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央編譯局的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鬧得沸沸揚揚，雖然大家心存疑慮，但內心深處還是希望是真的。不管怎樣，他總是承認民主是個好東西，而不是壞東西。其實，中共從毛澤東起，什麼時候、什麼人又說過民主是個壞東西呢？即便是毛澤東，搞了近30年 的超級極權專制，肆無忌憚自稱"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他也從來沒有說過民主是個壞東西。不但沒有說過民主是個壞東西，在中共建政之前，毛澤東和他的戰 友們不是到處神侃民主好得很嗎？這些言論，見諸於當年的各種報刊雜誌，白紙黑字，難道還能把它嚼爛吃了不成？可見，民主是個好東西還是壞東西，無須俞可平 出來說東道西，人人心知肚明。至於建政之後，中共出自一黨之私利，捲起舌頭胡說八道，在民主中又分出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來。結果民主前面加一人民，後面 加一專政，成了人民民主專政；"民主"才成了專政鋼管上的橡皮，那個專政鋼管打起人來才只毀五臟六腑而不見外傷。也許正是這樣一個特殊背景，當俞可平說 "民主是個好東西"時，人們如聽天籟之音，喜歡了好一陣。結果呢？一年過去了，書照禁不誤，人照抓不誤，網路照封殺不誤；而民主呢？且不管他好壞如何，我 們似乎並沒有在哪裡看到。既然官方並沒有民主的任何動作，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話一句爾。諸位大可不必當真。
新年伊始，新科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廣東提出"思想解放"，於是，又有人興奮起來。寫文章的寫文章，解讀的解讀，總想從汪洋先生的話語中讀出點什麼新精神，從思想解放的字裡行間讀出什麼微言大義。正好今年是改革開放30週年，於是就有人說："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時和必要的"。（徐友漁）如果說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是必要的，我想這是對的。其原因在於：我們有近30年的閉關鎖國的歷史，有毛澤東近30年的血腥暴力專政，有毛澤東近30年 的愚民政治。正是因為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使人們長期生活在虛妄的理想和無恥的謊言中，那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帶動的思想解放運動才成 為必要。我們需要讓扭曲的人性正常，從盲從的愚昧走向文明，使人們從毛澤東神話的陰影中走出來，從兩個"凡是"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正因如此，那場關於"實 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帶動的思想解放運動才成為必要。
那麼三十年後的今天，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時和必要的嗎？如果是及時和必要的，那我就敢說，這三十年在思想上我們出現了大倒退，退到了三十年前，或是接近三十年前。然而事實並非如此。1978年的思想解放運動，不但為30年來的體制改革作了很好的精神準備；而且這個建立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共同基礎上的運動，促進了全民族對專制體制的全面反思，就必然會導致改革這個體制的內在要求。這就為中國社會的重大轉折，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之所以把1978年 的思想解放運動奠定的思想基礎稱之為牢固的，其依據就在於這場思想運動改變了大多數人的觀念，樹立起人們對這個社會進步發展的信心。這個大多數人，包括了 平民百姓、不同社會階層的骨幹，同時也包括當時和當今中共高層的領導。大家同為這一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分子，無論成敗興衰、高低貴賤，我們的命運都和這次思 想解放運動有著這樣或那樣的聯繫。
