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蘭薩拉這個好聽的名字對於我來說是陌生的，除了在幾篇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當中見到過之外，對它沒有任何印象。十一月十二號凌晨三點，在斷斷續續坐了二十幾個小時的飛機之後，終於到了印度首都德裡。當天晚上在火車上會合了從紐約到德裡參加會議，隨後前往達蘭薩拉訪問的項小吉，又坐了十個小時的火車。然後，再坐上由西藏流亡政府派到火車站接我們的吉普車，最後，在經過了又三個多小時的，在盤山路上的顛簸、攀爬、旋轉等一系列驚險動作之後，終於在皚皚白雪覆蓋的喜馬拉雅山腳下，見了山巒 掩映中的小城達蘭薩拉。
小山城遠遠看上去清雅而扑素，我們興奮地叫司機洛桑將吉普車停下來讓我們拍照。好像我們是懷著好奇心前來觀光的遊客。
很快，我們就進入了這個小山城的中心。很快，一種複雜的，莫名的辛酸和悲涼的情緒就取代了興奮的觀光心情。小城本身就迷漫著一股辛酸、悲涼的氣氛，因為這裡的每個人都有一段辛酸、悲涼的故事等著訴說。
喜馬拉雅山上綿廷的逃亡人群
在達蘭薩拉城中心的難民接待中心，從八九年以來，每年都要接待約兩千名從中國境內逃亡出來的藏人。去年以來更猛增到了四千。我和項小吉在抵達的當天下午，由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的官員達瓦才仁陪同，來到難民接待中心訪問。
難民接待中心是夾在兩邊的建築物中的一棟兩層的房子。下邊一層屋裡，沿牆和窗戶，以及在中間，是幾排通鋪，住著剛剛從中國境內逃亡出來的難民。上一層則就地住著一些女難民。難民接待中心裏，當時有約七八十名最近才從中國境內逃亡出來的藏人，其中有許多是幾歲或十幾歲的兒童，有些兒童甚至並沒有父母陪伴，是他們的父母委託逃亡的人將這些幼小的子女帶了出來。
我們走進難民接待中心，大家都怯生生的看著我們。我坐到孩子堆裡試著和幾個孩子說話，他們很快就放鬆下來。尤其是小孩子們好奇的圍過來。我拿出從加拿大買的筆，分給孩子們，孩子們立即興奮起來。於是我開始了和他們之間的交談。
我問一個看上去十歲左右的男孩：＂你叫什麽名字？＂
他用純正的普通話回答我：
"我叫索南米多。＂
"你現在多大了？＂
"十四歲。＂
"你從拉薩來的？＂
"對，我逃出來了。＂
"你是結伴和朋友一起出來的，還是自己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那路上需要很長時間吧，用了多久呀？＂
"用了二十幾天。＂
"路上要二十幾天，那你在路上害怕不害怕呀，一個人？＂
"怕，很怕。＂
"怕呵，那害 怕的時候怎麽辦呢？＂
"沒有什麽‵怎麽辦′，趕快走，快快走。＂
"嗯，快快走，想快快走到這裡是不是？＂
"是，想快快見達賴喇嘛。＂
看著這名只有十四歲的孩子，獨自一人，經過二十多天，從拉薩經喜馬拉雅山的雪山口逃亡到達蘭薩拉，我知道他是那些能夠活著到達目的地的幸運者之一。而要翻越常年冰對雪覆、海拔五六千米的喜馬拉雅山，隨時都有可能遇到雪崩、雪裂，或被凍死、餓死。
我轉向另一位約二十多歲的小夥子，他說他叫巴登江作。
"你從什麽地方來的，到這兒多久了？＂
"我從四川康巴來，四川省甘孜州的。來了快一個月了。＂
"你為什麽要逃亡出來呢？＂
"第 一個是，我想見見達賴喇嘛；第二，我想出來學點技術和文化。＂
