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對於絕大多數親歷「文革」的南大人而言，關於「文革」的苦澀記憶不是始於1966年夏天的「造反」，也不是始於1967年夏天的「武鬥」高潮，而是始於1968年夏天的「清隊」。
那麼「清隊」期間究竟發生了一些甚麼事情？哪些人在「清隊」運動中受到衝擊和迫害？「清隊」運動的大背景是甚麼？「清隊」運動的政治後果又是甚麼？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不得不對「奪權」以後的「文革」運動態勢進行一些分析。
一 南大「清隊」運動的政治背景
大量史料顯示，「清隊」運動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既是毛澤東「文革」戰略部署的一個重要有機構成，又是各地區、各單位矛盾發展和激化的產物。以下我將分三個方面來探討南大「清隊」運動發生的政治背景。
1、「清隊」是毛澤東收縮群眾運動的重要舉措
我曾在相關論著中多次指出，毛澤東發動「文革」群眾運動有著自己特定的政治目的，因而他決不會容忍群眾運動在所謂「大民主」的道路上走得太遠。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1966年8月出臺的《十六條》的內容，就不難發現毛澤東為日後收拾群眾運動埋下的伏筆。1967年「一月風暴」以後，原有的各級黨政領導機構紛紛垮臺，毛澤東認為群眾運動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便立即著手收縮群眾運動。1967年1至3月間的毛澤東談話、「兩報一刊」社論和中央文件都毫無疑義地表明瞭毛澤東的上述意向。而收縮群眾運動的具體方法和步驟包括：第一，發出「革命派按系統、按部門、按單位實行大聯合」的號召──質言之是要瓦解造反派群眾的跨行業聯合，將他們從社會上趕回到各自的單位內部去；第二，要求各造反派組織自己「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質言之是要造反派群眾搞「窩裡斗」，同時在群眾中樹立「絕對服從」的信念，打擊任何形式的「異端」思想和行為；第三，在全國各地普遍實行「三支兩軍」──質言之是以「軍管」的方式漸次實現符合毛澤東個人意志的各級政權重組。
由此可見，「一月風暴」以後，「文革」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無產階級司令部」與「資產階級司令部」之間的矛盾轉變為「無產階級司令部」與「無產階級革命派」之間的矛盾。不過由於所謂「二月逆流」和「趙永夫事件」一度引發了毛澤東對軍方的猜忌，因而在1967年4至8月間，他暫時中止了收縮群眾運動的努力，希望利用造反派來與具有保守傾向的「軍內一小撮」抗衡。這個決策不但使得造反派的勢力日益坐大，而且迫使各種政治勢力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紛紛對造反派組織實施滲透與控制，導致各地的群眾派性武鬥不斷升級。面對全國政治局勢的嚴重惡化，毛澤東不是追根溯源，反躬自責，而是歸咎於造反派群眾，遂於8月中旬作出了依靠軍方鎮壓造反派的決策。這樣經過一輪反覆，「文革」才又回到1967年初的態勢，當初制定的各項收縮群眾運動的政策得到大力推行。
儘管毛澤東也曾設想通過「斗私」、「批修」的辦法消除造反派群眾的自發傾向，迅速恢復各級政權和社會秩序，但是事態的發展顯然與他的設想不相吻合。造反派們對毛澤東的指示陽奉陰違，致使各省和各單位內部的「大聯合」遲遲無法實現。在簡單的「說服教育」很難奏效的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轉而採取其他辦法。「清理階級隊伍」就是毛澤東使出的一個殺手鐧。
從北京「六廠二校」的經驗總結看，「清隊」運動的實質，就是運用所謂「階級分析」的觀點，將各單位內部的幹部群眾按照「家庭出身」、「社會關係」、「政治表現」等標準化分為三六九等，同時故意混淆所謂「兩類矛盾」的界限，將絕大多數人定位在兩可之間，造成一種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的氛圍，然後通過對少數「階級異己份子」、「黑後臺」、「群眾組織壞頭頭」實施「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形成一種強大的政治威懾，從而達到分化廣大幹部群眾、瓦解造反派組織和收縮群眾運動的目的。
2、「清隊」為許世友清除各種異己勢力提供了便利
如果「清隊」僅僅是毛澤東個人的意圖，得不到有關各方的積極呼應，就很難由一種主觀意圖變成為客觀現實。然而事態的發展表明，由於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具有同構性，所以「奪權」以後，從中央到各省市再到各個單位內部，毛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利益共同體。這些利益共同體一方面作為毛的代理人貫徹執行毛的戰略意圖，另一方面也利用毛的「清隊」號召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
