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同： 1952年出生於中國四川。1979年進入《中國青年報》工作至今。1995年創辦《冰點》專版。11年裡，《冰點》廣泛報導當代中國的各個領域，觸及多個有爭議的話題，在讀者中產生較大影響。2006年1月末，《冰點》被中國當局停刊，李大同被免去主編職務，停止編輯工作。李大同著有《冰點故事》和《用新聞影響今天》。)
西藏事件的發生引起了國際輿論嚴重關注
這次北京奧運火炬的傳遞，在英、法等國家遇到了空前的混亂，幾乎成了一場鬧劇。為此，中國政府在自己的媒體上展開了一場空前的"反擊"。現在，火炬進入國內，這場媒體大戰總算告一段落。
中國政府的憤怒是可想而知的。毫無疑問，這是一次羞辱，貨真價實的羞辱。近20年來，中國的形象還沒有像這次這樣遭到重創。可以拿來作比較的，是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事件，那時中國政府同樣遭到了全世界的嚴厲譴責，歐美國家聯手制裁，中國國家形象幾乎破壞殆盡。
不過，對天安門鎮壓行動的後果，中國政府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為了維護政權，當時的中國領導人不惜付出這樣的代價。鄧小平很清楚，對中國這樣的大國，制裁不可能持久，可以挺過去。鄧同時完全瞭解修復形象的重要性，早在1990年，他就發出了要申辦奧運會的指示。
近20年過去，天安門事件的影響越來越淡化，而中國經濟卻有了令全世界驚訝的高速發展，如今經濟總量已進入世界前五名，沒有哪個重要的國家感受不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經過2000年奧運會申辦失敗的挫折，2008年奧運會舉辦權幾乎沒有什麼懸念地給予了中國。
軟實力的力量
應該說，作為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東方大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WTO成員國，中國舉辦一次奧運會的政治權利，無論如何也不比1988年的韓國軍政府差；而中國強大的國力，也絕不會像希臘那樣因舉辦一次奧運會而背上沈重的債務。
就舉辦一次奧運會的硬實力而言，中國絕對屬於最有競爭力的國家之一。對這一點，中國政府確實信心滿滿。火炬全球傳遞的設計，意在贏得全球的歡迎。沒想到卻遭遇一場前所未有的羞辱。
天安門鎮壓事件使中國政府遭到全世界的嚴厲譴責，中國國家形象幾乎破壞殆盡。
中國政府沒有想到，問題不是出在硬實力上，而是出在軟實力上。所謂軟實力，其實質是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是這個國家在實現人類普世價值上所達到的程度，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國際社會對這個國家的信任度。無論奧運會怎樣聲明與政治無關，也難以想像會將主辦權交給還實行種族隔離制度時的南非，也就是說，奧運會的政治底線實際是存在的。
公平地說，在人權狀況的實際改進上，中國近20年來並非毫無進展，如果從程度上衡量，甚至完全可以說這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最好的時期，這也正是中國政府感到忿忿不平之處，"為什麼沒人說我做得好的地方"？問題在於法律和制度--中國社會人民自由度的增加和人權狀況的改善，仍然缺乏堅實的法律和制度基礎，黨權高於一切仍是中國政府的實質。
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既可以適當放鬆，也可以隨時收緊，也就是說，中國社會的進步不是不可逆的，風平浪靜時可能進步一些，一有風吹草動，傳統一黨專制的體制慣性就會再現，其愚蠢和暴戾會讓世界震驚。
保障公民權利
譬如，在臨近奧運會，世界都注視著中國人權改善狀況之際，中國偏要將一個僅僅在網際網路上發表了幾篇政見文章的文弱青年胡佳以什麼"顛覆國家"的罪名投入監獄。當外國記者當面提出質疑時，素有開明美譽的中國總理溫家寶只好硬說中國是個"法治國家"，在中國憲法規定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的前提下，這種辯護是多麼無力和可笑。中國政府為什麼在要緊關口上非要做蠢事，實在是不可理喻。
這次西藏事件，本可有完全不同的處理方式，無非是有些人要走出寺廟抗議一下，有什麼了不起呢？依法規定好時間和路線，走完了，喊完了，還能怎麼樣呢？而越是壓制，就越是會引起反彈，最後發展成騷亂。
一個法治國家，當公民要求遊行示威的權利時，理應保障；而發生違法事件時，則應當毫不猶豫地制止。可是，部分僧人遊行的合法權利被粗暴制止，騷亂髮生後卻擔心"國際輿論"要保持"克制"，沒有任何警力及時干預，導致重大財產和生命的損失，這是嚴重的處置不當。
對西藏問題的爆發事前缺乏足夠的信息和預案，事件發生後，條件反射般將外國記者趕走又不得不"組織"回來；一古腦兒地將萬惡罪名扣在達賴喇嘛頭上，國際壓力增大後又轉而和達賴喇嘛會談；處處顯出政府的被動，專制體制的愚蠢莫過於此了。
中國政府什麼時候才能變得"聰明"一點呢？其實很簡單，那就是老老實實按憲法和法律行事，憲法給予公民的權利就要無條件保障，而法律禁止做的事情要雷厲風行地制止。譬如你願意在家樂福門外舉個牌子抗議當然可以，然而你阻攔其他顧客進去購物甚至衝進商場擾亂秩序就必須讓你蹲兩天班房。只有這樣，這個政府才能真正聰明起來，國家的進步才會讓國際社會有良好預期。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