"那你學習一段時間之後，是否還想回去？＂這時，在邊的 23歲的畫家小夥子搶著說："不回去，逃出來了，就不會回去了。將來藏人有了自由的時候再回去。＂
而在我來難民接待中心的路上，遇到的那個十四歲的男孩，就更不會再回到西藏去了。因為他的雙腳在翻越喜馬拉雅山，逃亡到達蘭薩拉的路上已經凍掉了。
男孩有一頭黝黑、捲曲的頭髮，一雙眼睛黑黑、亮亮的但十分憂鬱。我見到他時，他正在路邊的石頭上坐著休息。看到我們幾個人走近，用他那雙黑眼睛，冷漠的、定定的盯著我們看。我於是走近他向他問好，問他多大了。他移開目光，不置可否的讓嘴角動了一下，說了句"十四＂。我微笑著問他在做什麽，他說在休息，他要到達蘭薩拉的醫院去治療。我問他生了什麽病，為什麽要到醫院去，他說他腳上的傷口還沒有好。我很好奇問他腳怎麼了，為什麽會傷。他撩起褲腿，我看到他兩條小腿上，轉圈綁著幾條塑料片，把一雙鞋固定在腳上。男孩慢慢的解開綁著塑料片的帶 子，脫下鞋，我只看到拄在地上的兩條腿，沒有腳。
我張著嘴怔在那裡不知道說什麽好。這時男孩輕輕的說"在我逃過來的路上凍掉了。＂
我的心中一陣刺痛，我不能想像，一個這樣年齡的孩子，怎麼樣用一雙凍爛的、或說已經沒有腳的雙腳，爬過了世界上最壯麗、最令人讚嘆的喜馬拉雅山。
我蹲下來，用手輕輕的托起他的一雙"腳＂，兩隻腳都在腳 踝骨以下就沒有了，傷口還是皺皺的疤痕，我告訴自己要記住這疤痕，這不只是在這孩子腳上的疤痕，這是藏族人在四十年的逃亡路上的一個小小的標記。
我的思緒被身邊的爭論聲拉回來......
另一邊，項小吉正在和一名剛剛從四川逃亡出來的，叫多吉才仁的小夥子，談論著西藏是否應該，和能否獨立的問題。
小夥子說："我自己的觀點是西藏可以留在中國的境內，要求高度的自治、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人權。＂項小吉追問："你不要求獨立是不是？＂小夥子聲音微弱的說："我不是不要 獨立，但是這希望太渺小了。＂項小吉非常思辨的提示："可能不可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們現在談應該不應該。＂小夥子頓在那裡沒有講話。
我在旁邊半開玩笑地插 話說："項小吉，話說得不要太理論。＂
但是這時多吉才仁卻突然大聲說："我很希望獨立，很希望獨立。＂跟著，他眼晴紅了，聲音也顫抖了。他說："從我們藏人在中國境內所遭受的壓迫和苦難，我真的很希望我們能夠獨立，我們自己治理我們的國家，我們自己捍衛我們民族的尊嚴，和我們的宗教。我很希望獨立，我真的很希望獨立... ＂。我和項小吉看著他那壓 抑和難過的樣子，只好等他情緒平靜下來。
我告訴他，我們也是不能回家的流亡者，在目前中國專制極權的統治下，漢人一樣沒有自由，沒有尊嚴。
我問他："有一天中國的制度變了，實現了民主，是民主社會了，西藏可以得到真正的自治了。那個時候你還覺得西藏獨立特別重要嗎？＂
小夥子略想了一下說：
"我認為，如果中國真的有人權和民主了，經過我們共同的努力，能夠把共產黨霸權、專制推翻以後，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相依相存。那樣，我願意留在中國，和漢族人民一起共進退、共存亡。我想，在那種情況下獨立不獨立並不重要了＂。
