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設計的國家體育場時,您的靈感來源於哪裡?您能描述一下它過程和頭腦風暴的階段?創作想法是否在很大的壓力下產生出來的?
艾：國家體育場的概念設計來自於設計前對於設計本身的一個完全的"憑空"的基礎，赫爾佐格&德梅隆與我進行的初始的方案設計討論時，我們做到了使頭腦完全處在一個真空的臨界狀態，這使得我們有可能從美學意義上和實用的可能性上找到一個最佳點。結構的合理性，建築的外觀和內部，它的美學的功能和需求最大化和一體化。整個體育場的設計概念的一體化和完整性是初始概念的最重要的構想。設計過程中，我們處在緊張，衝動的興奮狀態，我們清楚的希望能夠自由的產生出一種語言，這種語言本身具有一種獨特的形態，同時能夠承載巨大的功能需求。整個設計的過程是輕鬆和愉快的，它顯得非常的清晰和顯而易見，沒有經過任何來自傳統意義上的障礙。
記者：您是否會出席開幕或者閉幕式?
艾：我不會參加開幕式，我對慶典本身沒有興趣，我也沒有接到任何形式的邀請。如果需要更清楚的說明我為什麼不願意成為慶典的一部分，那是因為我認為這個慶典與自由的靈魂、全民的自由精神相距太遠。我始終認為這個慶典是國家官僚操作的結果，而並非自由的公民和民主的意志自然產生流露的歡慶和表情。我覺得這樣的慶典當中有太多的遺憾，會引起我的不愉快情緒。
記者：您把中國為奧運會的所做的努力描述成 "虛假的微笑",為什麼?
艾：我說過"虛假的微笑"。我是在發問，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是否可能真正激起全民的快樂和歡慶，當一個社會希望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希望能夠成為人類的共同認同的價值一部分，在缺少民主和缺少言論自由的體制下是否可能。
種種努力是嚴厲的管制和更加緊張的控制，這個控制包括各種新的安全條例，從各種安全設施守則，到如何微笑和表演，如何歡呼及姿態。
記者：您對中國為奧運會所做的努力哪些方面感到失望?
艾：關於奧林匹克的努力中最大的失望是，中國沒有完成她的承諾，這個承諾是所謂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或者是說向世界展示一個"新的中國，新的北京，新的奧運"。這個新是否存在，我們看到傳統的缺少勇氣和自信，缺少真實的快樂和公民參與，而更多看到的是笨拙的管理理念和盲目的自我防衛意識。
無疑中國社會正在走向更大的自由，社會必然走向民主，奧林匹克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向世人表達中國人對民主和自由的嚮往和為此做出的努力，而不是適得其反。
記者：在奧運會結束後,您認為中國會有任何的改變嗎?
艾：奧林匹克很快就會過去，中國已經在發生變化，由於奧林匹克的經驗，中國應該認識到體制本身的問題，這樣的一個體制在缺少社會多樣性、文化多重性、更多選擇可能性的情況下，其管理的模式是如此的單調和粗暴，它總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產生於簡單貧乏近乎於絕望的政治結構。追求民主不僅是一個政治理想，而是一個更加有效可行的社會形態，促使社會不至於成為一個不具有穩定性，只具有低劣的官僚作風和愚昧的百姓的單一狀態。類似於奧林匹克這樣的活動使中國有可能覺悟，更快的走向完善的局面。
記者：您願意看到國際社會從北京奧運會中得到什麼啟示?
艾：我認為，以任何標準為理由的分離或者拒絕，不應該是今天政治交往的有效方式。中國需要世界的幫助，世界同樣不可能排除中國的影響，不可能拒絕由中國的發展進步帶來的新的可能。在世界對中國的認識中，同樣存在著巨大的偏差和極為幼稚的判斷，這些偏差和判斷當然來自於由於長久的意識形態分離和政治隔閡，同時它也是今天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障礙，它必然會構成多方面的損失。奧林匹克使國際社會有可能深入瞭解中國，瞭解他的文化和特徵，瞭解一個陌生的國家在新的時期和結構下的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