物。崇拜陳獨秀時，萬歲是心儀的宣泄；敷衍蔣介石時是一種高明的演技；人民是芻狗，是一堆肉，需要哄哄罷了。
毛澤東絕不允許喊別人萬歲。他自己明確的語言是在文革中傳達到家喻戶曉的：要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危險人物"。新提拔起來的第四號人物陶鑄為毛澤東作詮釋："大權旁落！"、"臥榻之測，豈容旁人酣睡！"──當然這是指劉少奇。
劉少奇與周恩來相比，畢竟於帝王心術的理解尚淺。1959年劉少奇登基作國家主席，人民日報套紅將毛澤東、劉少奇的標準像並立，大小、色彩、位置沒有任何區別。此後，劉少奇攜老婆王光美出國訪問，出盡風頭；讓老婆挂帥"四清"運動，自己以國家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坐鎮助陣；劉少奇家鄉湖南湘潭花明樓出現"毛主席萬歲！""劉主席萬歲！"的標語。這兩條標語，兩個主席都看見了。劉少奇對這一切泰然處之、心安理得。
周恩來則不同。據給周恩來當過翻譯的中聯部工作人員齊錫玉在《為周總理作翻譯的點滴回憶》一文：1952年5月1日，澳大利亞工會代表團有位比爾?加德納先生，問齊錫玉："為什麼只喊毛主席萬歲，不喊周恩來萬歲?" 齊錫玉心裏怪他"怎麼會提出這樣沒有常識的問題呢"，但礙於領導指示，於是耐心向他解釋說中國的制度不同於澳大利亞，總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國的領袖......不想加德納卻不客氣地打斷齊錫玉說："這些我知道，我的經歷你卻不知道。"原來在中國的抗日戰爭爆發時，澳大利亞工會發動罷工聲援中國，抗議澳大利亞政府賣生鐵給日本。加德納積極參加了這次罷工。他說，之所以參加罷工，是因為當時看了一部新聞片，裡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軍暴行，讓人毛骨悚然的鏡頭。而這部新聞片最後是周恩來答記者問。"周恩來的鏡頭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聲音卻充分表達了他的義憤和決心。從那時起，周恩來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國人民反侵略的象徵！"會見結束時，外賓分成三隊同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握手告別。加德納在同周恩來握手時用英語說："向你致敬。"周恩來直接用英語回答："謝謝你。"但誰也沒想到，緊接著加德納竟用英語喊出"周恩來萬歲！"的口號。周恩來立即擺手示意，不讓齊錫玉翻譯。
天無二日，國無二主。毛澤東對此絕無二話！周恩來深昧其中真意，劉少奇則有點得意忘形了，以致樂極生悲，慘遭殺身之禍。
中國人也真賤！毛澤東都明說了：打核大戰不怕，中國有六億人，死了一半，還有三億。又說："八億人，不鬥行嗎？"中國人還就是視毛澤東為神，心甘情願匍匐在地，任其蹂躪宰割猶山呼萬歲，"吾皇聖明，臣罪當誅。"這裡有盲目、畏懼，潛意識中也有人性醜陋的僥倖心理：那死的一半一定不是我，不是我家人；正同凡人參與賭博，明知十賭九輸，還總是冀其那一贏的心態是一致的。
德國一智者說：希特勒納粹為禍全歐洲、全世界，為害日爾曼民族，德國人民也有責任，他們姑息、縱容、鼓勵了希特勒。
毛澤東的為禍全中國全民族全社會，周恩來、劉少奇們以及知識人、芸芸眾生都有份、都參與了。這也正是文化、民族性與制度綜合的罪孽。
當胡風被打成反革命時，知識份子絕大多數是看客、幫閑、幫凶。
當把明知絕無可能聯盟的章伯鈞、羅隆基扯在一起，敲響了50萬右派的喪鐘時，他已是明目張膽地指鹿為馬、欺世盜名了──諒你們只有乖乖接受。
當發動文化革命，把以前的忠實爪牙、打手、夥伴周揚、劉少奇、林彪置於死地時，他已可為所欲為，置人命、天下萬物甚至傳統、良知、普世的道義價值於股掌了。