剛剛到達蘭薩拉才十幾天的多吉才仁說，在中國他從小就受的是共產黨的教育，後來懂事之後，聽到父母講的一些西藏的歷史、宗教、文化傳統等，和在學校裡所學到的完全不同，他感覺到，做為一個藏族人，連自己的語言都不會說，自己越來越不知道自己是誰，越來越不瞭解自己民族的真相。於是，他產生了要到外面的世界瞭解一個真實的西藏的想法。他說："到了外邊，我感覺到很可憐在中國境內的中國人，他們在中國的專制制度下，對外界的認識太少了。我很可憐他們至今生活在一個新聞完全封閉的環境裡。我很慶幸我能夠逃出來，我真的很可憐他們。＂
在中國境內坐了 27年牢的仁切桑竹先生，在難民接待中心為難民們做了七年飯。他告訴我們，冬天到了，逃亡到達蘭薩拉的難民又要多起來了。仁切 桑竹說：這一方面是由於，生活在寒冷的青藏高原上的藏人，無法很快適應印度平原夏天的炎熱，有些逃亡出來的藏人在夏天抵達印度時，不久就會染病，甚至死亡；另一方面，在嚴寒的冬季，逃亡路上必經的河流都結冰了，比較容 通行。但他強調，每年都有許多藏人在翻越常年冰雪覆蓋的喜馬拉雅山時，被凍死或餓死在逃亡路上，有些人被凍壞了手、腳，變成終身殘廢。
仁切桑竹並向我們介紹，抵達達蘭薩拉的難民，都得到了流亡政府妥善的安置。六歲以下，而有沒有父母陪伴的小難民，送到流亡政府的孤兒院中撫養。六歲到十七歲的兒童，送到流亡政府設立的兒童村中，並按不同的年齡分人兒童村學校中不同的年級裡讀書。十八歲以上的青年送到流亡政府設立的"成人教育學校＂裡學習。而老年人則有流亡政府的老人院接收。以上所有費用都是由流亡政府負擔。
仁切桑竹說，所有逃亡出來剛剛抵達的人，都會成批的得到達賴喇嘛的親自接見，甚至許多人冒死逃亡前來，就是為了能夠見到達賴喇嘛一面。但是，由於逃亡的人數越來越多，流亡政府越來越難於負擔如此龐大的支出，所以，流亡政府不得不勸說一些人在見了達賴喇嘛之後再返回西藏。
遙遠的山城有中國民運的關注者
達蘭薩拉這個黃昏暮景中的小山城並不沉寂，倒是很像在中國鄉村中趕晚集時的景象，人們在僅有的幾條坑凹不平的街道間往來，小街兩邊的店舖和餐 漫不經心地招待著遊客。
在我們中午抵達時，我們曾邀請往返用了七個多小時接我們上山的司機---洛桑和我們共進午餐，我讓他叫一道地道的西藏飯菜，我也和他叫同樣的，嚐嚐藏人的口味。等了許久，廚房端出來兩大碗熱騰騰的"雞蛋肉絲湯麵"。我目瞪口呆，我問洛桑難道這就是典型的西藏飯？洛桑笑了笑，快樂地吃了起來。
傍晚，我和項小吉走出旅館（山城中心的西藏飯店），想到街上隨便轉轉。幾十米外就是小城的中心地帶，我們盤算著是否在街上隨便找一家餐館。嚐嚐地道的西藏口味。我和項小吉在一家燈火閃爍的餐館前猶豫，怕錯進了印度餐館。這時，背後有一個十分清脆、十分肯定的聲音用普通話說：＂你是項小吉，我認識你，你就是項小吉。＂我們驚訝的轉過身，一個二十歲出頭，很俊 秀的年輕人正笑瞇瞇的盯著項小吉。
小夥子自報家門說他叫嘉楊達傑，在《北京之春》雜誌上讀到過項小吉的文章，和看到過項小吉的像片，所以一下子就把項小吉給認了出來。連項小吉這個平時總是表現得城府深邃、不露痕跡的人，當時也有點＂百感交集＂，他萬萬想不到，在這遙遠的、異國的小山城上，竟然有他的知音。
於是嘉楊和他的朋友陪著我們一起吃了飯，酸辣湯 和炒麵。嘉楊說：由於印度無法種植青稞，所以當地的藏人吃的東西和漢人很相似。其實就連西藏內地的飲食也很漢化了。
吃飯期間，嘉楊向我們談起他三次出逃，兩次到達達蘭薩拉的奇特經歷。