毛澤東在江蘇的代理人是南京軍區領導人許世友。許世友雖然文化程度不高，卻具有靈敏的政治嗅覺和簡單執著的政治信念，自延安時期歸順毛澤東以後，長期以來一直深得其信任。1967年3月江蘇實行「軍管」，他是省「軍管會」的後臺老闆。1968年3月江蘇省革委會成立，他又被正式任命為省革委會主任。
由於許世友執掌江蘇大權是中央強力干預的結果，並不存在廣泛的群眾基礎，尤其是經過從「三月鎮反」到「八月黑風」的反覆，江蘇的各種矛盾變得空前尖銳，所以關於他的任命遭遇到種種潛在的阻力。前一階段「倒許」比較積極的江蘇「紅總」和軍隊內部的「反許派」害怕許世友上臺以後對他們進行報復，千方百計地對此加以抵制。而原省市一級地方領導幹部則擔心許世友上臺後軍隊勢力會進一步擴張，也在暗中推波助瀾。
例如在省市革委會成立前夕，「紅總」下屬的工人造反派組織「新工總」的頭頭們曾經於3月17日在南京城內貼出許多大字報、大標語，提出了「省市革委會必須以工人為主體」、「反對軍管會執行愚民政策」等口號。而XX軍工廠「新工總」的一個頭頭則公開揚言：「徐州革委會成立可以繼續打王效禹，我們為甚麼不繼續打許世友？」另外，XX學院也有人公開謾罵許世友，說：「許是土匪！就是土匪！」「許算甚麼，你能保證肯定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嗎？」2
面對這種情況，無論是作為毛澤東的代理人，還是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我們都不難想像許世友對「清隊」問題的態度。而事實上許世友也的確藉助「清隊」運動來鞏固其在江蘇的統治地位。1968年春夏江蘇揭批「江（騰蛟）、王（紹淵）、高（高浩平）」的運動，就是為了清洗以南空領導層為代表的軍內「反許派」；而針對所謂「老年串聯會」3的調查批判，則是為了打擊潛在的競爭對手──原省市一級領導幹部群體。
3、「清隊」為南大校內「多數派」打擊、排斥「少數派」提供了合法性掩護
南京大學是江蘇「文革」的發源地，南大「紅色造反隊」和「八•二七革命串聯會」的頭頭們後來又分別成為江蘇「好派」和「屁派」兩大群眾組織的領軍人物，在群眾運動中呼風喚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江蘇的政局。所以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南大成為江蘇「清隊」運動的重點不足為奇。值得特別注意的，倒是南大內部派性鬥爭如何內在地制約著「清隊」運動的走向。或者說，南大的派性鬥爭是如何在「清隊」的名義下延續的。
南大造反派內部的明爭暗鬥由來已久。儘管「紅色造反隊」成立得更早，其領袖人物文風來、李太平、耿昌賢等人在社會上的影響更為廣泛，不過由於過份強調自身組織的「純潔性」，所以其織規模一直很小，鼎盛時期也不過7、80人。而政治傾向比較模糊、社會構成比較複雜的「八•二七」自成立之日起就擁有數千成員。鑒於當時兩個組織之間存在著同盟關係，雙方頭頭們起初對此並不十分在意。以至於1966年10月宣布「校內奪權」以後，南大的大權一直由「八•二七」一派把持。在對外交往之中，南大造反派也都打「八•二七」的旗號。到1967年「一•二六奪權」以後，江蘇造反派內部發生「好」、「屁」之爭，南大校內的派性壁壘也變得陣線分明。為了改變校內力量對比，「紅色造反隊」便與從「八•二七」中分裂出來的三個小組織共同組成「紅四聯」，南大「好派」人數規模有所擴大。但「八•二七」把持南大的格局並未改變。考慮到雙方力量對比過於懸殊，同時也由於「紅四聯」的頭頭們當時將主要精力用於經營「省紅總」，因而在此後大半年的時間內，「紅四聯」乾脆主動將大部分成員撤出南大，使南大成為「八•二七」的一統天下。出於上述原因，在江蘇、南京政治局勢日趨動盪的時候，南大校園內倒顯得相對平靜。至1967年8月為止，南大校內幾乎沒有發生過武鬥，更沒有因此造成人員傷亡。但是到1967年秋天以後，隨著造反派在社會上的活動受到限制，「紅四聯」成員紛紛返回南大校園，校內的派性鬥爭變得空前激化起來。在9月和10月間，南大發生過兩次武鬥。幸虧當地駐軍的及時介入才沒有造成重大傷亡。但兩派之間的明爭暗鬥一直沒有停止。
1968年1月初，根據中央的指示，南京軍區派出「軍訓團」進駐南大。「軍訓團」負責人、6483部隊政治部主任方敏成為南大實權人物。鑒於「紅四聯」和「八•二七」的實力對比，同時也由於兩派在「倒許風潮」中的不同表現，「軍訓團」自進入南大之日起便採取了扶持「八•二七」抑制「紅四聯」的政策。
到醞釀成立南大「革委會」的時候，「紅四聯」方面為了改變南大現有的權力格局，試圖聯絡校內幹部群體與「軍訓團」和「八•二七」抗衡，於是掀起了一個「解放」幹部的浪潮。他們不但要「解放」絕大多數中層幹部，而且還要「解放」原校黨委負責人陸子敏。為此，他們還炮製了一份《陸子敏大節報告》廣為散發，為陸子敏的「解放」和「入閣」大造輿論。這樣就在南大內部形成了以「紅四聯」和原校內中上層幹部群體為一方，以「軍訓團」和「八•二七」為另一方的權力博弈格局。然而到1968年3月校革委會成立時，「軍訓團」負責人方敏被任命為校革委會一把手，原校內幹部則「結合」了相對超脫的原南大黨委常委、組織部長索毅然。這意味著軍方和「八•二七」控制南大的格局並沒有改變。這當然造成「紅四聯」頭頭們的嚴重不滿。