所有的知識人與芸芸終生都違心更多的是真心地鞭笞自己的靈魂，高喊萬歲，匍匐在他的腳下。全中國生活在謊言和恐懼之中。
中國當下這種全體沉淪墮落的狀況，制度、文化是罪魁，當政者是禍首，芸芸眾生尤其是知識人也難辭其咎。他們逆來順受、好死不如賴活，甚或幫閑、幫凶......容讓和鼓勵了當政者的肆無忌憚，構成並促進了這種泥潭醬缸文化的確立與成熟。
長江巫峽的文峰山巔有一條"毛主席萬歲！"的標語，其大無朋，佔了半座山，每個字長寬各十丈，每筆寬一丈，每個字佔地1,000平方米，5字和一個感嘆號相連，外加字間距，超過了6,000平方米。每一個字，都比兩個籃球場加起來還大出了160平方米，整幅標語約等於15個籃球場。" 這大約是迄今為止人類製作的最大標語！
這條標語是當局驅使一百多名右派份子製作的。這些右派份子，在"光榮任務，表現好可以摘帽"的誘惑下，人人爭先苦幹。當時，他們每日的糧食定量是半斤（250克），每日起早摸黑，上山懸空吊著鏟地、刻字、背漿、潑漿，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叫苦，付出了五條生命的代價，完成了這"曠世傑作。"這是發生在 1961年的事，並非瘋狂的文革時期。
無獨有偶，香港回歸前，有一塊"臺灣飛地"調景嶺。每當"雙十節"，港島到處飄揚著英國"米字旗"，只有在九龍海岸木屋社區的調景嶺上，"青天白日旗"挂得漫山遍嶺，成為一個奇觀。筆者1993年到香港，經友人提點，遊覽了調景嶺，不是節日，也見滿山滿谷的"青天白日旗"在風中獵獵作響。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山的半山腰上，有五個巨大的白字："蔣中正萬歲！"這五個字在青天白日彩旗的點綴下，特別醒目，特別耀眼。原來，居住在這兒的是1949年潰敗後逃難到香港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以及家屬，共萬餘人，其中有不少將官校官。港英當局讓他們避難，在這兒自生自滅。他們在這兒自力更生，經過幾十年的經營，調景嶺成了香港一個特殊的社區。他們認中華文化是祖，視蔣介石為宗。"蔣中正萬歲！"五個大字想是在他們生活穩定了後的六、七○年代寫的，不然，不可能有那麼大的能量和那麼多的功夫。
大陸巫峽上的"毛主席萬歲！"和香港調景嶺上的"蔣中正萬歲！"正是皇帝文化的繼承、發揚和光大，是中華文化的殊途同歸。國民黨、共產黨在制度上稍有不同，在文化上則一脈相承；蔣介石，毛澤東同是一世梟雄，毛澤東在心狠手辣殘忍歹毒詭詐無恥上更勝一籌；大陸順民的求活求生求赦求安和調景嶺上遺老遺少的認宗認祖念鄉念家在人性上是一致的。這大約就是兩大你死我活的陣營中出現了同一模式山呼萬歲的根本所在。制度、文化與人性三者就是如此交錯虯結，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制約鎖定我，我攀援牽扯你。不改變這個制度，不驅除這種文化，皇帝萬歲就會繼續，以至"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臺灣制度徹底變了，文化也在漸變，"皇帝萬歲"是再也無力還魂了。李登輝、陳水扁或以後的無論誰，都會在民眾的絕對監督之下，絕無可能搞獨裁了。
大陸則不一樣，毛澤東死了，後繼者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還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順者生，逆者亡，還是皇帝文化。這皇帝文化不過改頭換面、梳妝打扮的更時髦更適應當今的潮流而已。
" 四個堅持"、"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的新湯，煮的還是一黨專政的老藥，只是藥引多變，藥性更加不可捉摸，時和時猛、或熱或涼、突燥突濕，病入膏肓者，如何能受得了！文化上因信仰崩塌無所適用而醬缸兜底，沉渣泛起，影響所及，遍佈全國全民，無論男女老少，無論高低貴賤，無不如遭天譴。人性中醜陋的一面、獸的一面在合適的土壤中醞釀發酵發作，暴露的淋漓盡致、登峰造極。