在青海省，海東地區長大的嘉楊，在 1993年他 16 歲那一年，決定和兩個同學結伴逃亡。他們從青海先到了拉薩，再坐車到通往邊境的日喀則，然後開始步行。他們在喜馬拉雅山冰雪間經過了十幾天的跋涉，並在路上遇到了一對也在逃亡的兄妹、哥哥走在路上掉到了被凍裂開的山縫隙裡，嘉楊三個人趕緊幫助救。可是，哥哥很快就被凍成了冰人，和冰雪凝在了一起，幾個手指頭部被嘉楊他們想要救 他的人拉掉了。
哥哥死了， 妹妹傷心欲絕，決定放棄繼續逃亡，往來路上走去。很快就被邊防軍抓獲，從而使得嘉楊等三人在中尼（尼泊爾）邊境附近，被騎馬追趕上來的中國邊防軍抓獲。嘉楊的第一次逃亡失敗了。
但是，他在被送回中國境內之後，立即就開始準備第二次逃亡，這一次，他和另外二十個人一起，經過了一個月零二十八天，在冰天雪地的難苦跋涉之後，終於在九四年二月份，到了尼泊爾境內，來到了印度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這一次的路上，嘉楊親眼看到兩尼姑，站立著被凍死在喜馬拉雅山--白雪皚皚的山上。嘉楊說："他們太可憐了，誰也不會知道他們是誰，家裡永遠也不會知道他們的下落。為了逃亡，好多人就這樣死在路上。＂
令人感慨的是，當時 16歲的嘉楊，在達蘭薩拉生活了半年之後，決定返回西藏。他在外邊的世界看到了太多東西，都和他以前所知道的不同。他在達蘭薩拉的圖書館裡閱讀了太多東西，都和他以前所知道的不同。他在達蘭薩拉的圖書館裡閱讀了大量介紹西藏的歷史、文化、宗教傳統的書籍，以及關於中國軍隊當年入藏 對藏人的屠殺的資料。在這期間，他還看到了那時由日本民運組織出版的《民主中國》雜誌，開始對中國民主運動有瞭解。他也理解到，中國人在中共的專制統治下，和藏人有著共同的命運。這一切，讓他既興奮又震驚。
於是他背上了一個大背囊，裡面裝了二十六本《民主中國》和許多關於西藏歷史真相的書藉、資料，以及達賴喇嘛的講話錄音、錄相等，上路了。
他走了十四天，回到中國境內。把身上帶的所有書籍、雜 志、錄音、錄相等，都分發給了他見到的藏人。後來他被捕了，並被輾轉於七個監獄中，關押了一年另六個月。最後，由於他在監獄中病得奄奄一息，被獄方送到醫院治療，於是他又選擇了第三次逃亡。
嘉楊於九七年一月份，再次來到達蘭薩拉。嘉楊說，他現在可以看到《北京之春》雜誌，從那裡他瞭解到很多關於中國民主運動的消息，他很關心中國民運的情況，因為他明白，只有中國實現了民主，藏人才會有自由和尊嚴，藏人才有機會得到真正自治的權力。嘉楊還說，每當他看到民運中有內門的消息，他就心裏很難過。
逃亡不應該是人類的命運
嘉楊現在二十二歲了。我看著眼前這個瘦削、俊秀的小夥子，感慨著在他十六歲到二十二歲的年輕生命中，"逃亡＂竟然是他生命的主題。項小吉是個十分深沉、情緒極少外露的人，他除了幾聲小心的，重重的嘆息之外，並沒有說什麽。但是我相信他心裏翻騰的應該是同一種滋味。
我也自然而然的聯想到，今年夏天以來，六艘偷渡船，載有六百到八百名中國大陸的逃亡者，遠涉重洋，在海上分別飄流了四十幾天到六十幾天的時間，來到加拿大。在那破爛不堪、鏽跡斑斑、沒有任何救生設施的破船上，成數倍的超載著來自中國的逃亡者。如果在幾十天的飄流中遇到任何風浪或故障，船上的人幾乎必死無疑。
而我也很清楚，從中國起航的偷渡船，不止是駛向加拿大，它們駛向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美國、墨西哥，總之，它們駛向任何接收中國人的地方，駛向任何給予那些中國人一點自由、一點尊嚴、一點保障、一點未來的希望的地方。而中國人偷渡的大潮，正向藏人綿廷排列在喜馬拉雅雪上的血腳印一樣，已經洶湧了十年。
