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墜機事件見證人:我所知道的真相

發表:2008-02-10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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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墜機事件見證人:我所知道的真相


  "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1971年,在中共中央第57號文件《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中,用這樣幾個詞勾勒了曾經紅極一時的林彪的最後結局。

  1971年9月13日凌晨,"溫都爾汗",蒙古境內一個本不為人知的地名,卻成了中國一段特殊歷史事件的見證。孫一先,原駐蒙古共和國使館二等秘書、當年中方到達墜機現場勘察的4人成員之一,1973年結束蒙古使館的8年任期後,又被委派出任中國常駐聯合國軍事參謀團團長。眼看著國內關於"9·13"事件,近幾年不斷有各種撲朔迷離的說法,孫一先說:"作為親歷者,我覺得我有責任講出我所知道的真相。"


  緊急約見

  1971年9月14日一大早,剛吃過飯還沒到上班時間,使館值班的工作人員突然接到蒙古方面打來的一個緊急電話,說蒙古副外長在8點30分要約見中國駐蒙古大使。

  那時,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剛剛到任25天--"文革"開始後,大使一職一直空缺,直到1971年8月20日,原在剛果使館任政務參贊的許文益走馬上任,彌補了中國駐蒙古大使長達5年的空缺。

  剛一上任便遇到這種緊急約見,摸不清底細的許大使馬上召集外交官開會。那時候中蘇發生了兩次邊境衝突,中蒙邊境也時刻處於緊張狀態,前蘇聯部隊已推進到中蒙邊境線附近,因此大家的第一反應大多認為邊境出了事。但也沒有多長的討論時間,8點20分,許大使和翻譯匆匆登車而去。

  許大使在蒙古外交部呆了40多分鐘後匆匆趕回,又召集我們緊急開會通報:9月13日凌晨兩點左右(注:時間後確認為2點25分),一架中國軍用飛機在蒙古的縱深墜毀,機上9人,包括一名婦女全部死亡。蒙方對中國飛機深入蒙古領土提出口頭抗議,並要求中國方面給予解釋。

  一聽完這個情況,大家立即議論起來。出事的地方在貝爾赫礦區,離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不遠,而離中蒙邊界至少有350公里。一架中國軍用飛機怎麼會跑到這裡呢?有人猜測是美國或臺灣地區的偵察機塗了中國大陸軍用機的標誌,來蒙古偵察,挑撥中蒙關係,進而挑動中蘇戰爭。但我想,哪兒有坐9個人的偵察機呢?說了半天也沒理出頭緒,最後決定一方面盡快向國內報告,一方面向蒙方提出讓我帶兩個翻譯去勘察現場。

  當時的條件下,把這樣一個消息傳回國內,卻是費盡周折,放在今天來看,簡直有些難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議。  

  中蒙之間並未互設電臺,通訊要靠當地的電報電話局,兩國關係惡化後,這條線路疏於維修,故障頻出,平時一份特急電報也要4個小時才能發到國內。不料這會兒又趕上故障,對方告知,電報要通過莫斯科中轉,不能確認何時發到北京。

  中蒙蘇友好時期,從莫斯科經烏蘭巴托到北京開通了一條專用電話線,供三國領導人和使館工作人員通話使用。1966年我到使館時這條熱線還在用,但 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後,周恩來總理下令封停了這條熱線。緊急關頭,許大使當機立斷,決定啟用已經中斷了兩年的熱線。外交上有一句老話叫"外交工作授權有限",許大使當時的舉動是冒著一定風險的。

  翻譯小劉很快要通了北京的電話總站,說有急事請接線員立即接外交部;不料對方卻先是推說不知道外交部的電話號碼,後又說外交部的電話線壞了,"啪"地一聲挂斷了電話。

  我們最後又想出一個辦法:讓翻譯到烏蘭巴托的電話局打國際長途電話直接找中國外交部。那時候服務效率低、通知質量差,小劉用了一個多小時、幾乎是直著嗓子吆喝,才要通北京。外交部辦公室接電話的同志倒是很痛快,馬上請示同意啟用。電報通過這條熱線傳送完畢後,已是9月14日中午12點20分,墜機已發生了整整34個小時。