其中最深遠最持久的是毛澤東那些似是而非、似美而醜、似善而惡、似真而假的大雜燴思想文化在民眾中流傳、蔓延、浸潤、滲透。
河南省的南街村、江蘇省的華西村是兩個最典型的例子。筆者得友人贈送了一厚本書《南街社會》，這是她親住南街村研究南街村六年的結晶。拜讀之下，感慨複雜。網上查到兩篇文章（"華西村、南街村的邏輯難題"署名"浙商製造"。"南街村概況"作者佚），對南街村做了高度的濃縮，所敘與友人之書基本一致，茲綜合摘引如下：
南街村位於河南省臨穎縣城南隅，緊靠107國道，西臨京廣鐵路，東臨京珠高速公路。全村有回、漢兩個民族，848戶，3,180人，1,000畝耕地，總面積1.78平方公里。
改革開放以來，南街村遵循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因地制宜，大力發展集體經濟，走集體共同富裕道路，實現了物質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飛速發展。
南街村依靠當地糧食資源，圍繞農業辦工業，圍繞龍頭企業上配套項目，大搞糧食深加工，形成了農工貿一體化、產供銷一條龍的產業格局，實現了層層增值和良性循環，壯大了集體經濟實力，組建了國家大型一檔企業──河南省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1991年率先摘取河南省"億元村"桂冠，而後年產值突破16億元。
南街從1996年起，斥資數千萬元，建起了20多棟高檔次的高層公寓式住宅樓。如今全村800多戶村民和全體教職工都已遷入新居。每戶是三室一廳，92平方米（使用面積），內有公家配給的高級床、沙發、衣櫃、桌椅書架、工藝品架，還有彩電、冰箱、洗衣機、液化氣灶、中央空調（雙制：製冷、制熱）、24小時供應熱溫泉水......有人形容，"戶戶都是廳局級標準（面積）、省部級裝備（中央空調等）"。關鍵是這一切都是免費的、平等的。
南街人的生活消費品大部分是集體供給的，油、鹽、醬、醋、酒，雞、鴨、魚、肉、蛋，樣樣齊全。糧食每人每月40斤，月月有餘，可以存在集體。家用電器、水、電、糧油等由村裡統一配給，孩子入托、上學等教育費用也完全由村裡負擔，在外地上大學的學生學雜費、住宿費，包括每月的300 元生活費等全部由村中負擔。村民的文化娛樂、醫療、保險、統籌提留等費用也由村裡承擔。社會治安狀況良好，村民無一家安裝防盜門窗。
......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可以支持現實生產力的發展；企業可以辦社會辦文化；政企合一卻效率很高："消滅個人"的集體產權模式卻能激發個人積極性。中國農民、中國企業的創造，跟國際慣例、市場規律完全不同，也許這些成功個案沒有推廣價值，但這些經歷了時間和實踐考驗的企業家標本，可以解剖出極有價值的信息──為什麼這些"不符市場經濟規律"的企業能夠成功，在中國，到底什麼樣的企業"身份"最合國情，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它們首先要服什麼水土？
......南街村和華西村都是政企合一體制，核心人物同時擔任村黨委和企業集團一把手。南街村民喊他們的領頭人王宏斌為"班長"；華西村百姓則稱呼其當家人吳仁寶為"老書記"。
身任南街村黨委書記、南街村集團董事長的王宏斌頭上，還有一個中共臨穎縣委副書記的榮銜。王宏斌還是全國優秀鄉鎮企業家、全國勞動模範、"51"勞動獎章獲得者，中共14大、15大代表。
而1928年出生的吳仁寶具有傳奇色彩，吳擔任華西村黨委書記長達40年之久，在華西村享有絕對權威。美國出版的《重新發現中國》一書中稱："華西村是中國的新加坡，吳仁寶是華西的李光耀。"
......