很久以來，我已經越來越參不透，什麽"主權＂、"領土＂、"疆界＂、"國家＂這些詞彙的意義。人類生存仰賴的是蒼天大地、自然萬物。
不錯，人類自始就有屠殺、有戰事，但無不為爭奪生存資源。今日社會科技的進步，文化的昌明，人類也已經發現和創造了豐富的生存資源，但今天人類對人類的仇視和屠殺，人類對人類的無情驅逐和陰謀滅絕，並沒有稍或減少，並都是出於要維護什麽"主權＂的完整，保衛"領土＂的神聖，鞏固"疆界＂的安全，特別是為了"國家＂的尊嚴。
今天，我嚴重質疑這些詞彙所應該具有的意義。人類、所有人類（並不只是強勢的群體，自認為優越的族群，或那些擁有控制別人生存權的小利益集團）的福祉是最高原則。而達致這一原則的唯一道路就是：人類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歷史背景之間的寬容、尊重、和愛。
如果"主權＂只是強權欺凌弱小的憑藉，如果"領土＂只是政權炫耀的資本，如果"疆界＂只是圈禁人民的藩籬，如果"國家＂只是殺戳百姓的機器；那麼，這些東西於我們何用？在中尼（尼泊爾）、中不（不丹）、中（金）邊界上部署的邊防軍，難道是為了防範這些弱小國家對中國這個龐然大物的侵犯？不是，那裡的邊防哨所，是為了嚴防中國境內的人民外逃；那裡邊防軍的鐵蹄，搜尋的是逃亡藏人帶血的腳印。
歡快的孩子們 到底有沒有未來
在逃亡出來的藏人當中，有大量的兒童和青少年。而且其中很多人並不是有父母陪伴一起逃亡出來的。我們在難民接待中心聽到這樣一件事：西藏某個鄉村的書記決定要出亡到印度達蘭薩拉，結果聽到消息的同村鄰里，紛紛將家裡的孩子送到書記家，希望他幫助帶到達蘭薩拉。結果這位書記到達達蘭薩拉時，帶來了同村十一戶人家的孩子。
到底中國境內有多少藏人把他們的夢想寄託在他們的孩子身上，然後，又把他們孩子的夢想寄託在了達蘭薩拉這個小山城上了。
達瓦才仁陪同項小吉先生、我、和剛剛上山的倪育賢先生，一起訪問了達蘭薩拉的兒童村。達瓦才仁向我們介紹，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五個地方設立了兒童村。這些兒童村中 90%的兒童，是從中國境內，包括從青海、四川、甘肅、雲南、西藏等地逃亡出來的西族兒童，而其中大部分兒童沒有父母在身邊，他們有些是孤兒，有些兒童的父母仍在中國境內。
位於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的兒童村，有約一萬名年齡從六歲到十三歲的兒童。我們在訪問中發現，這些孩子從中國境內逃亡出來，大多是為了能在西藏流亡政府設立的學校裡接受更好的教育，特別是為了能夠更好地學習藏語及繼承藏族的宗教、文化傳統。
來到兒童村，發現孩子們正忙著在一面朝陽的小山破上擺上一些藝術品。那些藝術品是他們根據一些大塊的石頭的自然形狀在這些石頭上畫的動物圖像。有些是可愛的貓、狗、山羊，有些是凶悍的犀牛、獅子或老虎，大都栩栩如生。達瓦才仁說，達賴喇嘛明天會來看望孩子們，孩子們正準備迎接達賴喇嘛。
孩子們看上去都很快樂，喜氣洋洋的忙活著。
我想找幾個孩子聊一聊，達瓦才仁說，在這裡的孩子不比在難民接待中心的孩子們，那些孩子剛剛到，只要上過一點學，就會講英語。但是，這裡有很多孩子來了一段時間，就不會講漢語了。