因而當中央發出「清隊」號召時，南大的「清隊」運動就成為軍方負責人和「八•二七」方面打擊和排擠其政治對手的託詞。運動前期對「階級異己份子」的清查和「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表面看來是一場針對「死老虎」的鬥爭，其實則是要通過這些批判鬥爭「揭露」舊黨委執行「教育黑線」的罪惡，將校內幹部群體與所謂「黑線」掛上鉤，從而徹底杜絕他們重新執掌南大實權的可能性。運動高潮期間在南大幹部、教師中揪「叛徒」、揪「特務」，直到揪所謂「地下黑司令部」，以及在造反派內部開展揪鬥所謂「壞頭頭」的活動，則更加直白地說明瞭上述意圖。
由上述分析論述可以看出，毛澤東、許世友和南大革委會負責人構成一個三位一體的利益共同體。儘管他們在「清隊」的具體目標上略有不同，但是在維護既得利益、鞏固個人權威這一點上卻是完全一致的。這是「清隊」運動得以轟轟烈烈地開展的根源所在。
二 南大「清隊」運動的具體過程
現有資料顯示，南大的「清隊」運動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校革委會成立與「清隊」的發動
鑒於南大的「大聯合」是江蘇、南京地區「大聯合」的關鍵所在，所以自始至終受到中央和南京軍區的高度關注。現有資料顯示，在1967年9月至1968年3月期間，周恩來和「中央文革」負責人公開接見南大兩派代表達10次以上。許世友也數次與南大師生接觸。在中央和南京軍區的強力干預下，南京大學革委會的組閣方案於3月初基本確定。原「軍訓團」負責人方敏被內定為革委會主任，索毅然（原黨委常委、組織部長）、曾邦元（南大「八•二七」一把手）、文風來（南大「紅四聯」一把手）被內定為副主任。這個組閣方案表面看來在南大的兩派之間實行了「對等原則」，但是實際上大權掌握在「軍宣隊」（即改組後的「軍訓團」）和「八•二七」手裡。他們是「清隊」運動的領導力量。
1968年3月13日，南京大學革委會先於江蘇省革委會成立。許世友攜江蘇省「軍管會」、南京軍區各軍種兵種和各「支左」部隊首長二十多人出席了校革委會成立大會，併發表了主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講話，其中提到：
南京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老巢，南京大學的前身又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高等學府，是牛鬼蛇神、社會渣滓成堆的地方。中國最大的走資派劉鄧陶的黑手，早在戰爭年代就伸進了江蘇，並培植了一批大大小小的親信。他們狼狽為奸，上下勾結，加緊進行資本主義復辟活動。現在，我們無產階級的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就意味著他們要完蛋了。反動派是不甘心失敗的，他們還要作最後的掙扎。同志們必須擦亮眼睛，提高革命警惕性，嚴防階級敵人的破壞和搗亂。同時，我們也要不斷地向階級敵人發起主動的進攻。4
許世友的這次講話應該是南大「清隊」運動的最初發動。
3月14日，許世友又在華東飯店召見南大革委會全體成員，對革委會的近期工作作出了「四點指示」，其中特別提到「你們那個地方過去是偽中央大學，油水多的很，烏龜王八蛋多著呢！你們要小心！」他還說：「眼睛要擦亮，不要上壞人的當，鬥爭要心中有數。特別是叛徒、反革命黑手，要發動群眾來抓。你們那裡不是沒有，有風有浪，無風三尺浪，有風無風都有人搞鬼，鬼名堂有多少，你們心中要有數，沒有數到時候就亂了。你們要擦亮眼睛，你們搞得不好，人家就要造你們的反......」5
根據許世友的上述指示，南大校革委會於15日和16日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分析了當前的形勢，提出了革委會的「四大任務」，其中「清隊」問題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會議強調指出：「南大的階級鬥爭是十分尖銳、複雜的。建立紅色政權之後，革命勢力和反革命勢力還會有幾場拚死的鬥爭。階級敵人是不甘心於自己的滅亡的，他們將會以更狡猾、更隱蔽的手段從事破壞和搗亂，妄圖顛覆我們新生的紅色政權，破壞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擦亮眼睛，隨時粉碎階級敵人的新陰謀。」會議還決定：「......清理階級隊伍，廣泛發動群眾，充分依靠群眾，把混入革命隊伍的特務、叛徒、自首變節份子、反革命份子和牛鬼蛇神統統清除出去，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6隨後，南大專門成立了一個「清檔組」，共清理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大遺留的檔案2萬多卷，計3,000多公斤，為「清隊」運動做好準備。
