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官方最終所不得不承認的，在中國生產和銷售有毒奶粉的絕對不僅僅是三鹿。更有甚者，當今之中國，對十多億無法像中南海裡的政治局委員們一樣享受所謂特供待遇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哪裡還有安全的食品可以消費？從劇毒高殘留農藥污染的蔬菜，到用敵敵畏等違禁藥品浸泡加工的肉類；從用激素催熟的各類水果，到用工業酒精勾兌的白酒；從含有緻癌黃麴黴毒素的陳化米，到細菌超過國家標準100倍的果脯蜜餞；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此次三鹿事件，實在只不過是在中國大陸氾濫的有毒食品的冰山之一角而已。
如果我們仔細回顧那些有毒食品、有毒玩具、有毒用品等等的發現和懲處的過程，不難發現他們常常遵循著一個共同的模式。那就是：如果只是國內消費者的投訴，有關的政府部門和生產廠家能夠不理睬的就一定不理睬；能夠封鎖消息的就一定封鎖消息。
那些事件常常是非得拖到有外國消費者甚至外國的政府向中國政府交涉後才被迫承認和處理。在這些奸商和官僚們看來，雖然中國國民的民族主義情緒常常必須加以利用，但是中國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絕對無法與洋人們健康和生命等價的。
雖然每次類似的醜聞暴露之後，政府總是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吸取教訓，防止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但是過不了多久，一定會有另外的類似的事件冒將出來。中國政府是一個享有絕對權利的政府；中國是一個擁有衛星上天的技術的國家。但是這個國家、這個政府就是沒有能力來遏制威脅老百姓身體健康的有毒食品的生產和銷售。這如何不讓中國的老百姓感到憤怒？
憤怒歸憤怒，在我看來，對三鹿毒奶粉事件和所有類似的事件，實際上絕大部分的中國普通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最大的責任是道德責任。無論是出於對政治高壓的恐懼，還是物質利誘的垂涎，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當前的這個政府不講人權、不講道德、不講民主的中國式資本主義採取了接納的態度。他們為了換取一時的物質利益，甚至支持這個政府對人類共有的價值觀、道德感加以徹底地拋棄。
正是數以億計的中國人的這種道德失落，形成了贋品橫行、毒物氾濫的社會環境。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即使有毒食品的受害者，又是有毒食品的始作俑者。
在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類似中國有毒食品的事件也有可能發生。因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人想法利用各種法律的漏洞、甚至不惜以身試法通過損害他人來牟取暴利。但是，各類有毒食品事件發生得如此之頻繁、如此之廣泛，非得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莫屬。這是因為中國當前的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各級政府官員不受監督，這一特點又導致政府官員的大範圍的腐敗。腐敗的政府官員與不法企業主的結盟便使得政府完全喪失了行使監督的功能。
不少自認為聰明的中國人，對這樣的政府和這樣的官員的選擇了容忍，而對那些為改變現狀、為建立一個民主制度而抗爭的少數人則選擇了冷漠。只要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這種態度不改變，就無法保證這個政府會為人民的健康而盡力，而各種有毒食品的氾濫也就不會禁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