  溫都爾汗的中國飛機

  午飯後不久,蒙古外交部來電話,說專機已經準備好,13點鐘左右起飛去溫都爾汗。但給國內的電報發過去還沒回電,我們就一再拖,說還沒準備好。直到晚上18點多,終於接到了電報:對"誤入"表示"遺憾",並要求許大使親自帶隊勘察現場。

  發給我們的這份電報,對死者身份隻字未提。我後來才知道,那天這份電報直接送到了姬鵬飛手裡,他看了電報後說了句:"機毀人亡,絕妙的下場!"電報又被緊急送到正在人民大會堂的周恩來和毛澤東(注:毛澤東在林彪出逃當天從中南海搬進了保密措施更嚴的人民大會堂)那裡。周恩來後來交待,所有得知電報內容的人要"絕對保密"。

  在烏蘭巴托的我們當然不知道那時的形勢已是那般複雜。9月15日下午14點15分,我與許大使以及瀋慶沂、王中遠兩位翻譯一起坐蒙方提供的伊爾14專機,去現場察看。上飛機一看,除了中方4人之外,後面坐滿了蒙古工作人員。

  從烏蘭巴托到溫都爾汗,整整飛了一小時。溫都爾汗機場是一個很小的簡易機場,用紅黏土反覆壓實後的土製跑道,也沒有塔臺,只有幾部電臺車。墜機現場離溫都爾汗機場還有70公里,為了趕在太陽落山之前到達現場,我們立即換乘汽車繼續趕路。一段比較平坦的河邊公路後,又走了一段顛得很厲害的丘陵路,最後拐進一條草叢小道。似乎很少有車輛通過,車胎軋得枯草吱吱作響。

  我的視線右前方是一片向上的緩坡,蒙方司機說:到現場了!汽車就從慢坡往上爬,逐漸看到了坡頂上黑糊糊一大塊燒焦的草地,有蒙古士兵在四周站崗。汽車又往上爬了一段,一個高高翹起的飛機尾巴立即映入眼帘。

  在蒙古草原秋日的夕陽下,飛機尾巴上那噴塗的五星紅旗和"256"機號標誌異常醒目,一看到它們,我立即打消了最初是美國或臺灣地區偽裝中國大陸飛機的懷疑--這是一架中國飛機,這一點毫無疑問。

  墜機現場是丘陵中的一塊盆地,從盆地中間的一大塊草地全部被燒焦,上面散落著一塊塊飛機殘骸。我和翻譯小瀋邊走邊拍照,飛機碎片也由少到多。走著走著,看到地下有一張紙,上面印著一個英文單詞"NOTE",上面寫明飛機型號為Trident-1E(三叉戟1E型)。我看了一下現場被燒焦的座椅架,數量非常少,因此我立即斷定,它是一架專機。

  再往前800米,看到了屍體和飛機頭。飛機頭已燒得面目全非,旁邊有一段斷翼,機翼上面有一個 40厘米的大洞。我在現場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對屍體的察看和拍照取證。那時天已經涼了,又近傍晚,冷風一吹,覺得心情特別淒涼。起初都蓋著白布,9個人分成三堆,第一堆是3個人,第二堆是4個人,第三堆是兩個人。一般的飛機失事,屍體都比較零碎,但這幾個都比較完整,四肢都在。我在1號屍體(注:駕駛員楊振剛)的衣服裡面還發現一本《毛主席語錄》,那個8號女屍體(注:葉群),面孔特別安詳,像是在睡覺,沒有什麼痛苦的感覺。我當時想,這位女同志應該是民航上的空中服務員,不過,"服務員"的年齡看起來似乎有些偏大,難道因為這是架專機?

  死難者的東西都堆在飛機的食品櫃附近,亂七八糟,什麼都有。我看到了七支手槍和兩把微型衝鋒槍,40多發子彈--這也是蒙方起初就一直堅持認為是中國軍用飛機的主要原因,另外,有的屍體上的皮夾克雖然外邊被燒得殘破,但打開一看裡面是軍裝。