這個牢固的思想基礎，雖然屢遭風吹雨打，被衝擊被弱化，甚至有 人想把已經解放的思想拉回到毛澤東的血腥政治路線，都不過是徒勞而已。這不但與世界潮流不相符，就是與這段歷史息息相關的多數中國人也不允許。因為無論怎 樣講，改革三十年，這個社會總體上多少也是進步了。尤其和毛澤東統治時期比，多數人不再是生死線上的苦苦掙扎，多數人不再是在紅色恐怖中偷生。我們批評改 革三十年是跛腳改革，就是因為這場改革對政治體制的觸動幾乎沒有，而不是說這場改革什麼都沒有觸動。雖然這個跛腳的改革留下諸多後患--如鉗制言論、國家 壟斷、社會分配不公、兩極分化、貪污腐敗等等，但這個社會畢竟還是進步了。雖不那麼富有，但總算是擺脫了極度的貧困；距離政治文明還很遠，但我們總算是擺 脫了血腥和殘酷。經過三十年的風風雨雨，我們走到了今天。我們不再是毛澤東的愚民，由一九七八年開始的改革開放，靠著前三十年在毛澤東的高壓統治下積聚起 來的反彈力總算把這種高壓衝開了一個缺囗，冤假錯案平反了，經濟活躍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論也確實自由了許多。但對一個有公民權利覺悟的人而言，卻能認 識到體制實質上並沒有變化，官方的意識形態實質並沒有變化，體制上毛澤東的陰魂不散，意識形態毛澤東的陰影揮之不去。人們之所以能認識到中國人在近60年 的歷史中，不但毛澤東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遠未治癒，而且繼續處在被奴役的狀態中；其原因就在於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給我們留下了的思想活力，讓人們懂得 了：並不是哪個偉大人物、社會精英才有腦子，我們自己就會思考，就能明辨是非。既然如此，汪洋先生重提"思想解放"又有什麼意義呢？如果在中國真有誰需要 思想解放的話，那就是當政者諸君！從你們那個一黨專制的獨裁思想解放出來，把從你們那個偉大、光榮、正確的夢囈中解放出來。從你們竄改歷史、掩蓋真相的謊 言中解放出來！簡而言之，執政的諸君必須時刻銘記在心的是：你們早就不應該是中共的馴服工具，更不該是皇權專制的權臣，而首先應該是一個現代社會合格的公 民。
去年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已經忽悠了我們一回，今年汪洋的"思想解放"還有必要再忽悠我們一次嗎？我看大可不必。近60年 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中國，但凡鬧得昏天黑地的事情，要麼不了了之，要麼事與願違。這次汪洋在廣東高調喊出"思想解放"，國內也有不少文人學士立馬跟進，難 道我們又要有什麼大舉措？漸進民主又要跨越式了不成？其實什麼都不是。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說："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表示過要改革政治體制的意圖，也提 出過一些很好的意見。但是‘六四'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就完全停擺了。當局雖然有時也還說幾句政治改革的話，如要實行‘法治'之類，但是既然領導一切的黨可 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獨立，這樣的話也就無非是空話而已"。之所以是空話，就是光說不練，說了不算，還抱著那個一黨專制死死不放。既然能說會 道，就是知而不行。你一個行動都沒有，你就是高呼十次、百次"解放思想"又如何？政治體制改革也好，民主憲政也罷，在當今中國決不是認識上的問題，而是行 動上的問題。對執政黨來說，則是決心、勇氣和政治技巧。鮑彤在年初就說："只要願意做，應該是可以做的。"其實問題的關鍵，就看當政者是玩真的還是玩假 的。玩真的，中共就拿出行動來，玩假的，中共就哼著民主政治小調，和那些文人學者去清談好了。要不理直氣壯公開宣布：一黨專制一百年不變。你們要是敢這樣 說，也敢這樣作，我們也就認了。當好奴才，決無二心。無需打著民主憲政，政治改革的幌子，東拉西扯，八方敷衍。我們也就不會在你們的隻言片語、字裡行間去 打猜猜，去領會什麼重要精神，去讀出什麼微言大義。這種把戲我們已經玩了幾十年，犯得著嗎？
