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會，無論東西方，都存在一個以車戰為主要戰爭形式的時期，在中國是商朝至西漢初期。春秋尤以車戰為主，如《左傳·隱公四年》有：「秋，諸侯復伐鄭……諸侯之師敗鄭徒兵。」瀋欽韓《春秋左傳補注》云：僅敗其徒兵，足見鄭雖敗，未受大創。如果車戰敗了，那就是大敗了。又如《左傳·隱公元年》：「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即隻言車數，而不言人數。依上可見，車戰之重要。
按《司馬法》所說：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步卒就是前面所說到的「徒兵」。所謂的甲士三人，就是戰車上左面的「射」，用弓箭，作遠程攻擊；中間的「御」，戰車是一車四馬，中間兩匹為服，左右兩邊的稱「驂」，或「騑」，御就是駕駛員；右面的「車右」，執戈盾，作近戰防禦，備制非常。
甲士三人中，「射」「御」都是經過貴族教育的，周朝時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都是貴族的課程；而「車右」更是選孔武有力、忠誠果敢的勇士擔任，如《左傳·宣公二年》：「秋七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提彌明死之。」裡面的「其右」就是指「車右」，《公羊傳》於此處則說：「趙盾之車右提彌明者，國之力士也。」這也再次說明戰車為什麼重要。因為這「甲士三人」都是貴族精英和無敵勇士。而戰車後面的徒兵，不過是一班農夫或奴隸罷了。
甲士三人的位置一般是固定的，但有特殊情況，那就是君主、主將坐在車上的時候。當此時，主將居中，御者居左，車右位置不變。由於主將在該車上，所以車右更是勇士中的勇士；而御者是偏在一側駕馬的，更得技術超群。所以《左傳》中介紹戰爭時，幾乎都要說明主將的御者和車右，如《左傳·桓公三年》：「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於涇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左傳·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左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穆公……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熒澤。」「大子帥師……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余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
車戰開始時，戰車駛向對方，兩方開始交戰：先是遠程，射者對攻；戰車靠近後，車右用戈矛交戰；然後戰車擦身而過，駛向遠方，再是弓箭對射。這個過程成為「合」。合就是交、交戰的意思，如《左傳·成公二年》的「鞌之戰」中，御者解張說：「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吾折以御，左輪殷紅。」車右鄭丘緩也說：「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現在日本說交戰，還是用「合戰」，最著名的「源平合戰」，大家都聽說過。
戰車駛遠之後，各自必須再兜過頭來，準備第二次對攻。這個戰車掉頭的過程，就是「回」。然後兩車再駛近而「合」。一個「回」，必有一個「合」。戰爭就這樣不停的「回」「合」「回」「合」的繼續下去。直到有一方敗北，在「合」之後，不再「回」，直接駕車而逃。
因為逃跑的一方是「合」完逃跑的，所以不用減速，直接衝出戰場，因而有一定的速度優勢；而勝利的一方，在「合」完之後，必須要減速再來一個「回」，才能發現對方的逃跑，從而再加速追逐，這就存在一個距離劣勢和一個速度劣勢，一般很難追上。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會出現「鞌之戰」中「齊師敗績，逐之，三週華不注」的情況。也因為這個原因，古代車戰很難活捉對方的主將。當然也有例外，或出現偶發情況，比如《左傳·桓公三年》載，晉國武公跟翼侯作戰，翼侯逃跑，結果「驂絓乃止」，就是逃跑途中，御者不注意，駕車的四匹馬中靠邊上的馬被樹枝掛住了，沒跑掉，被活捉了。由此也可見，在車戰中，御者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的原因還有一個：古代車軌是統一的，《左傳·隱公元年》說：「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用「同軌」來代稱天下，就能說明這個問題。在車戰時，戰車必須循著前一次的車轍而行，否則就會發生戰車對撞、或者「回」的時候「合」不到一塊兒的情況。當逃跑的時候，就不用再循著前一次的車轍印了，故而《左傳·莊公十年》「齊晉長杓之戰」的時候，曹劌「下視其轍」，根據「視其轍亂」，就能判斷出齊師戰敗了。
西漢武帝以後，由於作戰的對象由中原內部變為北方匈奴，作戰的決定力量也由車戰而變為騎戰，「回」「合」的壯烈情況漸漸不再出現。但「回合」一次來說明作戰中的一次交鋒，卻一直流傳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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