4月16日，經過一個多月的醞釀和準備，有全校師生員工參加的「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誓師大會」在大操場舉行。校革委會主任、軍宣隊負責人方敏首先發表講話。他按照許世友幾次講話的調子，聲稱「南京大學歷來就是兩個階級激烈搏鬥的戰場。解放前，南京大學是國民黨的文化中心，封建遺老、反動權威、烏龜王八蛋多得很。解放後，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孫叔平、郭影秋、匡亞明招降納叛，把南京大學變成了一個資產階級的頑固堡壘。現在匡亞明之流被揪出來了，......但他們人還在，心不死，無時不在企圖翻案，同時校內還有不少叛徒、特務、小爬蟲們還沒有被揪出來，甚至還有極少數人要為匡亞明翻案，階級鬥爭是嚴重的、尖銳的」，所以「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向階級敵人猛烈開火，迎頭痛擊為匡亞明翻案的妖風逆流。」7隨後，外文系老教師柯像峰（罪名是「老特務」）、物理系原黨總支書記王承志（罪名是「大叛徒」、「大特務」、「走資派」）、原校總務處長高鯉（罪名是「大叛徒」、「大特務」）和地質系中年教師周國慶（罪名是「漏網右派」、「反動份子」）被紅衛兵押上主席臺批鬥示眾，成為南大「清隊」運動的第一批犧牲品。在大會的最後，校革委會常委梁玉樓宣讀了校革委會的《動員令》，號召「革命的同志們，立即行動起來！擂起戰鼓，吹響號角，向階級敵人猛烈放火開炮！開炮！開炮！」8
這次大會以後，「清隊」運動在全校上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一大批幹部、教師和學生受到錯誤批判。
2、批陸子敏和揪「地下黑司令部」事件
如果說3至4月間發生的第一波「清隊」鬥爭浪潮還更多地反映出省、校兩級革委會領導層對中央號令的回應，那麼5─8月間的批陸子敏和揪「地下黑司令部」事件則更多地折射出江蘇地方當局內部矛盾和南大校內派性鬥爭的影響。
我們首先來看看江蘇地方當局內部矛盾的影響。
當時江蘇地方當局內部的矛盾，首先表現為許世友與以南京空軍領導層江騰蛟（南空政委）、王紹淵（南空副政委）、高浩平（南空政治部主任）等人為代表的軍內「反許派」之間的矛盾。他們之間矛盾的產生和激化，直接源自1967年夏天武漢「七二0事件」引發的南京「倒許風潮」。9但是由於「江、王、高」等人受到中央高層某些人的保護，所以儘管許世友對他們恨之入骨，卻也一時拿他們沒有甚麼辦法。1968年3月下旬，中央高層決定清洗「楊、余、傅」。隨後，中央軍委於4月29日致電南京軍區，宣布江騰蛟、王紹淵、高浩平「停職檢查」。這個意外的變故為許世友整肅軍內「反許派」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5月2日，許世友到南大發表講話，指出：一、批判王紹淵、高浩平時，「毛主席、林副主席所作的英明決策」必須「句句照辦，字字照辦」；二、王紹淵、高浩平主要罪惡在：1、挑撥軍隊與地方關係，主要是挑撥軍區與南空的關係，是倒許亂軍的後臺。2、挑動群眾組織武鬥，支持一方，壓制一方。3、對抗中央指示。三、對王紹淵、高浩平「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問題，對王、高的批判要和清理階級隊伍結合起來，使批判深入到工廠、車間、學校、班系和家庭。」105月31日至6月3日，許世友又召集江蘇省、南京市革委會常委聯席會議，作出了〈充分發動群眾，向階級敵人展開更加猛烈的進攻〉的決議，正式發出了向王紹淵、高浩平等人「猛烈開火的戰鬥號令」，強調堅決批判揭露王、高等人的罪行，徹底肅清其流毒，就是為了徹底摧垮江渭清、陳光之流資產階級司令部，粉碎其在江蘇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就是為了把中國赫魯雪夫及其在江蘇的代理人江、陳之流堅決打倒，就是為了徹底揭開省委的階級鬥爭蓋子，把一小撮叛徒、特務、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和一切反革命份子統統揪出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11此後，一場全省範圍的批判「江、王、高」的運動便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這次運動絕不僅僅是針對南空「江、王、高」的，而且還波及到南京軍區領導層中的「王（必成）、林（維先）、鮑（先志）」、江蘇省軍區司令員趙俊、南京軍區後勤部負責人陳茂輝，以及一些在寧軍工企業和在寧軍事院校負責人。此外，不少地方領導幹部也受到運動衝擊，所謂「老年串聯會」問題就是其具體表現。
由於許世友一再強調，批判「江、王、高」要和各單位的「斗、批、改」結合起來，所以這場運動對南大的「清隊」運動產生了強大的刺激。6月12日，南大校革委會召開會議，方敏在會上提出了南大「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山高林密老虎多，敵情嚴重」等看法，要求全校上下「徹底揭開南京大學階級鬥爭的蓋子」。6月18日，校革委會再次開會，作出了「從陸子敏開刀，全面揭開舊黨委階級鬥爭蓋子」的決定。6月21日，南大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就傳達省市革委會聯席會議的〈決議〉和部署對陸子敏的鬥爭這兩個中心內容作了全面動員。此後，以批陸子敏和揪「地下黑司令部」為主題的「清隊」運動新高潮在南大校園內興起。
由以上敘述可以看出，中央清洗「楊、余、傅」，江蘇批判「江、王、高」和「老串會」，南大批陸子敏和揪「地下黑司令部」，這三者之間有著直接的連帶關係。
此外，在批陸和揪「地下黑司令部」高潮期間，「八•二七」方面組織的大批判文章曾經濃墨重彩地為人們描繪過以下幾個「聯絡圖」：1、王紹淵、高浩平（南空負責人）──壽志勤（王紹淵夫人、南大保健科負責人）──陸子敏；2、杜方平（南京軍區軍工部負責人）──路慧明（南京軍區後勤部負責人謝勝坤夫人、南大校部機關幹部）──陸子敏；3、蔡公正（原省機械工業廳副廳長、「老串會」核心成員）──陸子敏；4、王維良（原省委幹部、「老串會」成員）──徐慧征（王維良夫人、南大中文系總支書記）──陸子敏，其中前兩項旨在強調陸子敏與軍內「反許派」之間的關係，後兩項旨在強調陸子敏與「老串會」之間的瓜葛。這就更進一步證實了南大「批陸」與江蘇地方高層內部矛盾的緊密關聯。
