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一生展現出了一個學有所成的大儒的風範。在中國傳統文化幾乎被毀滅殆盡的今天,現代人可以從瞭解范仲淹一生的所做所為入手,找到體認儒家文化的門逕,重新發現中國文化的價值所在。
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時而居乎?
--范仲淹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謚號文正,祖籍蘇州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范仲淹一生居仁由義,力行所知所學,為百姓,為社會,為國家"誠意 "、"正心"做實事,在古人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達德"上達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他的好友韓琦曾稱讚他"前不愧古人,後可師來哲",而金代元遺山則稱頌其"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在朝廷又孔子所稱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現代人一般把范仲淹定位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改革家、慈善家,其實,無論用多少個"家"來描述,說的都只是表面現象,並不能真正從實質上概括范仲淹的一生。范仲淹是一個儒家學問的大成就者,他在政治、軍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成就是他實踐儒家學問所取得的成果。
志存天下 夙夜強學
范仲淹出生在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其父範墉時為北道重鎮成德軍節度掌書記(方健《范仲淹評傳》)。在范仲淹出生後的第二年,範墉即不幸因病去世。范仲淹的母親謝氏貧苦無所依,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於服除後改嫁給在平江府(蘇州吳縣)做推官的淄州長山縣人朱文翰,范仲淹遂改朱姓,名說。范仲淹從四歲至二十三歲這二十年裡,作為朱文翰的養子曾隨繼父宦游過很多地方。景德初(1004),朱文翰任淄州長史,范仲淹隨同繼父在淄州上學。范仲淹讀書十分刻苦,志向超群,十五歲即被舉為學究,並受到本縣年老家居的右諫議大夫姜遵的賞識和關愛,稱其"他日中不惟顯官,當立盛名於世"(嘉慶《長山縣誌》卷十《人物誌·僑寓》)。范仲淹二十歲那年,母親看到家裡人口多,收入少,想讓他學些商賈技藝,但他一無所樂,只想讀書。大中祥符元年(1008),他由山東長山遠赴長安(今西安)遊學半年,尋師訪友,增廣見識。據范仲淹為王鎬所寫《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云:"時祥符記號之初載,某薄游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執,復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寶、臨海屈元應者,蚤暮過從"。他在關中結識了隱士王鎬,在其別墅"倚高松,聽長笛",後來又認識了道士周德寶和屈元應,周精於篆刻,屈對《易》有研究,且都琴藝高超。另據《續資治通鑒》載:"大中祥符二年二月,(真宗)令陝西發廩振(賑)糶,旱故也"。大中祥符元年,范仲淹去關中這一年,正值陝西大旱,他一路上親眼看到因災情嚴重而餓死病死的人很多。范仲淹遊學關中回山東後,在繼父友人的引薦下,來到長山縣醴泉寺,拜寺中住持高僧為師,范仲淹在寺中刻苦攻讀,晝夜不倦,他"畫粥斷齏"、"窖金遺僧"、"晝夜苦讀"的故事發生這一時期。醴泉寺南二里遠的一辟靜山洞,被後人稱為"讀書洞",廣為流傳的"畫粥斷齏"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日作粥一器,分為四塊,早暮取二塊,斷整數莖,入小鹽以啖之",每天煮一鍋粥,放涼後劃成四塊,早晚各取兩塊,再切上點咸菜,撒上鹽末下飯。有人把范仲淹的這段經歷解釋因太窮而不得不過苦日子,有人解釋成為了"勵志"自找苦吃,都有強牽附會之嫌。如果有在山野單獨生活的經驗,就會知道在單獨一個人野外做飯相當麻煩又很費時,"畫粥斷齏"的目的是為了節約出更多的時間來讀書。
