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紙婚約，我還依然恐婚，畢竟我對婚姻期待不低，希望我和老公相看兩不厭，在生活上互相幫助，在思想上共同提高，直到死神把我們分開。會議期間，全體與會者同在一家中餐館進食，我問坐我身邊的他一道我不認識的菜，得到的答覆是"你眼睛不好"。而我的願望是老公與我在一起彼此開心，不在一起彼此放心、想起舒心。結果可想而知。我在外雲遊了五個月，環繞地球一週，又獨自回到德國。如果不是彭小明，我不會把德國與娘家掛鉤，但經他一說，我還真感覺像回到了娘家。
我從洛杉磯飛抵杜塞爾多夫機場時，當年為我自費留學做經濟擔保的洋爸媽已在外恭候。他們一點不奇怪我沒出嫁，相反覺得我沒嫁是件好事。我先被洋爸媽接到一家中餐館去吃了一頓，聊夠了離情別緒後，第二天傍晚才被送回科隆。
我在科隆的落腳點已存在近十二年，那是我第一次海歸不成租來當寫字間的老屋，現在房租才漲到三百歐元。零三年有同修邀我移居澳大利亞，可惜我那時還沒德國護照，當時的出版社也反對，我沒能如願去和同修創辦《新天地》，卻從此搬進了老屋子。
我住的這條街在市中心，曾是一條古董街，現在也還有幾家古董店，我搬來科隆後在這條街上遷居過兩次。這次去了四個國家，住了六個旅店、七戶人家後，又住進這條街，也算是我與古董和科隆有緣。而我雲遊時轉到傳真機上的七十幾個電話則表明我在德國的緣份未了。
除科隆外，我從未在任何城市住過十年以上。我生在康定，兩歲起與保姆住在成都，八歲時與父母住在雅安，十七歲到重慶上大學，二十一歲到樂山當導遊，八八年底來到德國，先以洋爸媽家為出發點四處訪友，入學後到畢業(1989-1996)，我住在杜塞爾多夫大學附近，學生宿舍四年，教授家一年，自己租房兩年。
到科隆後，我仍留戀大學生活，一有空就往大學開，以致現在我也只有在從古董街到海涅大學的這條路上才有輕車熟路的感覺。九八年我才找到科隆大學，才開始步行去東亞系圖書館看書借書。但我還是不喜歡科隆，我從九四年起就鍾情於威尼斯，我在那兒度過數月，寫了數首意文詩。第二次海歸不成我便失去了到威尼斯閑居的心境。我的意文也忘得差不多了。這次四國游後歸來，我才開始知道珍惜德國的一切和科隆的好處。
今年是我到德國的第二十年，當初我乘坐東德的航班抵達東柏林時還相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而現在柏林牆早已倒塌，我則得出"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今天我滿四十二歲，正趕上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我花費當了一年半德語導遊的全部積蓄（四、五百元外匯券）才買到一張東德機票時，還不知道這一去我會有國難歸，成為流亡華人中的一員，像馬英九們一樣嘗到剪不斷的鄉思。
在德國我親見柏林牆兩邊的鮮明對比，通過德國媒體我目睹"黨媽媽"血腥鎮壓與我同齡的柴玲們，是到了德國我才獲知被中共封殺的真實史料，否則，我如何得以認清中共是吞噬了八千萬同胞的狼外婆，獲知分裂和出賣祖國的正是中共。沒有德國的自由，我怎麼可能會躍上文壇。
當同行們比如清水君（黃金秋）被中共非法關押，當同修們比如於宙被中共迫害致死時，我在德國既能自由地寫作，又能自由地煉功。
身在德國宛如回到娘家，這是我作為未嫁女的幸運，更是我生為中國人的不幸。
二零零八年三月寫於萊茵河畔
二零零八年七月定於萊茵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