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一些人又要開始譴責起我們的「國民性」或「國民素質」來，可是，我們其實是需要好好想一想，為什麼中國人現在變成如此模樣呢？真的是素質問題嗎？還是其他什麼問題呢？每個中國人都知道一句古語叫「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然而，今天，面對受災者，或者面對任何一個急需幫助的人，我們有多少人能夠真的伸出自己的手呢？可是，為什麼不呢？國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對「善人」兩個字噤若寒蟬了呢？譴責是沒有用的，也許經過幾十的的折騰，國人心中早已沒有了「浮屠」，那「救人」又從何談起呢？當然，中國人以前並不是這個樣子，時光如果倒轉100年，如果遇到類似的「奇災」，我們便會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看到完全不同的中國人。
在中國，賑災工作從來就包括官方救濟與民間救濟兩種途徑，官賑與義賑（民賑）並行不悖。官賑由於需要走程序，因此經常是緩不濟急，而且由於官吏經手，易生弊端。義賑的缺點則是力量有限，或不能在更大範圍內調動救濟資源。因此，官民合作，便極端重要。尤其是縣以下災情發生，更多的便要倚仗地方紳富發善心來救濟了。過去的地方志，都會專門設有「義舉」「善行」等欄目，專門用於記錄那些善人的事跡。到了晚清，由於朝廷財力日薄，義賑更成為賑災的主要依恃力量，也為當時的官方竭力贊成與鼓動。130年前，因為北方遭受巨大的旱災，經元善等人在申報發表「急勸四省賑捐啟」，為災民募集賑捐，他在此則啟事中，強調「救人之荒必可免己之荒」，「善惡報應，一定之理」。通過創辦協賑公所，募集捐款，聚合同道，派赴災區施賑，成為江浙滬紳商賑災的領導人物，他在十餘年中，經募款達到數百萬，受清廷嘉獎十餘次。
更為重要的是，原來中國的地方官吏，基本需要功名在身，既飽讀儒家詩書，其個人修養大致有一些保證。在位為官，居鄉為紳，官紳界限本來也不是太清楚。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官賑」與「義賑」有時也是聯為一體的，他們也針對各種不同類型的災荒，發明瞭一套套的辦法——「荒政全書」就是這種集體經驗的彙編。盛宣懷也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賑濟家之一。1906年，江蘇北部發生大水災，當時正擔任鐵路總公司督辦大臣的盛宣懷訂立義賑辦法十八條，並提出災賑「治標四策」——「一曰借給麥種，使補春耕；二曰多糶雜糧，以輕市價；三曰就近辦公，俾壯丁得食；四曰設借錢局，以田作押，輕息寬期，俾可後續。」或許這些辦法對於今天的賑災工作都很有幫助，「借錢局」在中國行之已久，與今天炒得時髦的「農民小本貸款」都是相似的東西。1909年，他派其侄子到湖北賑災，行前告誡他對放賑要「精神貫注，多用一分心，少造一分孽」，辦事要核實，「操守廉正，可誓天日」。這些話今天聽起來都是很有教育意義的。盛氏自己也親歷親行，他多次跑到鄉下去賑災，按戶抽查，「風日徒步，露宿終夜」，其意志力與精神均為今人所不及。據說盛一生為賑災捐款一百幾十萬，以今天幣制來計算，也在人民幣上億元了。他在遺囑中曾把一半遺產留給「愚齋義莊」，用於慈善事業。儘管此人在歷史上褒貶不一，然而，以賑災公益來看，盛應該是今日國人的學習楷模了。
清末官賑日衰，因此在光緒末年，賑災捐納之風大行其道，後人每以清廷賣官為下作之舉，然而，無論如何，制度化的賣官總比非制度化的賣官要好，公賣總比私賣要好，最重要的，賣的錢拿去救濟災民顯然要比下貪官腰包要好。其實，在當時，政府更多的也許不僅是賣官，而是用種種辦法來激勵民間，鼓動紳富拿錢出來幫助災民。例如官員代為請獎,頒發匾額，載入官書等等。其實,在那個年代,有錢人並不一定就必然擁有社會地位,要有地位,還得拿出實際行動來,而賑災就是培植個人聲望主要途徑之一。一個地方豪紳如果見死不救，過於吝嗇，最終被災民「吃大戶」，那麼，官方有可能不但不懲治災民，反而會責罰豪紳。這種事情是常常可以從過去的材料中發現的。