據《宋史》記載,范仲淹"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1011年),范仲淹二十三歲,因偶然事件得知自己原是蘇州范家之子,多年來一直靠繼父的關照度日。范仲淹深感身世的苦楚,含淚辭別母親,身帶一琴一劍離開長山外出求學。范仲淹來到睢陽應天府書院(今河南商丘縣),師從戚同文學習五經。應天府書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間,藏書數千卷。更主要的是這裡聚集了許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師生。到這樣的學院讀書,既有名師可以請教,又有許多同學互相切磋,還有大量的書籍可供閱覽,況且學院免費就學,更是經濟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應天府後來改名南京,應天府書院所以又叫南都學舍。范仲淹十分珍惜嶄新的學習環境,晝夜不息地攻讀。《宋史》說他" 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冬天讀書疲憊,以冷水洗面提神,學校給的補助不夠吃飯,每天喝稀粥,一般人都不能忍受這樣的生活,他卻並不以此為苦,像孔子的高徒顏回一樣安貧樂道。他的一位學友看他常年吃粥,就送一些美食給他,范仲淹竟然一口不嘗,聽任佳餚發霉。同學責備他漠視關心,他才長揖致謝說:"我已安於過喝粥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餐,日後怕吃不得苦"。據史料記載,范仲淹在應天書院讀書的生活是"凌晨一通舞劍,夜半和衣而眠。別人看花賞月,他在六經尋樂"。范仲淹讀書心無旁騖,真宗皇帝路過南京,大家都爭先恐後地跑去觀看,范仲淹卻閉門不出,坐誦如舊,同學非常好奇,問他怎肯錯過觀望皇上的良機,他回答說:"日後再見,也未必晚。"經過三年的刻苦學習,范仲淹已經能夠深入五經,在吟詩作文中,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源自上古的中國文化,經孔子之手修訂整理之後形成《詩經》、《尚書》、《易經》、《三禮》、《樂經》、《春秋》六經,《樂經》已經失傳,實際流傳下來的只有五經,是中國文化的寶庫。范仲淹一生精研《易經》和《春秋》,這是他成就功業的學識基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 年)春,他通過科舉考試,中榜成為進士,取得了以做官為政來造福天下的資格。
范仲淹出身孤苦,內心敏銳,青少年時期遊歷廣泛,對天下蒼生的疾苦感同身受。歐陽修評價范仲淹"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譭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歐陽修《範公神道碑銘並序》)。據宋人吳曾的《能改齋漫錄》卷十三《文正公願為良醫》記載,范仲淹未中進士之前有一次到祠堂求籤,問以後能否當宰相,簽詞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簽,祈禱說:"如果不能當宰相,願意當良醫",結果還是不行。於是他長嘆說:"不能為百姓謀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該做的事。"同行的人問他:"大丈夫立志當宰相,是理所當然的,您為什麼又祈願當良醫呢?這是不是有一點太卑微了?"范仲淹回答說:"怎麼會呢?古人說,'常善用人,故無棄人,常善用物,故無棄物'。有才學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輔佐明君治理國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個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溝中一樣。