那麼南大校方為甚麼會選擇「從陸子敏開刀」？又怎樣搞出了一個「地下黑司令部」？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不得不對陸子敏的個人情況作一個簡單的說明，同時對南大內部的派性鬥爭作一個簡單的回顧。
有關資料顯示，陸子敏出生於南京一個手工業者家庭，上中學時因參加進步學生運動遭到學校開除。隨後他於1934年前往上海參加陶行知等人創辦的「上海工學團」，不久加入中共地下黨。1938年，他受地下黨派遣參加國民黨舉辦的戰地幹部訓練團第三團，擔任幹事、秘書等職，為中共方面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得到周恩來的高度讚揚。1942年，他因身份暴露離開「戰干團」前往蘇北根據地。解放後曾擔任過徐州地委行署秘書長等職。1956年調任南大黨委副書記，長期分管學校後勤工作。
「文革」爆發後，陸子敏和舊黨委其他領導人一樣受到過學生運動的衝擊。但是由於他長期擔任學校第三把手，對學校以往的工作不負主要責任，另外按照當時的判斷標準，他政治上也沒有其他嚴重問題，所以省委工作隊進駐南大以後，他成為主要依靠對象。在工作隊撤離前，省委還曾考慮任命他為半官方性質的「校文革領導小組」負責人。到1966年10月造反派宣布「校內奪權」以後，陸子敏才逐漸失去影響。不過此後南大造反派忙於爭奪省市一級領導權，南大實際上處於無政府狀態，所以像陸子敏這樣的人也沒有受到進一步衝擊。直到1967年秋天造反派紛紛回到校園，校內派性鬥爭日趨激烈，陸子敏的境遇才逐漸惡化。在1967年底至1968年初，屬於「八•二七」派的「南大後勤工人戰鬥隊」曾經18次批鬥陸子敏。
到醞釀成立校革委會的時候，是否「解放」、「結合」陸子敏，成為南大「紅四聯」和「八•二七」爭鬥的一大焦點。「紅四聯」和以原南大各級幹部為主體的「三•三一串聯會」共同為陸子敏的「解放」到處奔走，還炮製了一份《陸子敏大節報告》廣為散發，宣稱陸子敏在反對匡亞明的鬥爭中是積極的，在「文革」期間的表現也是比較好的，等等。陸子敏本人也曾親自給周恩來寫信，控告「八•二七」方面對他的打擊、迫害和誣蔑。而「八•二七」方面為了阻撓陸子敏的「解放」，不但將陸子敏抓起來關進「牛棚」，而且還組織了一批大批判文章，羅列了陸子敏的種種「罪行」，主要包括：一、在「文革」前長期追隨陳毅人、郭影秋、匡亞明執行「資反路線」，重用「反動學術權威」和有各種政治問題的人；二、「文革」初期與省委工作隊和保守派組織「紅旗戰鬥隊」相互勾結，積極鎮壓「革命師生」的造反運動；三、省委垮臺後與「老串會」秘密來往，組織南大「地下黑司令部」，負隅頑抗；四、1967年「八月黑風」期間與各種反動勢力相勾結，積極從事「反許亂軍」活動；五、「八月黑風」平息以後，他與「紅四聯」頭頭一起四處奔走，為江渭清、陳光、杜方平和他自己鳴冤叫屈，等等。
不管上面引述的兩方面材料內容是否屬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是否「解放」、「結合」陸子敏，將會極大地影響到南大校內的權力格局。假如陸子敏獲得「解放」，那麼一大批原校內中層幹部就沒有理由不加以「解放」。這樣一來，雖然不至於動搖「軍宣隊」負責人方敏的一把手地位，但是「八•二七」方面把持校部機關和各系領導權的局面將不復存在。這才是南大校革委會選擇「從陸子敏開刀」的真正動因。
至於所謂「地下黑司令部」，按照「八•二七」方面的指控，其主要成員名單如下：
楊世傑：南大教務長
曹沛然：南大副總務長
歐 磊：南大黨委組織副部長
杜聞貞：南大黨辦副主任
朱躍鑫：南大校辦副主任、科研處長
王承志：物理系總支書記
葉楠熏：數學系主任
徐縵華：南大越南留學生班（相當於系）負責人
蔣 克：外文系總支書記
徐克勤：地質系主任
陸夕書：政治系和馬列主義教研室（相當於系）負責人
徐慧征：中文系總支書記
茅家琦：歷史系負責人
路慧明：校部機關幹部
洪維邦：後勤系統總支書記
盧進階：後勤負責人
陳子華：後勤負責人
王榮先：後勤負責人
這份不完全的名單和其他相關資料十分清楚地說明，在揪「地下黑司令部」事件中受到衝擊的，主要是原校部機關部處級和各系總支書記一級的幹部，而在這個事件中發揮主導作用的，除了學生造反派頭頭以外，還有一批參加造反派的原校部機關科級幹部和各系教研室負責人一級幹部，如地理系的王欽潤、保衛處的陳霖等。正是由於前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打倒，後一批人才得以攫取校內各級組織的實際控制權，併進而成為各級革委會的負責人的。由此可見，所謂「地下黑司令部」問題，完全是校內造反派頭頭們為了阻止校內中層幹部復出而製造的一個冤案。
