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首先從稱呼說起，乃基於中國人重視"名正言順"。錢雖以力學和應用數學馳名於業界，但其實他在中文方面造詣亦甚高，可能受其叔父`國學大師錢穆影響之故吧。所以，對關係"正名"的稱呼一事，錢絕對不會掉以輕心。
當日我趕到候機大廳時，錢夫婦已先抵達。面對一位心儀已久的大科學家，我自然畢恭畢敬。而他的態度也很隨和，給我平易近人的感覺。得知我同屬57另冊中人，其話語更顯得親切。他說我能回到香港工作，算是運氣較好的一個；他的學生至今還有留在北大荒的，那處境就差得遠了。我肅然聆聽，似乎沒有問他的學生有無向他求助，或他是否能伸出援手拉他們一把。
接著，不知怎的，他忽然主動提到，海外有人批評他無所作為，認為他在推動大陸民主事業方面，不能向當局大膽建言，據理力爭，有負民望。對此，他頗為激動地辯解稱：有些話是此刻說不得的，這是現實，必須正視。如果按照外面那些論者所言那樣做，則自己勢必無法留在目前的位置。那樣的話，以後將會連說話的機會也沒有了，或者說，可能再也別無他人可以（在建制內）說話了。
講到這裡，新華社香港分社一位姓楊的副秘書長來了。差不多同時，霍英東的兩位公子也聯袂而至。他們都恭謹地向錢氏伉儷致候。
錢隨口向楊說了句：你也今天動身去開（全國政協的）會？楊答稱：我是例行公事，坐在底下聽錢老在主席台上作報告。
錢又轉向霍公子問道："你們二位陪令尊到北京？"霍回話道："父親年紀大了，由我們陪他去好一點。"
這時，霍英東挂全國政協常委銜，楊是委員。一個乃香港頂級富豪，一個貴為中共駐港高層人員，但政治地位均在錢之下。所以，如同眾星拱月般，霍公子與楊無不對錢尊敬有加。
回想起這件往事，聯繫"六六六"事件中錢的發言，深感其左轉，不為無因。
"知識份子最根本的問題是出路問題"，錢57年6月6日說的這句話，無疑反映出其心聲。出身於貧苦農村知識份子家庭的他，艱苦奮鬥20年，雖然名成利就，但與其學識才幹相比，應說要求"更上一層樓"毫不過分。但在其學生蔣南翔等"一二九"學運領袖管轄下，即使學問再多，名氣再大，也難望有出頭超越這些"延安幹部"的一天。
好不容易在深淵中熬了近30年，80年代中期的政治氣候，當局需要一批具影響力的老知識份子為其所用之際，錢自然不會錯過機遇。他看準時機，亮相露臉，以求一己的最佳出路。果然一飛衝天，一鳴驚人。他既可以大展宏圖，發揮固有的優勢，施展本身的才幹；又能夠青雲直上，身居要職，大體享有《聊齋》所描繪的"官威"："堂上一呼，階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例如，上述機場的一幕，就很能滿足當事者的虛榮心。
因此，錢之放棄幾十年前追求民主自由的初衷，轉而與當局合作，也就沒什麼可奇怪的了。歸根結底，願意為某種專門利人的崇高信念犧牲自己，或者說像耶穌似的背十字架的人，只是極少數。從這個意義上，對錢大可不必過多的指責。筆者自問，處於類似錢的境況，恐怕也不見得一定比他高尚很多。
至於費孝通，家庭條件異於錢偉長，故其奮發努力所含的翻身慾望，相對較弱。成名後對出路的考慮也有別於錢。鳴放時期，他"對學生所揭發的這些事實是同情的"，他認為，"這種事情在我們知識份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後還有這些事，簡直是太黑暗了"。也就是說，民主與公平的觀念促使他對當局不滿，但其本身的名利要求也影響了他的政治態度。他感到"非黨人士有職無權，黨團員掌握大權，作威作福"。這應是他作為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的切身感受。
滄桑巨變，撥亂反正。費得以步步登高，出任民盟中央主席，人大副委員長。以非黨知識份子而言，說得上位極人臣。雖然他肯定知道，"太黑暗"的事多得很，比57年有增無減。但以其所處的位置，在他面前不會有"黨團員作威作福"。並且他終於明白，事實上他一直"在吃共產黨的飯"，這是他不可能改變的那個"制度造成的"。於是，他也"識迷途而知返"，努力與當局"保持一致"。我甚至猜想，他可能早已徹底改變了當日信誓旦旦的"不參加共產黨"的"態度"，只是由於中共權衡利弊而婉拒其入黨要求罷了。
臨末，就上述錢自明心跡的話，聯想起魯迅有過類似的說法。那是"左聯五烈士"30年代犧牲後，魯悲憤之餘奮筆寫下一篇《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與前驅者的血》，請史沫特黎轉發海外。史稱這樣做對魯可能構成危險，魯答稱：中國總得有人說話！可見，魯迅為了替國人說話，置自己的生命安全於度外。而錢則大異其趣。他首先顧全的是自己的官位，為此絕對不說觸犯當局的話。
最後，對名利需做一些說明。正常社會中，求名求利，公平競爭，只要不是損人利己，均無可指責，應不涉個人操守。但是，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尤其是極權社會，由於當局以名利為誘餌，名利與操守往往發生矛盾，難以兩全。即所謂"時窮節乃見"。對此，林則徐曾慨嘆："青史憑誰定是非"，實際上，公道自在人心。不必需要像錢`費這樣的大學者才能作出判斷。俗語云："老百姓心中有一桿秤"，便是這個意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