要普濟萬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現在簽詞說我當不了宰相,要實現利澤萬民的心願,莫過於當良醫。如果真成為技藝高超的好醫生,上可以療君親之疾,下可以救貧賤之厄,中能保身長全。身在民間而依舊能利澤蒼生的,除了良醫,再也沒有別的了。"這就是後世相傳"不為良相,願為良醫"的由來。孟子說:"天下溺,援之以道"(《孟子·離婁上》),援天下以道是儒者根本的志向所在,要以道援天下必須有深厚的學養。孔子提出的儒者的行為標準,第一條就是"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禮記·儒行》),"席上之珍"是比喻深入六經所成就的學養, "夙夜強學"是成為一個儒者的基本條件,"待"之一字,強調儒者居仁由義,絕不苟且,道能行則盡心盡力,道不能行則守身自處。孟子對這個問題作了很好的解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行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范仲淹從青年時代開始踐行了儒家所提倡的聖賢之道,表現出超越了一般人的勤奮好學。
為政以德 直道而行
范仲淹入仕後,最初十餘年,一直擔任地方上的小官員。他每到一地總是踏踏實實地做各種有利於百姓的事,並且幹得很有成績。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蘇泰州市)任西溪鎮鹽倉監官,負責監督淮鹽貯運轉銷。他看到泰州及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連雲港西南)各州,因唐時所建捍海堤年久失修,早巳頹壞,每年秋季海潮氾濫,往往阡陌洗蕩,廬舍漂流,人畜喪亡,鹽灶也多被沖毀,災情十分嚴重。退潮以後,過去的良田都變成了不宜耕種的鹽鹼地,老百姓無以為生,只好攜家外逃。范仲淹上書泰州知州張綸,建議急速修復捍海堰,以救萬民之災。當時有人指責范仲淹越職言事,范仲淹回敬道:"我乃鹽監,百姓都逃荒去了,何以收鹽?筑堰擋潮,正是我分內之事!"也有人以筑海堰後難以排水,極易出現積潦而予反對。誰知張綸熟知水利,言道:"濤之患十之九,潦之患十之一,筑堰擋潮,利多弊少。"於是採納了范仲淹建議,奏請朝廷批准,並命范仲淹負責修筑泰州捍海堰。宋代天聖二年(1024),范仲淹徵集兵夫四萬餘人興筑海堰,時值隆冬,雪雨連旬,潮勢洶湧,迫岸而來,兵夫因驚慌失措,四處逃散而陷入泥濘中淹死二百餘人。有人趁機上書朝廷,反對修堰,於是朝廷決定暫行停工,並派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到泰州查勘實情。胡令儀系河南開封人,曾於宋代淳化、至道年間 (990-997)任如皋縣令,深知古捍海堰年久失修,農田、鹽灶和百姓生命財產難以保障。察看後,胡令儀與張綸聯名奏明朝廷,獲准繼續開工。天聖四 (1026),范仲淹的母親謝氏去世,范仲淹離任回籍守喪。其間,范仲淹屢次給張綸寫信,請張綸無論如何要將捍海堰修成,並表示若有事故,朝廷追究,他願一人獨擔其咎。天聖五年(1027),張綸負責捍海堰工程指揮,於當年秋施工,第二年春完成,前後歷時四載,終將捍海堰修成。堰長25696.6丈(合 71公里),堰基寬3丈(合10米),高1丈5尺(合5米),頂寬1丈(合3.3米)。堰成後受益顯著,"來洪水不得傷害鹽業,擋潮水不得傷害莊稼"。外出逃荒的兩千餘民戶回歸家鄉,百姓得以安其生,農灶兩受其利。人們雖為主持完成工程的張綸立了生祠,但後人仍未忘記首倡和實際促成者范仲淹,從明代以後,人們即將阜寧至呂四的海堤統稱為"範公堤"。修建公共工程本來是國家的義務,當時泰州的歷任地方官不會不知道潮水對百姓所造成的災害,但直到范仲淹上書才引起朝廷重視,足見范仲淹心懷黎民百姓,非一般官員可以比擬。