由於上述事件是在「清隊」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所以除了陸子敏和所謂「地下黑司令部」的成員之外，還有一些幹部、教師、學生受到波及。8月12日，南大召開全校「鬥爭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份子大會」，宣稱揪出「國民黨特務、反動教授」任美鍔（著名地理學家、曾任地理系主任）、肖楠森（著名地質學家）、李海晨（地理繫著名教授）、王氣中（中文繫著名教授），「大漢奸」楊壽鈞（外文系教授），「大叛徒」曹沛然（原總務長），「反動份子」、「亂軍篡權的小爬蟲」李乾亨（馬列室中年教師）、褚家春（身份待查）和「現行反革命份子」韓志堅、崔善龍、盧金池、丁浩（以上四位當時是青年教師或學生）等。12此外在8月「清隊」高潮期間，高濟宇（著名化學家、曾任南大副校長）、莫紹揆（著名數學家）、葉楠熏（著名數學家、曾任數學系主任）等人也未能倖免。
3、「工宣隊」進駐與「清隊」運動新高潮
就在南大批陸子敏和揪「地下黑司令部」的鬥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毛澤東又於8月中旬發出了「最新指示」：
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份子實現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13
根據這個最新指示，中央於8月25日發出了〈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9月初，由南京浦鎮車輛廠幹部職工組成的「工宣隊」進駐南大。這無疑為南大的「清隊」運動添加了一把乾柴。不過這個期間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
毛澤東派「工宣隊」進駐高校的舉措，與清華「百日大武鬥」有著直接的關聯。至於這個舉措的戰略意圖，在9月10日「兩報一刊」上發表的評論員文章〈關於知識份子再教育問題〉中有所宣示：「工人階級進入文化教育陣地，工作對象主要是知識份子」，「......今後，在那些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不但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搞好本單位斗、批、改，辦好各種類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而且應該分期分批地組織他們到工農兵中去，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14
如果說上面這段引文的表述還顯得比較晦澀的話，那麼江青在9月14日接見首都「工、軍宣隊」代表時的講話則簡潔明瞭地告訴我們：這裡所謂「知識份子再教育」問題，其實就是造反派學生的「再教育」問題。而「再教育」之所以成為必要，是因為在毛澤東看來，造反派學生們長期以來「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而是一門心思地忙於派性鬥爭，「脫離了群眾」，「也脫離了他們本單位的群眾」 15──質言之，就是「脫離」了毛澤東的「文革」戰略部署。
所以「工宣隊」進駐南大以後的第一個顯著變化，就是加強了對造反派學生的管束。這理所當然地引發了曾經被譽為「革命先鋒」的學生造反派的極大不滿。
一位當年的造反派學生在訪談中說：
毛澤東後來派工宣隊進駐高校，要對我們大學生進行「再教育」，我們當然不服氣啦！工宣隊進校以後把我們學生罵得一塌糊塗，我們就把兩年前《人民日報》讚揚我們紅衛兵的社論抄成大字報貼在校門口上，質問工宣隊：為甚麼兩年前把我們吹得多好多好，現在又把我們罵得一錢不值？
另外我們很快就發現這次進駐的工宣隊和1966年進駐的省委工作隊沒有甚麼不同，他們不都是上面派來領導運動的嗎？他們的做法不是都差不多嗎？為甚麼那個就是「錯誤」的，這個就是「正確」的呢？這個不能自圓其說呀！所以各種各樣的疑問就產生了。
工宣隊當然沒有辦法回答這些問題，他們就簡單粗暴地斥責我們這些學生是「用資產階級反動政客的觀點來看待『文化大革命』」。這樣我們就更加不滿了。16
此外當時還有的學生公開揚言：南大是江蘇「文化大革命」的搖籃和中心；南大造反早、大聯合早、成立革委會早；南大頭頭多、大會多、消息多、大字報多；社會上一直流傳著「江蘇看南京，南京看南大」的說法......。17言下之意，南大造反派還需要別人來領導嗎？！
為了應對造反派學生的挑戰，樹立「工宣隊」的絕對權威，「工宣隊」和校方當局不得不暫時放下其他工作，發起了一個批判所謂「南大中心論」的運動，並通過組建帶有強烈官方色彩的「紅代會」來徹底瓦解造反派學生組織。直到1968年底前後，隨著66屆和67屆2,000多名學生相繼畢業離校，針對造反派學生的「斗、批、改」工作才告一段落。
此後在「工宣隊」的主導下，南大又掀起了一個「清隊」運動的高潮。
1968年12月中旬，「工宣隊」和校革委會共同做出決定，號召全校師生員工「徹底摧毀陸子敏地下黑司令部」。1969年1月3日，南大成立了「清理階級隊伍辦公室」。1月8日，校革委會主辦的《新南大》全文轉載了天津《工大新聲》上刊登的〈深挖階級敵人30條經驗〉。181月18日，《新南大》又依樣畫葫蘆，搞出一個帶有南大特色的、共有二十二條的〈排一排，查一查〉，19作為深入開展「群眾性的大排查、大揭發、大批鬥」運動的指導性檔。此外，校方和工宣隊還根據外地的「先進經驗」，多次召開所謂「寬嚴大會」，樹立「正」、「反」兩個方面的典型，強迫廣大師生員工「主動坦白」和「積極揭發」。整個南大沉浸在一派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氛圍中。