民間助賑的辦法則豐富得多，義演在清末已相當流行，演戲賑災，也是票友們經常組織的活動。100年前，李叔同曾在日本東京為國內江蘇安徽一帶的水災舉行賑災義演，這場演出據說也成為中國話劇誕生的標誌。實際上，清末民初城市裡的大型演出活動，多半是與賑災有關的義演，梅蘭芳甚至在1913年日本大地震發生時發起義演為日人籌集賑款。1931年大水災發生時，17省受災，災民8000萬至1億左右，似乎與今天的雪災規模相似。在官方的鼓勵下，上海各界聞人在災難發生不久就成立籌募各省水災急賑會，該會採用種種勸募手段，包括髮起籌賑各省水災遊藝大會與大型戲劇義演等等，總共募到善款二百多萬，災民受益甚多。當然，那個時代沒有現在這樣能夠普通到每家每戶的電視，否則樂之可以斷言，以那個時代主事者的熱情與理想，以及社會公共道德水準，賑災義演的效率將會高出許多倍。這幾天，曾經有人建議春晚改成賑災晚會，但聽說已經沒有什麼可能性，推其原因，除去廣告收入、及統戰色彩等因素外，樂之認為其實最根本的還是觀念問題，今天的國人，從上到下，可能已經太缺乏「行善積德」的意識了，「德」既不值錢，「善」又如何行？
賑災自然需要組織，在清末的報紙上，我們可以發現許許多多的民間慈善團體，參與全國各地的賑災活動，所謂「現代國民」以及「民族國家」概念的形成，實際上是與這種公益善舉的組織與普及有關的。1900 年8 月16 日, 即聯軍攻陷北京後的第二天, 浙江人陸樹藩即在《申報》上登出《救濟善會公啟》, 創辦救濟善會救濟北方戰爭難民。這個善會組織很快以上海為基地在各地鋪展開來，辦理善款徵募與救濟物資的發放工作，陸可能也是中國最早準備創立「紅十字會」的人。辦公益有時是需要個人作出很大犧牲的，據說陸也是因為辦救濟善會虧空許多銀兩，最後不得不將自己家的藏書（陸父是江南四大藏書家之一）售與日人。而另外一位舊上海最有名的大善士朱葆三，他一生參與舉辦救濟賑災活動無數，中國近代最大規模的慈善救濟組織——華洋義賑會的創辦便與朱氏密不可分。朱葆三曾在上海時疫流行的時候，募資舉辦時疫醫院，但是他自己卻因為冒著酷暑到醫院巡查染病逝世，也因其對公益貢獻，上海公共租界當局曾第一次以中國人命名一條界內馬路——「朱葆三路」，算是其身後最大哀榮。
其他普通民眾之賑災行動，在清末也極為常見。每逢比較大的災害發生，鄉村的族長或善團機構的主事便需要將公倉打開，救濟貧民。家有資財的地主或商紳也有可能立即開粥廠救人。看過《喬家大院》的觀眾大概對「開粥廠」有些印象，當然，普通的地主鄉紳是沒有電視裡喬致庸那麼有錢，一開粥廠就能救幾萬人，但是正是憑藉這些曾經被批成「虛偽」的自覺善行，才能多減輕一些災荒給民眾帶來的戕害。清末時候，城裡稍有錢的人比較常見的是在大災發生時將做壽的錢，或者辦什麼其他喜事的酒水錢，都移作善款（上面說的1931年水災，黃金榮就曾捐出壽儀5萬多元救災）。當然，報紙上第二天便常會刊登收受捐款機構的感謝廣告。另外，向一些能夠信任的機構認捐也是一種形式，賑濟慈善團體會拿著善薄，通過自己的關係網路，去登門募款，政府當局發動募捐在早期是不大能看到。街頭巷尾的公益義工拿著善薄到處乞款，與今天行政命令化的募捐方式恰成對比。
新政權建立後，有關救災賑災的工作，便全部統一到政府部門了。表面看來，似乎資源應該更能夠集中調度，賑災效率也應該更高，然而，傳統中國「官賑」的一些毛病，在當代卻一一呈現出來了。也許正因為此，當局目前也似乎想發動社會力量，主動參與社會救濟活動中來，但效果似乎不彰，耳聞目睹，每次賑災彷彿只是與官員政績有關的事情，造成這種局面，大概是誰都不大希望看見的吧。如果沒有一定的觀念更新，沒有一定的配套機制，沒有一定的空間釋出，或許，官民攜手共渡難關，都只能是一種宣傳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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