天聖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喪結束.經過晏殊的推薦,他榮升秘閣校理,負責皇家圖書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閣設在京師宮城的崇文殿中,秘閣校理之職,實際上屬於皇上的文學侍從。當時仁宗皇帝已經年滿二十歲,但朝中各種軍政大事,仍然還由年逾花甲的劉太后(仁宗是李宸妃所生,劉太后養為己子)一手包攬。劉太后權欲之心很重,喜好作威福。天聖七年(公元1029年)冬至,太后竟然要讓仁宗皇帝和百官一起,在前殿給她叩頭慶壽。范仲淹認為,皇帝給太后叩頭慶壽,是皇帝的家事,應該在後宮進行;前殿是皇帝與百官處理朝政的地方,皇帝和百官一起在此行家禮是敗壞朝廷綱紀,會給後世樹立惡劣的榜樣。他因此上書朝廷,要求太后停止這一錯誤做法。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責備他為何如此輕狂,難道不怕連累舉主嗎?范仲淹素採敬重晏殊,這次卻寸步不讓,沉臉抗言:"我正為受了您的薦舉,才常怕不能盡職,讓您替我難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議論而獲罪於您。'一席話,說得晏殊無言答對。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寫信給晏殊,詳細申辯,並索性再上一章,乾脆請劉太后撤帘罷政,將大權交還仁宗。在帝制時代,宮庭內部的權力紛爭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官員介入其中是犯忌諱的。劉太后違背禮制的做法,用現在的話說是"違憲",以皇室的家事敗亂國事,後果非常嚴重。劉太后所犯的錯誤官員們在心底都非常明白,但都不敢站出來說話,害怕丟掉官位。果然,范仲淹的"妄言朝政"讓自己仕途折戟,他被貶離京城,秘閣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舉酒餞別說;"范君此行,極為光耀呵!"范仲淹被貶到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濟市一帶)任通判(副長官),後來又被調往陳州(今河南淮陽)。范仲淹做了地方官之後,繼續上書指陳他所看到的弊政。當時正在修建太一宮和洪福院,朝廷在陝西大量購買木材。范仲淹上書說:"昭應、壽寧的天戒還不遠,現在又大興土木,浪費民脂民膏,這種做法既不順民心,又不合天意。應該停止修建寺觀,減少每年購買木材的數量,以減輕百姓的負擔。"又上書說:"太后寵幸的人由宮裡下敕書拜官,不經過外朝群臣的討論,這種做法並不是太平之政。"這些建議因太后把持朝政而不能實行,但仁宗從這些諫言中看出了范仲淹是一個忠臣。
仁宗久聞范中淹的人品和學問,劉太后死後,在他自己親政的第一年,就召范仲淹回朝當任專門評議朝事的言官右司諫。仁宗不是劉太后的親生兒子,在劉太后死後,很多人在仁宗面前揭劉太后的短處。中國帝王政治的理想是以孝治天下,仁宗放任官員胡亂批評劉太后並不妥當,會損及仁宗的孝行。范仲淹及時向仁宗進諫:"太后受先帝真宗的遺命,勞心勞力幫助陛下十多年,人非聖賢,不可能不犯錯誤,不能用太后所犯的小錯把太后的德行全面抹殺。"仁宗聽了之後說,他也很不忍心聽這些閒話,下令宮內宮外不准再講劉太后垂簾聽政這十多年的往事。明道二年(1033年),京東和江淮一帶大旱,又鬧蝗災。范仲淹奏請仁宗馬上派人前去救災,仁宗不予理會,他便質問仁宗:"如果宮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該當如何?"仁宗驚然慚悟,就讓范仲淹前去賑災。范仲淹所到之處開放官倉救濟災民,禁止百姓因過度祭祀浪費糧食。他在賑災期間奏請朝廷免除災區百姓的稅負,提出救濟的十項辦法。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因進諫阻止仁宗廢郭皇后,被貶至睦州(今浙江建德東)任知州。據史料記載,仁宗廢郭皇后一事與呂夷筒有關。宰相呂夷筒當初是靠討好劉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趕忙說太后的壞話,這種狡詐行徑,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職務也被罷免。呂夷簡在宮廷中的人脈關係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之後,他便通過內侍閻文應等重登相位,又與閻文應沆瀣一氣,想借仁宗的家務糾紛,而廢掉郭後。墮入楊美人、尚美人情網的年輕皇帝,終於決定降詔廢後,並根據呂夷簡的預謀,明令禁止百官參議此事。