在上述背景之下，又一批中老年教師受到嚴重迫害，其中包括耿以禮（著名生物學家）、劉毓璜（著名歷史學家）、曾遠榮（著名數學家）、呂同侖（外文系教授）、王爾康（地質系教授）、孫本文（著名哲學家）、耿伯介（生物系中年學術骨幹）等。除此之外，「工宣隊」領導的「清隊」運動「戰果」還包括：在上海路家屬區偵破了三起「反革命案件」，在陶園宿舍偵破了一起「反革命案件」，在西橋幼稚園偵破了一起「反革命案件」，在物理系揪出了一個「反動小集團」等等。
這個時期「清隊」運動的矛頭指向及其荒謬性和嚴酷性，可以在當時作為「先進經驗」發表的〈上海路家屬區是怎樣獲得新生的〉一文中略見一斑。
首先，讓我們看看「工宣隊」對南大家屬區情況的基本估計：
南大上海路家屬區原是一個三不管的「資產階級獨立王國」。長期以來，這裡死氣沉沉，烏煙瘴氣。......於是，一些叛徒、特務就在這裡潛伏下來，那些逃避本地貧下中農監督的地、富、反、壞、右份子，也在這裡隱藏下來。實際上，這裡就成了牛鬼蛇神的庇護所和安樂窩。
其次，讓我們看看「工宣隊」「發動群眾」的情況：
上海路家屬區原來只有一個所謂家屬學習班，每星期學習一次，每次學習一個小時，參加的人最多不過一、二十人，學習內容也只是讀讀報紙，談天說地，拉拉家常。......針對這種情況，工宣隊員組織廣大群眾討論辦學習班的偉大意義，提高了大家對辦學習班的認識。根據家屬區的實際情況，共辦起了各種類型的學習班七個，有215人參加，每天學習二至四個小時。
工宣隊同志......帶領大家學習毛主席著作，宣傳黨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政策，組織他們聽工人、貧下中農的憶苦思甜報告，號召他們向階級敵人作鬥爭，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斗批改」人物，使廣大群眾，特別是大部分青少年，提高了覺悟。
第三，讓我們看看「工宣隊」的「工作成果」：
當本院內發生三起現行反革命案件的時候，廣大革命群眾響應工宣隊的號召，從五、六歲的紅小兵到七、八十歲的白髮蒼蒼的老人都參加了學習班，並開展了以這幾起案件為中心的大檢舉、大揭發運動。僅幾天時間，就揭發出130餘條重要線索，其中46條擊中了作案者的要害。不僅如此，有些同志還自覺地擔負起監視敵人的任務，使階級敵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以及他們之間如何訂立攻守同盟等，都能及時掌握。階級敵人膽戰心驚，完全淹沒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20
4、「清隊」運動告一段落
到1968年底和1969年初，毛澤東在全國範圍收縮群眾運動的戰略意圖已經基本實現。為了給即將召開的「九大」營造一種團結、和諧的氣氛，毛澤東發出了如下「最新指示」：
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對反革命份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21
後來在1968年3月份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他又說：
政策落實是個大問題，......只要不是殺人、放火、放毒，幾個反動標語算甚麼？教授、講師不像軍隊，他們是手無寸鐵。......壞人是極少數，我們把這些人推向國民黨方面好嗎？不要在學生中去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數的教員、幹部中打主意。連一點也不讓人家講一點怪話，也不讓資產階級講一點自由主義行嗎？他們因為肚子裡有氣。有的今天講了，明天就不講了。
他還說：
叛徒，特務是否都要戴帽子，他們或許有嚴重歷史問題。特務、叛徒無現行活動的，也可以戴，也可以不戴，等他造反的時候再給他戴嘛！ 22
根據毛澤東的上述指示，中央先後批轉了駐清華大學工宣隊關於〈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份子「再教育」「給出路」政策〉的報告和〈北京市北郊木材廠認真落實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各項政策〉等檔。全國範圍的「清隊」運動開始降溫。南大也作了相應的部署，「清隊」運動告一段落。
然而此時「清隊」運動已經給南大造成了嚴重的危害。據不完全統計，在1968年「清隊」運動高潮期間，全校共組織學習班9期，組織批鬥大會15次，批鬥29人，各系自行組織批鬥的對象85人，批鬥345人次。全校成立了285個專案組，辦專案的隊伍達1,510人，全校被立案審查的對象141人，定案41人。在審查中，不幸死亡者5人。23這裡有必要強調的是，在江蘇「文革」社會動亂最劇烈的1966年至1967年間，南大沒有人因遭到群眾批鬥致死，也沒有人在武鬥衝突中死亡。
三 「清隊」運動的政治後果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毛澤東發動「清隊」運動一個顯而易見的後果，是將造反派對當局的不滿逐步轉化為對「階級敵人」的仇恨，並通過「分化」和「震懾」並用的方法，暫時遏制住了造反派群眾的叛逆情緒，瓦解了造反派群眾組織，基本實現了收縮群眾運動的戰略目標。
然而這種以「暴力威懾」和「分化群眾」為主要特徵的處置方式還導致了三個當時不易察覺的政治後果：