南街村早在20世紀五、六○年代就是中原大地"大寨式"的先進典型，華西村也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
在南街村村委會大院對面的樓頂牆壁上，寫著這樣一句話：這個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配，由傻子去推動，由傻子去創造，最後是屬於傻子的。
毛澤東在南街村仍然是"神"。1984年他們掀起了三大活動：大學毛著、大學雷鋒、大唱革命歌曲。南街的舉措中有一條是家家備有毛澤東選集，人人手中發送" 老五篇"，新招職工的條件之一是要會背"老三篇"。南街村的舉措中還有一種"斗私會"，南街村黨委的核心人物"班長"王宏斌、"副班長"郭全忠都曾帶頭在大會上做過觸及靈魂的"斗私"，在全村引起震動。
......
華西村教育村民的方法也不是南街村的政治手段，而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村子裡建桃園三結義雕像、24孝亭的時候，有人批評吳仁寶是舊思想。吳仁寶的本意是讓大家要愛黨愛國愛華西，愛親愛友愛自己。華西村有一個規定，凡老人家滿100歲，村裡按子孫人數每人10,000元人民幣獎勵老人。2001年就有一個老人家得了37萬元。
在南街集體企業的管理上，堅持"集體承包"，不搞個人承包制。
這種承包制之所以有效率，關鍵是與"政治挂帥"的制度環境匹配。因為個人的生產、生活資料都掌握在"集體"手裡，各集體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必須在精神、動機上對村集體效忠。否則，其個人的基本生存條件會受到影響。
......
對於這兩個中華名村的前景，兩位當家人都心中有數。一位外地來的官員問王宏斌，若是哪天你突然出車禍"死"了，你推斷南街村的道路還能不能走下去？對這個問題，王宏斌沒有正面回答。
華西作為中國首富村，其經驗有沒有推廣意義？作為中國小康村研究會會長，吳仁寶的觀點是，首富村、小康村的主要價值，在於大家明白農村為什麼窮？怎樣富？而不是機械地推廣克隆。
華西村、南街村能否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模式、新版本。實際上有一個很簡單的鑒別方法，那就是華西村、南街村的成功能否延續兩代以上，否則，還是一種"能人經濟"，一種不同於西方人的東方人特有的人際結合方式，只在特定環境下有效。
這種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是畸形環境催生的一個怪胎，它的指導思想表面上是大雜燴、四不像，其實是毛澤東思想陰魂不散的迴光返照。
中國兩千年封建文化的底基，是一塊繁殖衍生怪胎的好土壤。毛澤東的皇帝文化披上了共產主義"各取所需"的大同理想外衣，將是非、真假、善惡、美醜的界限模糊到極限，50餘年的謊言、理想教育，灌輸培訓造就了一批忠誠的追隨者。南街村的出現正是這種極限和追隨的結果。它的影響較之任何貪賄墮落可能都更深遠。眼前的得益會使幾乎所有的人忘記了或看不到日後的可能是災難性的嬗變，正如中共建政初期的廉明矇蔽了幾乎所有的國人，使他們對接踵而來的鎮壓、整肅、飢餓、屠殺毫無準備，除了逆來順受忍辱吞聲引頸受戮外，別無他法。
中國大陸"毛主席萬歲！"雖然不見再喊了，但制度不變，皇帝文化就仍在繼續，無論如何改頭換面，萬變難離其宗。明天只會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