范仲淹與負責糾察的御史臺官孔道輔等,數人徑趨垂拱殿,求見仁宗面談。他們伏閣籲請多時,無人理睬:司門官又將殿門砰然掩閉。范仲淹等人手執銅環,叩擊金扉,隔門高呼質問:"皇后被廢,為何不聽臺諫入言!"看看無濟於事,大家在殿門前議定一策,準備第二天早朝之後,將百官統統留下,當眾與呂相辯論。次日凌晨,范仲淹剛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聽降詔傳呼,貶他遠赴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桐廬縣附近)知州。接著,朝中又派人趕到他家,催促著要押他即刻離京。孔道輔等人,也或貶或罰,無一倖免。這次至城郊送別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舉酒讚許說:"范君此行,愈覺光耀!"在離開諫職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寫下了:"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取法於《大學》只有"家齊"才能"國治"之意,作為第一家庭的帝王之家混亂,會對國家造成非常壞的影響。"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騷人","軻意正迂闊,悠然輕萬鍾!"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卻認為自己更像孟軻,只要道義能行於天下,高官厚祿無足輕重。范仲淹到睦州梅城任知州後,他來到七里瀧,尋訪嚴子陵的遺蹟及後裔,並下令在東臺山麓為嚴子陵建祠堂,免除其四家後裔的賦稅和勞役,要他們管好祠堂事務,並親自為之寫《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頌揚嚴子陵的高尚情操。范仲淹重視教育,每到一地即創建書院,到睦州後也不例外,他在梅城廟學原址上創建睦州第一座書院,融廟學與書院於一體。
梅城位於新安江、蘭江、富春江匯合處,背靠烏龍山,面對三江口,常有水患。范仲淹主持修筑南北相連接的堤壩,疏濬梅城西湖等水利設施。范仲淹在睦州雖然只有半年,但他體察民情,政績頗佳,老百姓非常懷念這位正直的州官,先後在梅城修建"思範亭"、"思範坊"、"範公祠"等,紀念這位"內剛外和,所至有恩"的父母官。
半年之後,范仲淹被調離睦州,移知蘇州。蘇州當時洪澇成災,百姓的田地不能耕種。范仲淹組織百姓疏導蘇州境內的五條河流,引導太湖之水流歸大海。因在蘇州治水有功,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榮銜。隨後又被調回京師,升為吏部員外郎,主管官員的考評,兼任開封府知府。范仲淹恪盡職守,認真調查之後發現宰相呂夷簡任人唯親,濫用私人,致使朝中腐敗不堪。景佑三年(1036年),范仲淹根據調查,繪製了一張"百官圖" 呈給仁宗,指出哪些官員是按正常程序升遷,哪些官員的升遷違背了制度,哪些官員的提撥是公事公辦,哪些官員的提撥是私相授受,並建議仁宗,重要官員的任命不宜全權委託給宰相。如此一來,范仲淹得罪了宰相呂夷簡。有一天,群臣在朝廷上討論建立都城之事,范仲淹提出:"洛陽險固,而東京開封府處於四面臨敵之地,太平時期適於居開封,如果國家有事,必須把都城遷到洛陽,所以應當逐步在洛陽儲藏物資,修繕宮室。"仁宗問呂夷簡對范仲淹的提議有什麼看法,呂夷簡明知范仲淹說得有道理,但他對范仲淹心懷私憤,害怕范仲淹又在仁宗面前立下新功,故意敷衍仁宗說:"范仲淹的提議是迂闊之論,沒有任何可取之處。"范仲淹從這件事上徹底看清呂夷簡只是一個玩弄權術的奸臣,他唯一關心的是自己的權勢,從來就不把國家的安危放在心裏。范仲淹接連上了四道奏折給仁宗,痛陳朝廷的弊政,最後把矛頭指向了呂夷簡說:"漢成帝因寵信張禹,不懷疑舅家,所以釀成了王莽之禍。我擔心現在也有張禹這樣的人,敗壞陛下您的法度。"呂夷簡上書怒訴說:"范仲淹離間君臣關係,在朝中勾結朋黨。"從此之後,呂夷簡把范仲淹當作危脅自身權勢的敵人,彼此勢不兩立。呂夷簡老謀深算,善於玩弄權術。仁宗這年二十七歲,尚無子嗣。據說范仲淹曾關心過仁宗的繼承人問題,或許談論過立什麼皇太弟侄之類的事。這樣的事雖然是出於興旺宋廷的至誠和忠直之心,卻不免有損仁宗的自尊。呂夷簡藉此機會從旁中傷,製造了牽連甚廣的朋黨案,范仲淹被貶為饒州(今江西省鄱陽縣)知州,時年四十七歲。
