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食品工業構成了龐大的集體罪鏈。首先是化工和食品工業領域的專家們，在各大研究院和高校實驗室裡夜以繼日地工作，不斷創造出各種造假和使毒技術，為食品製造業提供技術支持，他們是大規模造假和使毒的始作俑者。企業為謀取利潤，貪婪地注水和注入各種有毒的化學添加劑，把劣等和造假食品推向市場。地方政府為實現GDP指標，縱容和包庇食品犯罪。食品檢驗機構不僅沒有發現這種造假事實，而且還向其頒發免檢證，為投毒行徑開放門戶。向所有上述這些環節問責，進而向整個食品制度問責，才能擊碎食品罪鏈，維繫基本的安全防線。
鬧得沸沸揚揚的毒奶事件，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而比毒奶更為驚心動魄的，應當是中國文化的自我毒化。但它卻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審視與警惕。
儘管民眾對文化的渴求不如食物，但由於大規模人口基數的存在，終究形成了龐大的文化訴求需要。在有限的文化生產和無限的文化需求之間，出現了類似食品的尖銳矛盾。然而，我們既喪失了製造當代原創性產品的能力，也喪失了從歷史庫房裡提取文化資源的能力。文化的巨胃懸浮在空中，在長期面對文化匱乏和文化飢餓之後，它變得比其他任何時代都更為貪婪。
為了滿足文化之胃的渴望，大量文化產品被加速製造出來，其間飽含著從注水（口水化和價值稀釋）、造假（抄襲、偽造、篡改）到使毒（添加各種有毒文化觀念）等繁雜工藝，它們構成了密切關聯的技術體系，對它們的解讀，有助於我們對現有文化產品做出明晰的判定。
在文化注水方面，盛大文學公司網站向我們提供了有趣的案例。簽約作家連載小說的寫作速度太慢時，飢渴的網民就會發帖抱怨，由此逼迫作家加速寫作，以致一些作家被迫從3000字/1天的正常寫速，加快到10000-20000/1天以上。這種「盛大文學現象」，就是典型的文化兌水和造假過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快餐化過程，它的原理跟在牛奶中大量注水毫無二致。它勢必導致文學質量的嚴重下降。
寫作速度，無疑是測量文化產品是否垃圾化的重要尺度。德國漢學家顧彬宣稱，一個德國作家寫一部長篇小說，通常需要三到五年的時間，而據我所知，天才橫溢的中國作家，卻只需要一至三個月時間。本土暢銷書作家寫速更快，有時只需一到兩週時間，就能炮製一部長篇小說。據說，香港武俠作家擁有30000字/1天的速度，而科幻作家倪匡的寫速，則到了50000字/1 天的驚人地步。但這顯然不是天才式寫作的標誌，恰恰相反，它只能體現某種垃圾化寫作的特點，但這種可笑的書寫模式，卻為消費時代提供了激動人心的樣板。
中國人對書籍的傳統熱愛，引發圖書市場的狂熱擴張。據稱每年中國有24萬種圖書得以出版，但其中大多數是毫無價值的垃圾。中國人近年來對古史閱讀的飢渴，也導致大量注水歷史書的誕生。動輒上百萬銷量的暢銷讀物，加上票房率驚人的「大片」、以及收視率超群的電視連續劇，形成注水快餐的盛宴。在中國這個特殊語境裡，「暢銷書」往往就是低質書和問題書的文化同義語。
測算文化產品的另一尺度就是它的真偽。快餐的注水終究是有限的，而且它多少還能保留一點被稀釋後的價值殘汁，而造假卻是更為徹底的欺詐。
本次奧運會開幕式和閉幕式，都出現了備受指責的假唱事件。開幕式上林妙可的假唱，就是典型的雙重假唱：它不僅在現場用事先錄音偽裝成真唱來欺騙全球觀眾，而且還要播放他人（楊沛宜）的聲音。但奇怪的是，這頭被造假者利用的無辜羔羊，居然還擁有大批粉絲。他們熱愛官方的「造假產品」，藐視最基本的藝術倫理，從未替造假者感到過羞恥。這種對文化造假的集體聲援，就是造假運動得以繁榮的根源。
崔健關於「真唱」的呼籲，已經喊出許多年了，但他的聲音竟是如此微弱，在整個流行音樂界只有空谷回音。相反，包括那英等歌手在內的假唱積極份子，在粉絲們的擁戴下振振有辭地為假唱辯解，宣稱它可以製造更好的效果，是對觀眾負責的表現。中國民眾對假唱上癮。他們對此有著強大的依賴性，因為錄音棚製造的聲音是經過技術修辭的。假唱能夠製造出完美的聲音騙局。這種自我盜版、「偽而不劣」的音樂產品，就是中國音樂愛好者的美食，他們享用假唱的陶醉表情，描繪出文化造假的美妙前景。
值得談論的另一個例子，是郭敬明的小說抄襲案。法庭經過調查，宣判被告違法，並判處其繳納罰金和道歉，而耐人尋味的是，但中國作協在沒有要求抄襲者公開認錯的前提下，草率吸納其為會員，並藉助媒體大肆宣揚這場「加盟秀」，無異於向世人宣告，造假者是可以暢通無阻地獲得文學榮耀的。儘管郭敬明的才能需要鼓勵，但這種反寫作倫理的門戶開放政策，卻使中國作協淪為文化剽竊運動的同謀。
抄襲無疑是嚴重的誠信問題，但造假兼具投毒，則是一種更危險的行為。那些被強加於中小學課本的文化毒品，已經成為戕害少兒的事物。教育部要求音樂課學習樣板戲，中學語文課本加入余秋雨散文，人民日報刊發《怎樣認識所謂「普世價值」》之文，都是文化摻毒的典型案例。
耐人尋味的是，文化製造業生產的劣品和毒品，並未像毒奶那樣面對必要的戒惕。因為文化中毒的症狀，總是顯示出更為隱蔽而「溫和」的特點。它們以補品、營養劑或特效藥的面目出現，由此製造更大的欺瞞效應，例如，樣板戲唱詞和旋律具有通俗性和悅耳性，而余氏散文則充滿「歷史感」和「煽情性」等等。但那些樣板戲散發出的階級鬥爭氣味、用「眼淚」製造出的偽善文風、以及對普世（人類）價值的惡意圍剿，正在傷害一代乃至數代人的靈魂，其危害性遠甚於三聚氰胺，因為它所製造的後果，並非只是身殘，而是更為嚴重的「腦殘」。
「腦殘」，這個描述精準的語詞，出現於去年的網際網路上，成為被廣泛運用的文化關鍵詞，傳遞出人們對這一文化弊像的焦慮。
腎結石患者可以通過B超進行確診並加以治療，但文化三聚氰胺所製造的「腦結石」患者，卻難以用尋常手法加確診。令人不安的是，當「知道分子」的腦殘症狀比普通人更為嚴重時，他們又何以醫治民眾的靈魂疾病？基於「知道分子」的無效性存在，以及批判知識份子的嚴重缺失，醫師變得寥若晨星，根本無力承擔救治的使命，從而加劇「文化腦結石」的群體性症狀，把受害者推入「腦殘」的命運。只要觀察一下網際網路空間的言論，就能對「腦殘者」的數量，做出令人悲觀的估算。在「文化復興」的熱烈歡呼中，這種幅員廣闊的病變，才是最值得世人關注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