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克托.馬萊（Victor Mallet）
任何一位撰寫有關中國的作者都知道，即便是對中國進行溫和的公開批評，也會招致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尖刻回應，有時甚至是過激的反應。在針對我專欄文章那些可以刊登出來的回應中，有一封電子郵件暗示我對中國懷有刻骨仇恨，並問我是否曾遭閹割，或者我的祖先是否受過中國的欺凌。
這種難以與之理性辯論的人在回應中自發地爆發出的憤怒，反映出中國外交政策核心的一個問題：對於當今重要國際議題，中國缺乏充滿活力的公開辯論。
蘇丹達爾富爾危機，以及它對今年北京奧運會的影響就是一個例子。美國電影導演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在最近發表一份措辭溫和聲明中表示，由於中國對蘇丹人權問題反應不力，他為此辭去北京奧運會藝術顧問一職。斯皮爾伯格並沒有主張制裁而是仍希望觀看北京奧運會。
然而，北京對這一批評的回應再次令人困惑。首先，儘管這一消息已成為海外媒體頭條，但中國官方對此保持了近兩天的沉默。然後，中國外交部一位發言人批評某些人別有用心。中國政府似乎沒有意識到，與諾貝爾和平獎（Nobel Peace Prize）得主、奧運會運動員和政治人士一樣，斯皮爾伯格可能確實關心那個遠在非洲一個國家的種族屠殺問題。諾貝爾和平獎（Nobel Peace Prize）得主、奧運會運動員和政治人士曾公開聯名致信，呼籲中國改變對蘇丹的態度。
中國共產黨不願看到自由辯論的另一個外交政策問題是科索沃，而直接原因是：科索沃宣布脫離塞爾維亞獨立，令中國政府擔心臺灣可能有一天會仿效此舉，從中國獨立出去。
對幾乎所有中國大陸人而言，臺灣獨立是不可思議之事。主要原因是，幾十年的大力宣傳讓中國人相信了自己的說法。他們認為，任何獨立之舉都是外國人或是不愛國的臺灣政治派系的陰謀。
對那些少數到過臺灣的中國大陸人而言，事實更為複雜，而且令人擔憂。臺灣享有民主和實際上的獨立，儘管多數臺灣人的確不希望通過正式宣布獨立引發中國攻臺，但他們堅決反對被共產黨執政的中國並入版圖。
中國缺乏自由和公開辯論，這與冷戰時期東歐的情況相同，這對人們看法的扭曲影響也類似。南斯拉夫前總統鐵托及當時蘇聯的領導人至少在促進國家統一上有功，但實際上威權統治只不過掩蓋了種族分歧。在他們死後，這些問題再度出現，有時導致災難性後果。
缺乏公眾參與並不意味著中國未能推行理性的政策。實際上，不鼓勵公眾參與是中國政策的一部分：中國領導人認為，在穩定與和諧環境下實現經濟增長，比吵鬧的、令人分心的西方式民主更重要。
然而，中國政府開始意識到，不同觀點和看法之間的辯論與討論，無論是就國內還是國外事務而言，均有利於形成更好的政策。
在中國，有兩個引人注目的事件說明瞭這一點。首先，在北京上市銷售的一本新書中，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員呼籲實行民主改革，打擊腐敗，減少媒體審查，並讓人民代表大會更具代表性。他們提倡建設"現代公民社會"。
其次，在外交政策方面，一些中美退役高級將領最近在三亞會面，進行議題廣泛的、由政府批准的辯論，旨在緩解中美間的緊張關係，並推動兩個大國關係的長期改善。
上述兩件事是個有益的開端，下一步應是擴大有關政治和外交政策的辯論，並允許中國公眾對事實和想法進行自由交流。
在控制外交事務討論上，中國不同於其它威權國家。中國對外交事務討論的控制，至少與對國內事務討論一樣嚴格，而且可能程度更甚。中國多數政策論文（甚至那些名義上的獨立學者所寫的論文）都過於明顯地是在為政府服務，而非為真相服務。結果是，無數中國人堅決相信那些謬誤，其中包括現代中國沒有攻擊過鄰國、也不是一個尋求擴張的大國之說。
中國缺乏自由辯論的另一個反常後果是，在華盛頓、倫敦和巴黎，人們對中國事務的討論比在北京或上海更熱烈--無論是達爾富爾問題、民主問題，還是空氣污染問題，都是如此。
未來數月，如果中國能夠稍微開放一點，那麼中國官員和中國公民就能更好地做好準備，面對北京奧運會前批評人士和政治活躍人士對中國國內外政策的嚴厲批評。中國網民在電子郵件中對那些評論中國事務人士的攻擊，也可能因此更容忍和禮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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