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安多拉卜楞寺僧人手持藏旗抗議中共
西藏危機的癥結究竟在哪裡？這不得不從藏族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以及藏族的文化習俗，尤其藏族的現代宗教說起。所謂西藏的現代宗教是指大乘佛教，無論歷史還是現實的原因，這種宗教事實上早已滲透進了這個民族以往的制度和這個民族的血液之中，並在西藏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形式，所以我們也把它稱作藏傳佛教。除了西藏，還有蒙古、錫金和不丹三地信奉藏傳佛教，但它與其他遠東地區的大乘佛教有所不同。其中一個最明顯的差別就是喇嘛在藏傳佛教所起的突出作用，所以這種宗教形式又稱為喇嘛教。"喇嘛"一詞並非是指所有的僧侶，僅僅是指大師（古魯）而言。（梵文GURU（古魯）是一個複合字，由"GU"和"RU"組成；"GU"乃黑暗之意； "Ru"為光明之意，排除無知與黑暗謂之Guru（古魯）。古魯代表著神聖和最高的智慧。）我們在藏族人民的生活--尤其是宗教生活中可以明顯地看到，喇嘛所起的作用格外的昭著，即使在教理方面也是如此。
對於藏傳佛教的信眾來說，信仰的目標首先是喇嘛和宗教尊師，因此，喇嘛教的一大特點就是喇嘛（祖師）高於所有的神，甚至包括那些最為著名的神。喇嘛（甚至 高於佛陀）屬於所有教派共有，其中包括格魯派。任何"成就"，沒有"尊師的瑜伽"，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弟子通過靜修冥想而召喚喇嘛所選擇的加持神，並使之與喇嘛密切地融合在一起；然後由於使弟子與尊師聯繫起來的愛慕和歸順，弟子便與其喇嘛結合，而且還可以認為喇嘛吸收了神，從中得到了所必要的淨化狀態。正如一位茶伽女（一女神）向貢保巴（1079－ 1153）所講的那樣："崇拜祖師的一根毫毛比崇拜三時（過去、現在和將來時）所有佛陀的功德還要大"。"只要沒有喇嘛，就不會有佛陀；甚至千劫佛也會在喇嘛的基礎上出現"。那羅巴如是說，（那羅巴是瑪爾巴的師傅，印度有名的密教祖師）這就是喇嘛教的重要特點，這個特點使諸弟子都認為"喇嘛是佛陀個人（確實存在的）"，他們都充滿極度的信仰。
所以，弟子必須絕對服從喇嘛，而喇嘛又對他施行一系列考驗以證明其信仰的堅定性。他們的關係是命中注定的，也是不可分割的，其特點既是父親對兒子的寵愛，也是君臣之間的忠順。人們用來指他們關係的術語不僅是"父"和"子"，而且還是"長官"和"臣民"，以及弟子精神上的"母"。弟子的順從是全面的。他必須把自己的人生（身、語和意）和財產毫無保留地佈施給師父。從此之後，他便屬於師父所有了，惟有其師方可將他引向救度。弟子與上師的關係，折射出藏傳佛教中喇嘛的地位與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講，喇嘛對弟子的權威和影響力已經超過父母。這並非是個案，而是藏傳佛教最普遍的通例，是藏民族特有的文化。對於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告訴我們說："真正把人聯繫起來的是他們的文化，亦即他們共同具有的觀念和標準。"而藏傳佛教卻為藏民族提供了基本的觀念和標準。
達賴喇嘛，藏傳佛教格魯派兩大活佛轉世系統之一的稱號。達賴，蒙古語意為大海，為藏傳佛教四大活佛轉世體系之首。四大活佛轉世體系分別是：達賴喇嘛（前藏）、班禪額爾德尼（後藏）、章嘉呼圖克圖（內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外蒙古）。格魯派是中國藏傳佛教宗派，藏語格魯意即善律，該派強調嚴守戒律，故名。該派僧人戴黃色僧帽，故又稱黃教。創教人宗喀巴，原為噶當派僧人，故該派又被稱為新噶當派。格魯派是藏傳佛教各大教派中最後興起的一個，在公元15世紀時才興起。它一興起就迅速取代了其它各教派的地位，成為後期藏傳佛教的唯一主角，在西藏社會發展史上，它具有任何教派都無法達到的重要地位。歷史上該派在藏族、蒙古族居住區流傳甚廣，影響很大。由於格魯派在藏傳佛教中的重要地位，作為四大活佛轉世體系之首的達賴喇嘛，在喇嘛教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可想而知。我們知道，在藏傳佛教中，喇嘛的地位是高於所有的神，而喇嘛中最高地位的莫過於達賴，這對於喇嘛教的信眾來說，達賴就是他們最高的神，是藏族信眾心中的神聖，是藏民族心中的天，而不是哪個喇嘛可以隨意替代的。由於藏傳佛教的轉世體系，十四世達賴既是一個佛陀個人，同時也是達賴喇嘛整個轉世體系的象徵。無論從尊重各民族的宗教，還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來看，對達賴的打壓都是沒有道理的。