第一，它促成了部分造反派的覺醒。一位當年的造反派在回顧自己的思想歷程時曾經說過：「我們一開始對毛澤東是視如神明的。但是後來發現，毛澤東先是利用我們去整走資派，後來又利用我們去整我們的老師，再後來又派軍宣隊和工宣隊來整我們學生。我們對毛澤東和『文革』的看法就慢慢改變了。」24大量相關史料和研究成果表明，這種思想變化決不是個別現象。
第二，它雖然有效地恢復了社會秩序，但是中國政治的基本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因而單位內部的派性鬥爭並沒有消除。相反，隨著群眾的日益分化和政治爭奪空間的日益縮小，單位內部的派性鬥爭反而有更趨激烈之勢。其後發生在江蘇和南大的清查「五•一六」運動，其慘烈程度比「清隊」有過之而無不及，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
第三，在「清隊」的過程中，毛澤東主要依靠其在各地和各單位的代理人貫徹自己的意志，大力維護中央和其個人的政治權威。但是單純依賴個人信任和個人效忠維繫的利益共同體是很不穩固的。在專制主義政治模式下，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始終是一對潛在的矛盾。從短期效應看，地方實力派權威的加強是實現地方社會秩序穩定的重要前提。然而從長期效應看，地方實力派的日益坐大又可能對中央集權構成潛在的威脅。只有理解這一點，我們才可以理解為甚麼毛澤東會在1973年底作出「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決策。
上述各點，即反映出「文革」的悖論，也反映出專制主義政治的困境。
註釋
1詳見董國強與肖信生、茅家琦等人的訪談記錄。肖、茅兩人原為生物系和歷史系的負責人，「文革」爆發時被作為「黑線人物」打倒。
2〈徹底砸爛「倒許保高」聯絡站〉，南京工學院東方紅戰鬥公社主辦之《東方紅戰報》，1968年4月14日。
3根據擁護許世友的「八•二七」方面撰寫的大批判文章指控，所謂「老年串聯會」共有成員近200人，其主體是原江蘇省委和省人委領導下的部、委、辦、廳、局級幹部，另外還有一些地市委領導幹部和大專院校領導幹部，其領袖人物是劉思明（省委幹部）、王迫吾（省委幹部）、焦康壽（原省勞動局局長）、張志強（原省農林廳副廳長）、槐亞東（原省重工業廳廳長）等。據稱他們是江渭清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在「陳（光）、李（士英）、包（厚昌）」等人組成的「第二道防線」之後構建的「第三道防線」。其罪行主要是在1967年的「八月黑風」中積極勾結地方上和軍隊內部的造反派進行「反許亂軍」活動。
4〈在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慶祝大會許司令員的講話〉，1968年3月20日《新南大》。
5〈許司令員接見南京大學革委會全體成員講話〉，1968年3月20日《新南大》。
6〈南大革委會第一次全會紀要〉，1968年3月28日《新南大》。
7〈我校舉行向階級敵人猛烈進攻誓師大會〉，1968年4月20日《新南大》。
8〈動員令〉，1968年4月16日《新南大》。
9詳見董國強：〈1967年夏天南京「倒許」風潮的臺前幕後〉，《二十一世紀》網路版2006年11月號。
10南京市檔案館編：《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未刊稿），第115頁。
11南京市檔案館編：《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未刊稿），第117頁。
12〈認真清理階級隊伍，發展革命大好形勢〉，1968年8月13日《新南大》。
13〈毛主席最新指示〉，1968年8月25日《新南大》。
14《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評論員：〈關於知識份子再教育問題〉，1968年9月10日《人民日報》。
15〈中央文革碰頭會領導接見首都工宣隊軍宣隊代表時的講話〉（1968年9月14日），見宋永毅主編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年出版。
16董國強與經盛鴻訪談記錄。
17〈「南大中心論」的要害是同工人階級爭奪領導權〉，1968年9月7日《新南大》。
18詳見〈看一看，想一想，查一查──深挖階級敵人三十條〉，1969年1月8日《新南大》。
19詳見〈排一排，查一查〉，1969年1月18日《新南大》。
20〈上海路家屬區是怎樣獲得新生的〉，1969年1月10日《新南大》。
21〈毛主席最新指示》，1969年1月4日。
22〈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的講話〉（1969年3月15日），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23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大事記》，第130─131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
24董國強與經盛鴻訪談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