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墓穴在石家莊市華北軍區烈士陵園。有一個時期，我每天早晨進陵園跑步，少不了在他的墓碑前盤桓沉思；陵園西側不遠，就是知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我的二女兒就在這裡的產房降生；我去過五臺山，那裡有白求恩的行軍足跡。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讀周而復給他寫的傳記，有幾個片斷，至今印象清晰：翻譯陪同他走進一座鄉村廟宇，白求恩對大殿中的壁畫，看得入神，因為他年輕時是頗有造詣的畫家。當翻譯問他："幫你找個中國姑娘做妻子如何？"他搖了頭。
我17歲棄學參軍，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若按自己興趣鑽研書本，則被扣以"單純業務觀點"的帽子，拔你的"白旗"！多虧毛澤東誇獎了白求恩"對業務精益求精"，我拿這句話做擋箭牌，滑過不少整肅，我的謝意由此而來。
這一切，促成我最近專程來到白求恩的出生地--加拿大安大略省中部的格雷文赫斯特小鎮。途中我讓孩子把車開上鄉村公路。只見密林綿延，溪流湍急，屋舍多木結構，新伐的良材正在運出，處處離不開一個"木"字。怪不得白求恩的出生地被稱做"伐木人之鄉"。隨後我也見到了白求恩同伐木工人的合影，原來出身牧師家庭的白求恩也當過伐木工，難怪他一生不離狂野氣。
白求恩紀念館
小鎮的白求恩紀念館（Bethune Memorial House National Historic Site of Canada），佔有兩個小樓（house）。左邊的小樓前，伴有一個庭院，這原本是他家的財產。右側小樓臨街，是建館後買下的，門前有巨幅館名標誌，但步入小門後，每個展覽室都是居室改造，站上四、五個人，就轉不開身了。中文解說員是一位安徽姑娘，待人親切。開始我怕她拿出中宣部腔調，對參觀者進行一番 "思想教育"。想錯了。她拿的是加拿大國家公園管理處（Parks Canada National Office）的薪酬，受著自由化的熏陶，犯不上給中共效勞。當她指著白求恩原配的照片，大講這位妻子的賢惠，白求恩同她酗酒吵架，以致離婚，不久白求恩又浪子回頭，回來再過，再吵架，再離婚......。這位安徽姑娘似流露了女性間的同情心，略見衝動，解說得活龍活現，如談當前誰家悲喜劇，一下子就吹熄了白求恩頭上的光環，給我們還原出一個世俗兼有人性弱點的活人，而不是如中共那樣，抬出的先進人物，都是木雕泥塑。
她指著一件以氣胸療法治肺結核的器械說：白求恩青年時代曾患肺病，住院治療。服從治療，本來是病人應遵守的規則。但白求恩同醫生淨是頂牛。醫生根據病情，不主張對他採用氣胸療法，但白求恩卻堅持採用。他狂妄地放言："你們不給我做，我可就自己動手操作了！"在當時，進行氣胸療法是有生命危險的，你在自己家裡做，人家可以不干涉，但在醫院裡自己做，這不是給醫生找難看，砸整個醫院的飯碗嗎？但面對這位拚命三郎，醫生只得讓步，盡全力用氣胸給他治療。結果呢，氣胸成功，白求恩以勇闖醫學新路的凱旋者姿態，病癒出院。
見到他青年時代的繪畫展品，我雖外行，但敢證明那個"造詣頗深"的評語，是恰如其分的。而令我感到不虛此行的實物，是在他自家樓上的小居室裡，擺放著他1890年降生後睡的嬰兒床。我在這靠窗的小床旁，突發奇想：在白求恩的初啼裡，大概藏有幾分狂野吧！
白求恩受當醫生的祖父的影響，八歲便立志長大當醫生。果然，在多倫多醫學院畢業後，他成為一名胸外科醫生，賺到不少錢。1936年，西班牙爆發內戰。在西方青年人眼裡，這是一場善惡之戰，拔刀相助，義不容辭。美國作家海明威去了，白求恩也去了。但戰場的要求是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這和白求恩的狂放不羈不能相容。醫院不予收留。但狂徒自有狂才。他見很多失血過多的傷員，在抬往醫院的途中死亡，便創立"流動輸血站"，變"傷員找血源"為"血源找傷員"，此一改革，救了不少人的命。只是他的酒色毛病不改，常常酩酊大醉，人們看在他"醫才難得"上，加以寬待。但當發現他與一個瑞典女記者拍拖，而這個女記者又有間諜嫌疑的時候，就事關重大了。他被西班牙共產黨要求立即離開戰場。
如此回到加拿大，本來很不光彩。又是狂徒自有狂才，他憑藉出眾的口才和文筆，外加公關技巧，到處講演，受到英雄般歡迎。
這個時期，中國正陷入抗日苦戰之中，急需國際支援。他受共產黨派遣，於1938年1月動身，經香港進入中國，先到達了開封地區。像他這樣的醫學人才，在國民黨方面，並不奇缺，而對共產黨來說，無異神醫天降。八路軍派專人護送他去延安。大家高高興興去往"革命聖地"。讓人沒有料到的是，在等船渡黃河的時候，他跑掉了。
白求恩真的跑掉了，但不是開小差。因為他若想留在加拿大行醫賺錢，有他完全的自由，何必前來自討苦吃？他的不見，源於兩項"中國特產"的吸引：一是高粱米酒，二是鄉村娼寮。大家苦苦尋找，沒有結果，便求助於一位正在農村行醫的加拿大牧師，他的名字叫羅明遠（Robert McClure）。羅明遠不負重托，很快就從一家娼寮中把白大醫生架了回來。原來白求恩已經喝了好幾天酒，醉倒女人身邊。
白求恩在八路軍中待了一年零八個月，他又成了工作狂。因一次為傷員施行手術時，不慎割破手指，感染病毒離世。這期間，傷員的感恩，山民的憨厚，警衛的捨身，同事的尊重，不遠處的炮聲，如此環境，酒色自然斷絕。他的死，是不幸的。但也可設想，若給他一個可以無休止酗酒縱欲的條件，壽命未必延續許久。這樣看來，他的光榮殉職，未必不是幸運的結局。
白求恩寧可向炮火前進，而未留在延安吃小灶，專門給中央首長保健，這也是他的一幸。他在鄉村辦起野戰醫院，在破廟裡塔起手術臺，不以為苦，反以為樂。他同木匠合作，創製了毛驢背上的醫藥、器械箱，還為這種裝置起了個幽默名稱："蘆溝橋"，從這件小事上，也可以見到他煥發的才情，未泯的童心，思想的深邃。他說過："我拒絕生活在一個充滿屠殺和腐敗的世界裡，我拒絕以默認或忽視的態度面對那些貪得無厭之徒。......讓我們把靠自己同胞的痛苦來發財當作可恥的事情。"他有這種思想，若在延安久住，定能看穿中共內鬥的殘酷，抗日的虛假，待遇的不公，這位狂徒必定狂怒、狂呼，那樣他無疑會成為王實味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