我們不理解達賴喇嘛作為藏傳佛教終極神的特殊地位，就在於我們對藏傳佛教即喇嘛教特殊的宗教儀軌、制度、體系的無知，以至於在如何對待藏傳佛教上犯了相當低級的錯誤。我們雖然承認藏傳佛教的合法性，也承認尊重藏民族的宗教信仰，但我們不但不允許藏族信眾供奉達賴喇嘛，而且還組織僧侶和信眾批判達賴喇嘛，這就大錯而特錯。這如同我們在肯定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合法性，並肯定我們尊重他們宗教信仰的同時，卻讓基督徒去反對耶和華，讓伊斯蘭教信徒去反對安拉，這還能叫尊重宗教信仰嗎？普天之下沒有如此荒唐的道理！我們不能嘴上說尊重宗教信仰，但卻對這些宗教的神聖性肆意褻瀆，隨意打壓，這無論如何是講不過去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藏民族可以說是一個為宗教所塑造的民族。藏傳佛教對藏民族的影響之深，範圍之廣，沒有在藏區生活過的人們很難認清這一點。即便是到藏區逗留過的人們，從那些一步一個長頭，千里迢迢跪拜去朝聖的信眾身上，也許我們能讀出信仰在他們內心的力量。在那樣惡劣的自然面前，在貧困和艱難的生活面前，他們始終以巨大的勇氣，坦蕩而平靜的面對；他們都是那麼的樸實，那麼的安寧，那麼的虔誠，如果沒有信仰的力量，不知哪個民族能夠在這世界的最高處，生存發展到今天？正因如此，信仰已經成為藏民族生活和風俗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信仰已經成為藏民族的風俗之時，藏傳佛教對藏民族的已經不再是可有可無的一般文化形態，而是已經和他們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特殊形態。文化人類學的常識告訴我們：任何一個人，"從他出生之時起，他生於其中的風俗就在塑造著他的經驗與行為。到他能說話時，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創造物，而當他長大成人並能參與這種文化的活動時，其文化的習慣就是他的習慣，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每個出生於這個團體的孩子都將與其一起分享它們，而出生在這個地球另一半球的孩子，則不能分享到這一半球的千分之一的風俗。沒有什麼社會問題比風俗作用問題更令我們有責任去理解了。在我們對風俗的規律、多樣性作出明智的認識之前，我們將仍不理解人類生活的主要複雜的事實。"（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而這恰好是我們理解西藏危機的一個重要切入點。這就是說，我們必須理解風俗塑造著一個人的經驗與行為，其文化的習慣就是他的習慣，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一個由藏傳佛教塑造的民族，他們會放棄對達賴的信仰？他們有批判達賴的可能性？真是天方夜談！也許在某種壓力面前，他們會應付你一時，但他們絕不可能死心塌地跟隨你一世。
對於這次西藏危機，中共方面似乎也很委屈。他們始終想不通的是：這麼多年來，中央給西藏投下千億人民幣和各種經濟優惠政策，架橋鋪路、修繕廟宇、建高樓大廈，藏區的經濟也確實得到發展，藏人的生活水平也確實得到提高，為什麼藏人就是不知感激，還要屢屢反抗呢？看來他們並不理解人之為人的靈性特徵，也不理解宗教信仰是不能用金錢來替代的。尤其他們在藏傳佛教上諸多的認識誤區，對喇嘛教活佛轉世體系的不理解，對達賴在喇嘛教中的神聖性的不理解，對藏民族在信仰上的虔誠不理解，這種認識誤區上的政策怎麼會是有效的？當然，這一錯誤認識上的錯誤政策並非這一代中共領導手上形成的，而是在毛澤東時代已經鑄就，並成為後來中共領導人的一筆負資產。問題是，毛澤東留下的這筆負資產，這一代領導人有什麼理由還要為他扛下去呢？
當然，這裡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中共黨內"左"的傾向總是不斷努力地表現著。他們相信"左"比右好，"左"是思想問題，右是立場問題；"左"是同志，右是敵人。尤其在這種敏感的政治問題上，"左"總是比右的好。好在哪裡？好在安全，即使出了亂子當政者也不會承擔政治責任，近幾屆的西藏黨政領導人中就不乏其人。他們自己很 "左"於是政治上平安了，社會卻未必因為他們的"左"就平安了。像這次藏區有些領導那些不負責任的妄語，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會加劇危機，甚至會惹出更大的麻煩。就如同醫生看病一樣，在沒有看清楚問題的癥結所在，就敢以猛藥攻之；真是個糊庸濫用虎狼藥，病沒有治好，人卻被你治死了。看來鄧小平92年南方談話，重申要反"左"防右，自有他的道理，並非是無的放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