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大學畢業分配到江蘇省金陵汽車運輸總公司工作，先是在第一分公司擔任政工幹事，後調任總公司宣傳幹事。1992年通過南京市政府公開選聘幹部考試，進入南京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工作。先是辦公室秘書，後擔任《改革與開放》雜誌社編輯。在體改委工作期間，我有幸在體改第一線考察了國企改制、科教文改制、醫改、金融改制、社管改制等等實際改革事業。同時，我還在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攻讀碩士學位。結合社會學的有關知識，當時我的第一感覺就是，如果這些改革在十年、二十年後，人民富裕安康，社會公平公正，那麼我們的經濟體制就是成功的。如果，十年、二十年後，人民苦難、貧富不公、兩級分化，那麼就可以斷定我們的改革是失敗的。
1994年，我離開南京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去南京中級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刑事審判庭工作。1996年獲得南京大學法學碩士學位，1999年獲南京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99年9月，我又離開法院，去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後流動站做博士後研究。2000年，我參加了在雲南昆明召開的中國博士後"西部論壇"的研討工作。2001年博士後出站，留南京師範大學任教，擔任副教授、研究生導師。雖然，我是哲學博士、文學博士後，但是我的本門功夫是我的碩士階段的專業 --社會學。所以，長期以來我的學術的出發點和歸宿，一直都是社會生活和人民疾苦。
2001年，我離開書齋，重返社會進行各類調查，發現我們的改革出現了很大的問題，人民苦難、貧富不公、兩級分化嚴重。從02年起，我開始幫助苦難人群，隨後的幾年裡，沒想到這種兩級分化情況越來越嚴重，苦難行業、貧困人群越來越多。 這一狀況，使我開始思考改革的成敗問題了。
關於改革的成敗，有兩種觀點。一是改革還算成功的，理由是社會財富增加了。而我斷定：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失敗了，理由是兩級分化。那麼我們來看看，社會財富增加算不算改革成功？在說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清朝一直到現在，我們的生活裡會不會有冰箱、彩電、空調、高樓大廈？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說，別說清朝到現在，就是秦朝一直延續到現在，我們也會有冰箱、彩電、空調、高樓大廈的。所以，改革成敗的標準根本不是社會財富增加。那麼是什麼呢？ 改革成敗的標準其實就是是否導向"全民福利"。其中的具體的標誌是：
1、國民收入分配是否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2、社會是否出現兩極分化；
3、工農生活是否幸福；
4、思想文化教育衛生部門，是否以人民（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
5、教育是否說真話，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負歷史責任；
6、執政黨內是否出現大量的腐敗分子。
很顯然，中國共產黨在這六個方面完全失敗了。所以，我可以宣布，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完全失敗了。那麼，如何挽救中國呢？我想，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裡收權，你有什麼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所有的經濟體制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中國要得到全面地發展，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對內改革，這個對內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實現"全民福利條件下的多黨競選的政治模式"。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障礙中國現代化的實現。另外，我還要強調的一點是，我們現在所有中國人知道的四個現代化，其實都是物質層面的經濟體制改革。四個現代化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 但是最重要的是社會的民主化。也就是說，前四個現代化，是物質層面的，而民主化是人的精神層面。社會民主化，其實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當然，政治體制改革會觸及許多人的利益，會遇到很多的障礙。特別是觸及權貴者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於貫徹，也是必然導向兩級分化的。改革，必須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但是，目前中共，只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而一直沒有啟動政治體制改革。主要原因，還是懼怕政治體制改革會觸及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這是一個核心問題。專制，就是一黨執政；民主就是多黨競選。政治體制改革的必然結果就是導向多黨民主制度。多黨民主制度，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來說，當然是沒頂之災，但是對中國人民來說，那簡直就是人民的福祉。中國共產黨從1949年執政以來，一黨執政的理論基礎，其實，就是對人民宣告中國共產黨會比中國國民黨好。這種理論的最大意義在於對所謂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以促使社會改進。但是，問題在於中國共產黨沒有兌現承諾，而是一旦它真的成為一種在社會上實行的制度，便立刻顯出了比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更多的弊病。並且，它醫治自己弊病改善自己制度的機制遠不如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度完善。我承認共產主義是人類最美好的理想，其理論最值得尊敬的地方，就在於它對特權獨裁製度下社會不公貧富不均的嫉惡如仇。
那麼，該如何對抗社會不公貧富不均呢？ 這裡面就有一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問題。社會不公貧富不均的社會特徵表現在經濟基礎上就是生產資料的特權階級所有制，表現在上層建築方面，就是國家權力的特權階級所有制。而社會公平、全民福利的社會特徵表現在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的人民所有制，表現在上層建築方面，就是國家權力的人民所有制。國家權力的人民所有制，就是人民根據各自的利益組黨，參加多黨競選，實現國家權力的人民所有，或稱社會所有。其實現方式，就是票決。
目前中國，在中共的統治下，其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特權階級所有制，上層建築是國家權力的特權階級所有制。在這樣的被特權階級把持的執政平台上，人民怎麼能不苦難呢？更有甚者，這個特權階級對人民的苦難，不是投去體恤、憐憫的目光，相反，卻是傲慢、漠視或極盡羞辱之能事！
中國新民黨代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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