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兩種力量催生了經濟民族主義。
經濟民族主義既符合中國不倫不類的中產階級的利益，也符合執政黨宣泄民怨的企圖，儘管後者非常有風險，比如可能引發出社會騷亂。按毛時代的話語來說，無法排除有人"試圖扭轉階級鬥爭大方向"。對於Tibet issue,美國人遠比法國人走得更遠，並且法國的路易威登作為家樂福的最大股東對Dalai的資金支持並不等同於支持獨立。否則，就無法解說達賴的 "4．24聲明"，更不能給出中國中央政府公開表態同Dalai談判的真實理由，還有中國通過外交途徑努力說服美國不要給Dalai鼓勁的戰略考量。
美國人把Tibet issue等同於臺灣問題與香港問題的政治規劃，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就公開化，如芒羅等人著的《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書即是如此。到目前，臺灣問題幾乎是全面變暖，香港問題雖有普選壓力但未形成"港獨"潛因，美國鷹派的快捷硬牌只剩了Tibet issue這一張。在此情狀之下，中國的經濟民族主義僅僅因為奧運火炬的小摩擦而連上"弱相關"的家樂福，確實是捏軟柿子的無恥之舉。當然，我作為民間自由人士不希望出現反美浪潮，只是說中國的經濟民族主義正和中共權力機制內部的某種力量相勾結，試圖發起一場針對國際資本的"人民戰爭"。
隨著國際油價與糧價的上挺，這種戰爭趨勢還會加劇，國際資本在中國已經面臨晚秋季節。出現如此趨勢並非反常，因為中國語境中的"利用"一次的本質就是不正當的使用即不平等的合作關係，儘管"外資"曾經取代的計畫經濟與商品經濟相混合時代的"紅帽子"而擁有種種經濟特權。如果一定要為"利用外資"找到政治含義接近的國際政治術語，那麼非美國對中國的"限制性接觸"莫屬。
由家樂福事件開始，國際資本在中國實際上已經遭遇了政治危機。
經濟民族主義看似淺薄，實際上有著它的內在機理，質而論之，它是中國內部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危機的表現之一種。今後，中國國內的合法性危機還會以更多的方式傳到到國際社會，比如土地制度的深層矛盾與糧食進出口相糾纏，又比如教育制度的深層矛盾與文化交流中的誤讀，凡此等等。
家樂福事件作為國內合法性危機的表現，在更具體的細節上是管制危機。比如，當事件幾乎被我忽略的時候，地方政府的情治官員非常客氣地電話詢問我的態度，是否參與其中，以及所持的態度，發表了什麼樣的相關文章。家樂福事件也大大衝擊了下一代的思維方式，比如一位在南京上大學的晚輩，五一放假後到我書房來請教對事件的看法，並表達了他的迷茫之思。他是學生會的負責人，要幫校方勸阻要求上街的學生，而他的外教老師則質問他及其他學生為什麼不以抗議的方式來爭取更多的政府補貼，反倒是熱心參與自己並不瞭解就裡的抵制運動。合法性危機在教育方面表現的更多，是分析家們無法忽視的問題。我的那位晚輩告訴我，離南京不算遠的合肥竟然發生了抗議學生錯燒國旗的"笑話"--孩子們誤把俄羅斯的國旗當成了法國國旗給燒掉了，所幸沒有導致俄羅斯的外交交涉。
整個世界隨著全球化暨信息化的程度加深，需要不同文化特別是中西文化進行互溶性交流，而經濟民族主義即國內的合法性危機恰恰成了互溶性交流的巨大障礙。在比較文明史觀下，中西文化的源頭性差異並不大。沿用通過故事發現道理的方式，我們通過閱讀我們的歷史經典如《史記》，能夠輕鬆地找到與西方古代經典《聖經》中的聖靈感孕、死人復活等具有重大文明寓意相對稱的故事細節。更一般地說，神化文化祖先實際上在中西古代文明中是同樣存在的現象，《聖經》中的摩西與《史記》中的後稷，幾乎就是"一個人"。前者被丟棄在氺中未死，終於成為一個民族的半人半神的始祖；後者被生母作為不祥之物扔在冰面上而未死，終於成為傳說中周族的農業文明始祖。
對比細節，我們往往能夠找到中西方歷史驚人的相似之處。僅在歷史影響文學方面看，《史記》關於商紂王要看王叔比干的心是否有七竅的記載，被小說家改編為紂妃妲己用比干的心當藥引的故事，是為《封神演義》的經典情節；同樣，《聖經》關於希律王在繼女的請求下砍了傳道人約翰的頭的故事，也被改編成《喬卡南的頭》，這齣戲劇是英國唯美主義劇作家王爾德的代表作。在精英行為影響文明性格方面來看，古希臘的犬儒主義即遺世獨立的風格，為基督教的隱修主義提供了歷史資源；在中國，清流主義即"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獨立文人精神實際上是接續了中國先秦典籍《詩經》的批判精神。簡言之，西方初期的犬儒主義正與中國《詩經》的批判精神相映照。
時當《論語》被不斷從不同的視角解讀之際，通俗歷史作家中有幾個人注意過我們文明的真正經典《詩經》呢？古代的詩篇在各大文明中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希臘文明的英雄史詩與希伯來文明的情愛雅歌是他們各自文明的綿綿不絕的營養源，而我們今天不僅遺棄了我們文明的史詩《詩經》，而且就連詩人都混到靠當眾脫褲子賺眼球的地步。
要說我們在誤讀了自己的歷史的同時，沒有誤讀世界，誰信呢！
2008年5月2日寫於綿逸書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