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錯，中共政權可以靠強力平息大陸境內的藏人反抗，也可以利用大漢族主義取得多數民意認同。通過對3•14拉薩騷亂的掐頭去尾的孤零零展示，通過單方面放大西方媒體的某些失誤，通過"反分裂，護聖火"的輿論動員，更通過嚴格的新聞封鎖和單方面宣傳，中共當局已經成功地把西藏危機轉化為極端民族主義的狂潮。把自由與獨裁的政治衝突轉化為漢藏的民族衝突。但中共無法消除境外藏人的反抗，也無法取得國際主流社會的認同，更無法消除西藏困境之根源，正如現政權無法消除整個中國的深層危機一樣。所以，中共在國內取得的這些優勢，不過是鼠目寸光的權宜之計，只有維護獨裁體制的暫時之功，而無助於多民族中國的長治久安。
外界普遍認為，在此次西藏危機之前，達賴喇嘛的特使與北京相關官員進行過六次對話，而現在，爆發於中國奧運年的西藏危機，對胡溫政權來說無異於"砸場子"，給風光無限的"國際大PARTY"填堵，必然加深了北京對達蘭薩拉的不信任乃至仇恨，使西藏問題的解決變得遙遙無期。
在我看來，西藏危機的根源也是中國危機的根源，大一統與高度自治的衝突，實質上是獨裁與自由的衝突。西藏危機延續到今天的最大危害，不是漢藏之間的衝突和仇恨的加劇，而是民族衝突遮蔽制度之爭。就當下中國的制度現實和胡溫政權的執政策略而言，即便沒有此次危機，中共也決不會接受達賴喇嘛的"不謀求獨立而只要求自治"的中間道路。如果胡溫答應了達賴喇嘛的"高度自治"，也就等於中央政府向西藏出讓了治權，使大陸地區出現類似香港的"一國兩制"，這是胡溫政權難以接受的。
而西藏問題，既不同於香港，更不同於臺灣。
臺灣的治權脫離中國中央政府已經百年。即便1949年奪取大陸政權的中共也從未治理過臺灣, 臺灣在國民黨政府的治下，不但有獨立的外交和軍事，而且保有聯合國成員資格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現在，臺灣已經完成了政治制度的轉型，擁有基本人權和日益完善的民主制度，臺灣總統來自2300萬臺灣人的直接選舉，北京就更無法染指臺灣的內政、外交和軍事。
香港的治權一直操控在港英政府的手中，1997年的回歸大陸也僅僅是主權意義上的回歸，而香港的獨立治權由"一國兩制"來保證，其經濟、政治、法律等基本制度還是港英政府留下的，即便回歸後的特首需要北京的點頭，但特首必須由港人出任，特區政府也是獨立治理香港事務。何況，香港還擁有不同於大陸的市場經濟、獨立司法和新聞自由。
而西藏，如果說，截至1959年前西藏治權還部分地掌握在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的手中，多少還有點"一國兩制"的味道，那麼，1959年之後的西藏已經徹底喪失了自己的治權，十四世達賴被迫流亡，十世班禪被軟禁在北京，中共中央強行奪取了西藏的治權，派往西藏歷任黨委書記就是這種治權的具體執行者。從此以後，藏人也像漢人一樣，不僅必須臣服在中共獨裁的治下，而且也經歷了漢人所遭遇的人權災難，特別是在文革時期，藏文化和藏人所遭遇的大災難決不次於漢文化和漢人，藏人的活佛、貴族、商人、藝人、藏醫等被批鬥被遊街被毆打被囚禁甚至被迫害致死，十世班禪喇嘛就被囚禁了將近十年，漢人的走資派和社會名流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改革開放以來，漢藏民眾都經歷過八十年代充滿希望的時期，也都在1989年經歷了喋血的慘劇，經歷了八九後的強力鎮壓與金錢收買。現在，雖然漢藏兩族的經濟都有了很大的發展，民眾的物質生活也得到提升，起碼不必像毛時代那樣為起碼的溫飽而掙扎，但是漢藏民眾仍然都缺乏基本的人權，藏人所沒有的各類自由，漢人也沒有。達賴喇嘛無法回家，六四後流亡海外的漢人異見者也無法回家；西藏當局對付達賴喇嘛的手法，也被用於對付漢人的法輪功和其他民間宗教（比如，逼迫藏人詆毀達賴喇嘛，逼迫法輪功信徒詆毀李洪志）。
漢藏的民族衝突是表層，獨裁與自由的衝突才是深層，是實質。漢藏民眾共同面對同一個獨裁政權，藏人所面對的主要問題，也是漢人面對的主要問題，在此次危機中，當漢族民眾在網際網路上向達賴喇嘛大吐口水時，遮蔽的恰恰是漢藏民眾最真實的處境--我們都是獨裁製度的"囚徒"。只要漢人還處在無自由的獨裁治下，藏人也不可能先於漢人獲得自由；只要內地民眾無法獲得真正的民間自治，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治。
所以，西藏問題的解決，在根本上有賴於整個中國的政治體制問題的解決。不管西藏問題的未來解決採取何種模式，整個中國的民主化都是必須的政治前提。達賴喇嘛與胡溫的真正和談能否開啟，開啟了能否談出具體成效，不取決於北京與達蘭薩拉之間的關係如何定位，也不取決於西方社會的外部壓力，而是取決於大陸內部政治改革進程，中國的政治改革真正啟動之時，才是北京與達賴喇嘛談判真正開始之日。
一句話，漢人無自由，藏人無自治。
反過來也一樣，藏人無自治，漢人無自由。
2008年4月10日於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