  我和翻譯王中遠一起翻看這堆雜物時,除了一本《法蘭西內戰》和一些雜物外,還在一個塑料夾中發現了空軍大院的出入證,上面寫著:林立果,男,24歲,幹部。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許人也,還推想是機組一名成員。一個月後,直到林彪事件公布後,小王才告訴我,他當時就想,不會是林副統帥的兒子吧?因為小王畢業自北大外語系,他知道林立果原是北大物理系學生,"文革"後輟學離開了北大,但在那時候,林彪的聲望正如日中天,誰敢往那上面想?所以小王一直藏著沒敢說。


  "軍""民"之爭

  總的來說,在現場勘察中,蒙方的態度一直比較友好。他們可能有這樣的心理:這架飛機畢竟是在蒙古境內墜毀的,他們也擔心我們說是他們打下來的,所以對勘察一直很配合。

  中方要求對屍體進行火葬,但蒙方表示蒙古沒有火葬的習俗,我們最後同意土葬。蒙古人的風俗是,墓地要選一個能每天都看到太陽升起的地方。為此,蒙方領事司司長特地走了一公里多,在西邊的山坡上找了一塊居高臨下之處。

  一個班的蒙古士兵被調來挖坑。那時晚上已經很冷了,仍穿著夏裝的士兵們凍得瑟瑟發抖。我把隨身帶來的兩瓶二鍋頭送給他們,他們特別高興,又抖擻精神連夜幹活。第二天中午,9具屍體放入棺材下葬。其中9號屍體太大而棺材太小,棺材蓋子沒蓋上,結果把胳膊什麼的就弄折了,咯吱咯吱響,我心裏很不是滋味。那時一直以為是中國民航飛機誤入蒙古而失事,所以最後,許大使和我,以及小瀋、小王還站成一排,一起向死難者畢恭畢敬地三鞠躬以示致哀。

  其實在我們中方人員到達墜機現場前,蘇聯方面已經去過兩次:第一次是9月14日下午和蒙古方面一起去勘察的現場;次日上午,蘇聯軍事航空專家特地從赤塔坐直升機,再一次去了現場。三叉戟是我們通過巴基斯坦進口的英國飛機,它的發動機是著名的羅爾斯·羅伊斯公司生產的,體積小,動力大,對蘇聯來說比較陌生,於是他們拆走了發動機,機尾上的一個黑匣子也被拆下帶走。

  當時,無論是蘇聯,還是身在現場的我們,都完全沒有注意死者的身份--蘇聯人的注意力在機械上面,而我們的注意力則集中在飛機究竟墜毀的原因上。來現場之前,許大使也讓我重點研究這一方面。我在國內時參觀過被打下來的那架U2美國偵察機,它是翼根被打穿後掉下來的,看到機翼上的那個大洞,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飛機被導彈襲擊過嗎?

  我們和蒙古之間還要就此事寫一個正式的"紀要"。但在對飛機和機上人員的性質認定問題,我們在賓館裡一直爭執到凌晨兩三點還未平息。蒙方要求在"紀要"上寫軍用飛機,後來又要求改成 "軍人駕駛的",或"軍人乘坐的",反正強調帶個"軍"字;而我們一直堅持認為,這是一架民航飛機,駕駛員可能是空軍的,但乘客都是普通乘客,特別在現場發現了一雙很漂亮的白皮鞋,一隻燒掉了,另一隻還保存得很完好。我們以白皮鞋為證,說這是空中小姐的,所以這架飛機的性質肯定是民用航空。

  究竟是"軍"還是"民",經過五輪談判、一直吵到17日中午不歡而散,最終還是沒有達成協議。

  "9·13"之後,在烏蘭巴托市東北的一座山上,蘇聯駐軍的幾部遠程警戒雷達全部啟動起來,而此前半年,這幾部雷達並不一起啟動,只是單部輪換轉動。我還特地到烏蘭巴托附近的地空導彈基地觀察,發現那裡的導彈也都架到了發射架上,而蘇軍集團軍指揮部所在地入夜後一片燈火通明,闖入的中國飛機使本來就不輕鬆的中蒙、中蘇關係更加緊張,對方已進入一級戰備狀態。


  真相與震驚

  9月17日一早,我們回到烏蘭巴托。剛到使館,許大使就告訴我,外交部已來電,要求使館立即派人回國詳細匯報情況。使館決定派我執行這一任務。由於中蒙航線早已停飛,9月20日,我搭乘國際列車,一天以後回到北京。

  一到北京站,我就被前來迎接的符浩(注:時任外交部辦公廳主任)帶到外交部招待所,符浩讓我把帶的資料、膠卷都交給秘書,並要求我,不許跟外界,包括跟家屬和單位聯繫;不許向任何人透露有關飛機失事的事。我這樣被"軟禁"了兩個星期。

  當晚,我整理了匯報資料。23點多時,突然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一位女同志,自我介紹是王海容,然後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很直接地說:"走,小孫,跟我匯報去!"