在范仲淹從開封府動身的時候,因朋黨案已經牽扯了歐陽修等若干人,因此幾乎沒有什麼人再敢去送范仲淹。不過,這時候天章閣待制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兩個人卻帶了酒肉,一同到郊門外為仲淹踐行。王質是真宗朝名相王旦的侄子,他這次是抱病前來。別人問了他們為什麼不怕,李紘說:"範希文賢者,得為其黨人乃我之榮幸也。"王質也說:"範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這是當時的友情,邪不壓正,還是有人敢於冒著被罷官的危險,為范仲淹的行為叫好助威。"范君此行,尤為光耀!"王質如是說,仲淹大笑:"仲淹此行,已三光矣!"饒州在鄱陽湖畔,從開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須經十幾個州。除揚州外,一路之上竟無人出門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對此並不介意。求仁得仁,此心無憾,在饒州官舍他寫下了:"三出專城鬢如絲,齋中蕭灑過禪師","世間榮辱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已經是第三次被貶職,但心中的灑脫自在超過了雲遊天下的禪師們,人世間的榮辱不足挂齒,連邊塞的山野老翁都知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典出《淮南子·人間訓》)。
在饒州范仲淹結識了和饒州臨近的池州建德縣知縣,也是大詩人的梅堯臣,兩人互相贈詩唱和。范仲淹說:"卓有梅聖俞,作邑郡之旁。",梅堯臣則寄詩曰:"
山水香君國,文章漢侍臣。古來中酒地,今見獨醒人。"稱讚范仲淹的德行出眾,眾人皆沉醉於浮名浮利,唯獨范仲淹不為名利所動。不過,兩人立身處世的觀念並非完全相同,梅堯臣給范仲淹寫了《靈烏賦》,希望范仲淹能夠管好自己的舌頭,不多說就能穩坐高官,自由翱翔。(結爾舌兮鈐爾喙,爾飲啄兮爾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來城頭兮無爾累。梅聖俞)范仲淹看後也回了一篇答《靈烏賦》,其中寫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表示自己必須要直言上諫,絕對不會對弊政視而不見,苟且偷生。文中范仲淹還有一句,"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范仲淹精於《易經》,深得聖人之道,明白只有承擔道義才是唯一能趨吉避凶的正道。當時和仲淹往來的還有曹修睦、廬山道士程用之、謝希深、黃灝等人。仲淹《游廬山詩》中寫道:"五老閑游依舳艫,碧梯雲徑好和途。雲開瀑影千門挂,雨過松簧十里鋪。客愛往來何所得,僧言榮辱此間無。從今愈識逍遙旨,一聽升沉造化爐。"仁者自有道義之樂,內心的逍遙自在並不會因為個人的榮辱得失而有私毫減損。
范仲淹在饒州任職一年多,隨後又先後被調往潤州(今江蘇鎮江)、越州(今浙江紹興)任職。寶元元年(1038年)十一月,范仲淹來到越州任知州,他在越州大約17個月(即1038.11-1040.3)。越州當時還沒有官辦學校,他到越州後首先做的就是興辦府學。
他一到越州就急忙寫信給他的好朋友、著名學者李泰伯,誠懇地邀請他來越州講學。李泰伯果然來了,在范仲淹的大力倡導下,越州辦學之風大興,郡內"多自置學,聘名儒主之"。他離去後,越州人民建"希範亭"紀念他,又在亭前立一牌坊,牌坊上題"百代師表",以褒揚他興學之功。
越州臥龍山(即今府山)的西北方向,原有一涼堂,涼堂西面有一口久被堙沒廢棄的古井。范仲淹命人除去雜草,掏盡淤泥,發現古井"泉清"而"味甘","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雪,嚼輕冰,凜如也;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范仲淹把涼堂命名為"清白堂",並特地寫了一篇《清白堂記》。在"清白"兩字上大做文章,借"井德"喻"官德",大力宣揚"所守不遷",即堅定信念、堅持原則、信守不移;"所施不私",即清正廉潔、不徇私情。這不啻為當時賄賂成風的官場開出了一劑道德修養的良藥,伸張了正氣。越州文化,源遠流長,歷代名人輩出,范仲淹到越州後,特別賞識的是范蠡和賀知章。對賀知章,他亦非常景仰。他一到越州,就去尋訪賀知章的故居"天長觀",見故居破敗不堪,命工役"度材而新之",又特地刻上途中所得的徐鉉作的序文,"以廣遊人之觀採"。