二十年前蔣經國開放報禁與黨禁，前後分為4個步驟：開放黨禁、解除戒嚴、開放老兵大陸探親和解除報禁，在1年 半之內循序漸進。臺灣是在軍事戒嚴狀況下解除黨禁和報禁的，因為是玩真的，結果事情十分簡單。他們既沒有唱"思想解放"的高調，更沒有什麼大肆宣傳；既無 宏偉規劃，也無民主藍圖。只是他明白也願意這樣做，結果就是可以做，也可以做成。所以步驟清楚，時間確切。而大陸的政改，從八十年代就說起，且不說報告作 了多少回，就連黨章也不知修改了多少次；一會兒是鄧小平理論，一會兒是三個代表，一會兒是科學發展觀。學習啊、心得啊，激動啊、熱淚啊，不知耗費了多少光 陰。但至今仍無任何步驟，更無任何時間表可言。號稱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了大陸，難道條件還不如軍事戒嚴三十八年的臺灣？是組織領導無能，還是公眾素質太 低？種種遁詞，其實沒有哪樣是能拿到桌面上來說的。尤其那個國民素質低下的屁話，說出來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中共統治大陸近60年，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其素質還不如腐朽、沒落、錯誤的國民黨領導下的人民？軍事戒嚴能走向憲政民主，改革開放還能退回獨裁專制？這 可真是天下奇聞。其實，要實現民主憲政，並非我們想像的那麼深奧複雜；既無需幾大本的研究報告，也無需什麼民主路線圖，要的只是當政者的誠意。簡單地講， 就是看你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蔣經國玩真的，不到兩年時間就大功告成。慈禧玩假的，好歹也有個七年憲政準備期。我們就是玩假的，總不能連慈禧都不如吧？
作為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的當事人，新聞局長邵玉銘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到："開放報禁時，他們叫我不要問太多，只問‘行政院長'俞國華有什麼樣的指示，我需要注意什麼事情。我要弄清楚他們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是70%、80%還是100%地開放？沒有，沒有給我任何的指示，他就是說，你看著辦，你認為該怎麼開放報禁你就怎麼做，沒有任何的問題。"就是俞國華"你看著辦，你認為該怎麼開放報禁你就怎麼做，沒有任何的問題。"一句話，使邵玉銘清楚了蔣經國的開報禁是100％ 玩真的。於是他就放開手腳，在短短的一年內，整個臺灣媒體的面貌煥然一新，成為了政治民主的有力武器，而原來的第一大報《中央日報》卻在民主時代走向沒 落。對此，邵玉銘說到：" 實際上《中央日報》的沒落，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解除報禁的結果，我是‘罪魁禍首'。《中央日報》的結束對於我來講，反而證明中國 國民黨是走向政治民主化的一個指標。"把《中央日報》的沒落看作是國民黨走向政治民主的一個標誌，而不是把《中央日報》的沒落看作是國民黨的失敗；一個事 件的不同結論，恰好是價值觀不同的結果。而中共至今還抱著一黨私利不放，花那麼多的民脂民膏養著中宣部為首的那麼多的廢物，是以一黨之私利為目的，還是以 社會進步為宗旨？涇渭分明。在這樣一個狀態下，汪洋先生大講"思想解放"又能如何？與其如此，還不如把那個中宣部撤銷了！撤銷中宣部帶來的思想解放，我看 比口號和清談強一百倍。
三十年前那次思想解放，使我國的思想文化界在80年 代出現了幾年繁榮的氣象。當時的中宣部長朱厚澤，就提倡寬厚、寬容和寬鬆精神，有人稱他為三寬部長。他在中宣部幹了些什麼呢？據他自己講，"來北京，讓我 到中宣部工作。很長一段時間，有半年吧，我沒有敢講話。耀邦同志問過我：來後有什麼反映？我說：聽到的就是：（這個人）不見動靜。他關切我，讓我‘放開一 點嘛'。"可見他並沒有下車伊始，也沒有燒幾把火，而是到處與學術界、文化界、新聞界的同志們接觸，認識人，交朋友，瞭解情況，聽取意見，也聽到一些尖銳 的爭論和反覆多年 的爭吵，......。這樣，在他的頭腦中逐步形成了一個看法，就是："要樹立一種比較寬容的文化精神，建構一種協調融洽的人際關係，形成一種寬鬆和諧的文化氛圍 和 社會政治環境。"據我所知，那時的中宣部少有發文，也無什麼大肆宣傳。其結果，反而帶來了思想文化的相對繁榮。這又說明瞭什麼？說明朱厚澤只有一個行動， 這個行動就是不壓制他人，營造寬鬆環境，而這個行動比那些口若懸河的口號和清談的效果卻好得多。
我並不想過多地抨擊汪洋先生，對他講"思想解放"的正面效應也略知一二。但我覺得應該提醒汪洋先生的是：你應該像邵玉銘那樣，向政治決策層問清楚是玩真還是玩假的。如果是玩真的，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行動，而不是口號和清談。如果是玩假的，你說多少思想解放都毫無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