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中國大陸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已基本塵埃落定，身兼政治局委員及上海市委書記的陳良宇出局，陳在上海的一些部下或追隨者紛紛受到追究，官帽落地、身陷囹圄。
在中國大陸，社保基金被挪用他處的情況幾乎比比皆是，許多地方被挪用的社保基金若非下落不明便是血本無存；社保基金在上海也被挪用，但由於運用到了穩賺不虧的高速公路運營上，加之張榮坤精明的經營頭腦，上海社保基金實際上還是實現了"保值增殖"。
然而，偏偏是上海在社保基金的問題上出了大問題，"上海社保案"之所以成為一個轟動中國大陸的案件，卻有著與社保基金本身關係不大的另兩方面基本背景。
背景之一：前任政治領導人戀棧，政治交班一波三折，使得原本就一直在密室操作的高層政治更憑添了一層撲朔迷離的不安定感。
一方面，這引起人們對政治人物誠信的普遍反感，對所謂"上海幫"的關注逐步升級，惟恐其尾大不掉。而陳良宇每與北京在工作（尤其在宏觀調控的問題）上有不同意見往往不恰當地將自己的想法與維護前任政治領導人的聲譽進行捆綁。陳是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身兼最中國重要城市的封疆大吏，而且，憑其經略上海的赫赫政績，大有更上層樓的趨勢。無論多少人打心底裡不樂意胡溫的"宏觀調控"，那都無關宏旨；憑籍上海在全中國的影響，陳的反對足以在政局引起震撼性的效果；同時，陳喜歡舉著江的旗幟行事，使得矛盾更易激化。陳良宇忽略了一點，儘管胡溫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因為江有過分的地方與江攤牌，卻不等於在退無可退的情況下不會對咄咄逼人的江的舊下屬攤牌。
背景之二：在宏觀調控上意見相左。
在中國，所謂宏觀調控就是給中央政府對地方經濟以更大干預權力。
世界各國對經濟都有宏觀上的調控行為：例如控制貨幣的流通數量、銀行利率的升降、稅制改革或是稅率調整等等，這些舉措尤其對操作層面上的實際經濟運行作用相當間接；如果一國中央政府規定地方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哪些項目要砍、哪些項目要保，此類"調控"嚴格來說不屬 "宏觀"；若美國的白宮要如此干預聯邦各州的經濟運作，別說會攪亂經濟，各州完全有可能聚集起來召集第二次大陸會議，新"獨立宣言"將在瞬間誕生。
中國畢竟有中國的特色，中央政府想要做的事情總會被描繪成英明決策，至於行得通行不通往往可以忽略不計；一旦做不下去了，不愁有新一波的口號對舊的失誤進行覆蓋，在忘記了原有問題後，大家又緊跟著新的"英明決策"去"團結奮進"了；如果有誰在口號剛剛掀起之際便提出異議，必被視作另類，肯定將淘汰出局--至於該異議正確與否，所有人同樣也是忽略不計。一切個人判斷基本服從於"與黨中央保持一致"。
溫家寶推行的宏觀調控雖然看似迫於經濟過熱勢頭的壓力，但本質上卻是凱恩斯主義的一個中國版本，可能產生的效果相當先驗，幾乎無法實現。原因如下：
1、中國30年改革開放，已經形成多種經濟成分與多種不同的利益集團，經濟運作由中央政府統一規定、令行禁止的體制已不復存在，也就是說由中央政府統一計畫調度經濟已失去配套建制。"中央政府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正形象地說明瞭個中尷尬。
2、統一的大市場已經形成，一切經濟活動往往受市場價值規律調動，行政干預已成為市場機制的體外排異物。
3、各路地方諸侯的政績追求與企業界的利益追逐已經形成捆綁，外力很難改變其渾厚的運動慣性；況且中國經濟本身就不是效益經濟而是GDP經濟，經濟規模一旦受到調控的壓縮，便會在各地產生許多意想不到的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之解決，中央政府並不承擔任何責任，完全落實到各級官員頭上。也就是說，所謂"宏觀調控"並不存在實際操作者。
4、究竟去調控哪個行業、什麼地方？北京為了奧運，非但可以不調控，許多項目在原立項規模上仍有增無已、天津也被樹立成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投資規模迅速膨脹......。由於端不平這一碗水，必然厚此薄彼，中央政府要其他地方實行調控本身也依據不足。
從效果上來看，宏觀調控喊了4-5年，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基本沒有降到兩位數以下；控制房價的口號越來越響，而房價始終按天文數字攀升；說要防止股市過熱，而股市則越來越熱，許多低層民眾幾乎傾其家底投身於股市之中......。
更有甚者，許多地方經濟過熱、重複建設導致資源大量浪費、嚴重破壞環境等，問題浩瀚如海，究其原因，根子基本都在北京。在總龍頭失控的情況下去"調控"分路閥門，邏輯上本已混亂。"中央政府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其原因似不在中南海以外的地方。
大勢其實早已分明，奈何局中有人淪入"食肉者鄙"的泥潭裡、不能看透而已。陳良宇及其對弈者們皆未能免俗。
於是，便有了溫家寶先生一次又一次的重申，也有了陳良宇等人一次又一次的異意與質詢；一個在"愚公移山"、一個在大戰風車。而絕大多數地方諸侯則按照中國官場的潛規則，"堅決擁護"、並不實行，或者玩弄朝三暮四、這裡調控那裡開放；調控的口號喊歸喊，各地經濟升溫則照舊......。
於是，便有了溫家寶先生因為宏觀調控始終控不起來而弄得灰頭土臉；陳良宇則因為"對抗中央權威"，被找到了把柄（可笑的是，尋找這種把柄在中國官員身上、甚至是絕大多數中國人身上實在是太沒困難了）而將自己的政治生命劃上句號；同樣不尋常的是，此後在溫的家鄉天津爆發的一場政治地震中，原"天津幫"幾乎全軍覆沒。
巧合也罷、因果也罷；沒有省油的燈；殺敵一千、自傷八百。
由於"上海社保案"的基本素材社會知情度相當低、甚至接近於零，牽涉案件的許多相關數據並無官方文件披露，2002 年，由當時的上海社保局長、現因"上海社保案"而淪為階下囚的祝均一在《人民日報》發表的關於大幅度提高享受低保人員津貼而牽引出來的"上海社保案"從另一側面顯示，上海社保基金被"挪用"但存在且有增殖，相關人員經營有方卻在操作程序上涉罪，這從另一角度提醒了界定產權歸屬立法滯後的陳年舊病：從事某項經濟活動而績效突出者是否應該獲得相對應的部分所有權？能否讓有突出貢獻者擁有合法權益代之以"非法侵佔"？
在追剿陳良宇的同時，身為立法機構首腦的陳良宇的舊上司們，卻忙著呵斥陳良宇"膽大妄為"，看看如此重要且與"國際接軌"有如此緊迫需要、可以拯救無數企業經營管理者、豁免其"非法侵佔"之罪責、促進企業真正實現優質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法案，怎麼就沒人想到去組織編製提交？此外，中共13大提出的發揮地方積極性與政企分開的改革是什麼時候停止的？
以上種種，是擺在中國決策者面前的共同問題；這些問題及其引發的諸多社會、經濟、政治的課題如果沒有真正解決，則牽涉"上海社保案"的所有人中，沒有勝者可言；正統的政治權威將異變為濫用壓力，這至少與構建社會和諧是不同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