慶歷三年(1043年),仁宗時年三十三歲,銳意革新。此時,范仲淹因平定西北邊境有大功,一時之間眾望所歸。仁宗任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朝政,急切盼望他能拿出革新措施。這年九月,范仲淹奉詔條上十事,即"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 "、"均公田"、"厚桑農"、"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意欲改革時弊、考核官吏、裁減閑冗。他提出的革新措施直接針對官僚權貴集團的特權利益,遭到強烈的抵制和攻擊。慶歷四年(1044年),西北邊境告急,范仲淹與樞密副使富弼請求到西北治理邊防。仁宗任命范仲淹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到邊境後,范仲淹把百兩黃金全部分給守邊將士。麟州(今陝西省神木縣境內)剛剛被西夏軍洗劫,當時很多人都主張放棄這個地方。范仲淹修復麟州的舊堡寨,招回四處流亡的百姓三千餘戶,免去租稅,把過去由官府專營的行業歸還給百姓經營。又因商情困苦,奏請朝廷免除府州商稅。在范仲淹的治理之下,百姓們逐漸從戰亂之中恢復安定的生活。范仲淹離開京城以後,官僚權貴對他的攻擊越來越激烈,他上書朝廷請求免去他的參知政事職位。在官僚集團的強大壓力下,仁宗也對新政失去了信心,他重新任命范仲淹為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邠州知州(今山西汾陽縣)。范仲淹在朝中所主持的新政漸漸被停止。
范仲淹在邠州期間患了肺疾,在他的請求之下,朝廷調他到鄧州(今河南鄧縣)任知州,兼給事中、資政殿學士。過了幾年又要調他到荊南(今湖北的江陵、公安一帶)任職,鄧州百姓受惠於范仲淹的德政,攔住朝廷送調令的公使,堅決要留住范仲淹,范仲淹也願意留在鄧州,得到朝廷准許。過了兩年又被調到杭州(今浙江餘杭縣、杭州市),兼戶部侍郎。過了幾年又被調到青州(今山東諸城縣)。在青州任職期間,因疾病加重,他請求調到潁州(今安徽阜陽)任職,在離開青州前往潁州任職的路上病逝,時年六十四歲。范仲淹生病期間,仁宗常常派遣使者賜藥慰問。范仲淹病逝之後,仁宗哀傷了很久,遣使慰問他的家人,御筆親寫一塊碑豎立在他的墓道上,叫做"褒賢之碑"。范仲淹死後謚號"文正",這是對他一生的蓋棺定論,千古以來能被謚為"文正"的屈指可數,足見同時代的人對他的評價之高。
孔子在《禮記·儒行》中說:"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宋史》評價范仲淹"三黜三光",三次因糾正朝政的錯亂,招致當權者的忌恨而被貶官。主持"慶歷新政"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最終得罪了整個官僚權貴集團,讓自己的仕途一直到晚年都不能擺脫奔波曲折。真正的儒者立身處世以符合道義為唯一標準,立得正,行得方,言所當言,行所當行,不畏懼權貴,不顧惜身命。縱觀范仲淹一生的政績,無論是做管理百姓的地方官治理水患,還是做統率軍隊的將帥治理邊患,他都以過人的才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只要一涉及到關係國家大計的朝政,范仲淹的為百姓、為國家、為天下的公心與官僚權貴的自私自利水火不容,因此導致他所做的努力經常是以自己被罷官而告終。儒者的為政之道,只問自己的所做所為是否符合道義,而不在意是否能取得預定的成效,因為居仁由義在於自己,而一項施政措施能否成功,很多時侯並不是一己之力所能夠左右。
(未完待續)
来源: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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