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西方國家的"人權外交官"們是否考慮過以下兩個問題：為什麼中國大陸某些政治犯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較快被釋放了，而另一些卻遲遲沒有被釋放呢？比如高智晟至今還沒有被釋放。為什麼某些政治犯起初沒有被釋放，後來到某一特定時候才被釋放呢？
解答這些問題，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入的思考，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共政權的行為。西方國家關注的政治犯並非一兩個，為什麼其中一些較快獲得自由了，另一些卻遲遲沒有出獄呢？這是否因為西方國家所施加的外交壓力有所區別呢？確實有這種可能性，而且人們會首先想到這種可能性。但還有另一種可能性--不被人們關注的可能性--那就是中共選擇釋放對象時首先考慮他們的立場是否轉變。在特定時期（比如西方國家元首來訪前）中共政權需要放出幾個政治犯時，它精心挑選的對象可能是保證出獄後不再反對中共的，也可能是接受了中共特務機關的招募的--這種人出獄後仍會以民運人士或法輪功學員的面目出現，但他們其實已成為偽裝的中共特務。當西方國家因為這些政治犯的釋放而感到滿意的時候，是否會想到其中另有奧秘呢？
由此出發也能解答另一個問題：為什麼某些政治犯最初沒有被釋放，後來到某一特定時候才被釋放？他們最初沒能獲得自由，很可能因為他們尚未表態不再反對中共政權，或不同意成為受中共特務機關指揮的特務分子。後來他們被釋放，則可能是因為他們已保證不再反對中共政權，乃至答應為中共特務機關效勞。
當然，並不能說中國大陸所有被提前釋放的政治犯都是有問題的，但至少其中一部分是有問題的。因此，當中共政權又開釋了幾個政治犯的時候，請西方國家政府先別急著感到"欣慰"--最好再多觀察一下。
如果西方國家真要關注中國的政治犯問題，就應向中共政權要求大赦中國所有的政治犯，並提出一攬子名單，希望中國官方限期釋放。
人權外交不能成為"空話外交"，更不能成為易於受愚弄的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