我故技重演，混進正在忙碌的孩子堆裡，和他們閒聊。會說漢語的孩子很快有了興致。他們告訴我，他們每天早上六點鐘起床，六點半吃早飯，七點開始上課，課程是藏文、英文、和數學。午飯以後還要繼續上課到四點鐘，然後就是自由活動時間了。但大部分學生會用些時間作功課或自習。
一個叫巫山·多傑的男孩主動過來介紹自己："我是從拉薩來的，＂我和他聊起來：
"你來了多久了？＂
"八年了。＂
"你出來八年了，還能說這麼好的漢 語？＂
"我在西藏上到初一才出來。＂
"你為什麼要出來呢？＂
"我的爸爸、媽媽要我到印度來學習。＂
"為什麼一定要你到印度來學習呢？＂
"為什麼？因為印度有我們的達賴喇嘛呀，達賴喇嘛他是我們最可愛的人呀，在印度可以學我們的藏語，所以爸爸、媽媽讓我到這裡來學習。＂
"那你在這裡的學習生活快樂嗎，是你想學的東西嗎，你長大了想做什麼？＂"我很喜歡英語，我長大了想回家鄉當一個英語老師。＂
另一個看上去有八九歲的孩子，也跑過來清脆的自報家門說"我叫扎西·才仁＂。男孩大大的眼睛，揚著尖下巴臉，很是可愛。我問他來了多久了，是不是和爸爸、媽媽一起來的。他說他來了剛剛一個月，是從青海省來的，爸爸、媽媽沒有來，自己是爸爸、媽媽託人帶來的。
"你路上用了多長時間？＂
"一個月，＂
"為什麼爸爸、媽媽要送你到這裡來學習呢？你知道嗎？＂
"這裡的學習條件好，這裡能學藏語，還能學英語。＂
"小扎西緊接著又補充了一句：
"在這裡能見到達賴喇嘛，在中國見不到。＂
"你在中國時學藏語嗎？＂
"學一點點，主要學漢語。＂
"那麼每天的課程當中有幾節是藏語，有幾節是漢語？＂
"早上四節課，有兩節是漢語，一節數學一節是藏語。＂
"在家鄉時生活得好不好？ 高興不高興＂
"不高興。上學要給錢，一個學期兩千多。＂
"那你爸爸、媽媽付不起錢，所以 讓你到這裡來學習，是嗎？＂
"是，在這裡可以學到好多有用的知識，長大了有文化。＂
"你想爸爸、媽媽嗎？＂
"想，很想。＂
"那怎麼辦呢？想不想回家去？＂
"長大了再回去，在這裡先好好學習。＂
十七 歲的女孩索蘭德潔在達蘭薩拉已經生活了七年了。她也是七年前在她十歲大的時候被逃亡的人帶到了印度，她說她雖然很喜歡這裡的生活，但是也很想念親人。她只能靠寫信訴說對父母的思念之情，她盼望著有一天能夠回到西藏去。
我們隨同達瓦·才仁來到兒童村孩子們的住處，看到有些住房前挂了一個小木牌，上面寫著：小挪威，或美國加洲等等字樣。達瓦才仁說，兒童村得到了許多西方國家的資助，才得以設立和維持，這些流亡出來的藏族孩子們也才有了一個安定的學習和生活的環境。
兒童村裡一切都井井有條，孩子們也很快樂，但似乎每個孩子都作著一個，將來長大了總有一天要回到家鄉的夢。
然而，藏人流亡了四十年，眼下還沒有任何跡象可以給他們一個確定的承諾。
這些孩子，難道他們注定了是流亡者？
......
十年不能回中國，一直讓我耿耿於懷。雖然不管任何人問起，我總說，我早知道我跟強權作對是有代價的，我付得起，無所謂。但，我心裏一直很痛。
訪問了達蘭薩拉，我心裏有了更痛的一塊地方。回到家裡，常常只是靜靜的坐著，靜靜地感受著流亡藏人在漫漫的四十年的流亡生活中的掙扎、期待、希望、和絕望。不知道當初他們決定和強權作對時，他們是否想過，那將是什麼代價，他們是否付得起。
199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