  我這時還不知道要見的是誰,到了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進去一看,有個身影背對著門。他轉過身來我才看清楚是周總理!我很是意外,根本沒想到是周總理要親自聽我匯報。

  我把隨身攜帶的一張現場位置圖打開,向周總理指明墜機的具體位置。總理突然問我:"離伊爾庫茨克有多遠?"我答直線距離700多公里,他又問我山海關、多倫、貝勒廟(注:內蒙古自治區的兩個地名)的位置,我都一一作答。總理立著右手掌,從山海關開始,沿著這兩個點到溫都爾汗,畫了一條線。那一刻,我十分震驚,我才知道這絕對不是東北飛機向關內飛的迷航,而是從山海關飛出來的叛逃。

  這時又進來3人,一位是總政主任李德生,一位是空軍副司令兼民航總局局長鄺任農;最後一位是空軍司令吳法憲。吳法憲的個子很矮,坐在椅子上腳還夠不著地,很明顯,周總理是故意讓他進來聽我的匯報的。我記得吳法憲當時臉色蒼白,表情木然。幾天後,總理讓吳法憲看那些照片,要他辨認。吳法憲推說有的看不清。總理冷言道:"你們空軍那幾個人,什麼人跟林彪走了你會不知道?!"

  總理好像對飛機的情況不是很感興趣,聽著聽著還閉上眼睛打了個盹--我後來才知道為了處理"9·13",他已經連續工作了50多個小時;但他對屍體殘骸卻顯得頗有興趣。他一邊看,一邊翻過來在背面寫什麼東西。特別是5號(注:林彪)和8號,他戴著花鏡反覆看,然後把照片都別在一起。最後一張是我們"追悼儀式"的那張,總理掃了一眼,馬上扔到了一邊。當然,我那時什麼也不明白。

  我也向總理匯報了機翼上那個可疑的大洞,說懷疑是防空導彈打的。總理讓我好好研究。10月1日,8341部隊政委楊德中和外交部的軍代表李耀文陪我一同到了西苑機場,找到了一架 256號的姐妹機--一架252號三叉戟。現場看了這架三叉戟的結構,大家明白了:原來那裡有一個檢查孔,油箱爆炸後向下炸開了這個大洞,這是洞口的鋁刺基本朝外翻的原因。如果真是被導彈擊中,一定會形成貫穿的大洞,而且鋁刺朝內翻。縈繞於心頭的許多謎團一下子打開了。

  1971年10月3日下午,我被通知到外交部禮堂聽報告。當我聽到"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時,腦袋轟地一下,竟然是林彪?!

  不盡的話題

  "9·13"事件已經過了30多年,但圍繞這個事件的很多問題至今仍爭論不休。作為親歷者,我覺得有責任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公之於眾,也對一些莫衷一是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見解。

  首先,我再次重申,飛機絕對不是導彈打下來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多次講話以及多位當事人的回憶已足以證明,中國方面沒有發射過導彈。而蒙古方面,我注意到,9月12日是個星期天,那一天雷達根本就沒工作;"9·13"之後,蘇聯國土防空軍總司令巴季茨基元帥還特地到蒙古檢查防空安全,這也證明他們知道蒙古的防空系統出現了漏洞;蒙軍和蘇軍當時都沒發現這架三叉戟。三叉戟不是被導彈擊落的,這是一歷史性結論。

  其次,飛機為什麼要迫降?前蘇聯安全局長說三叉戟上的油足夠飛到伊爾庫茨克,他的說法是建立在飛機加滿20噸油的前提下。而後來調查證明,這架飛機在北京起飛前加了15噸油,飛到山海關後用了2.5噸。這架三叉戟平均每小時耗油4∼5噸,墜毀前,它飛了118分鐘--也就是說,到了蒙古上空,飛機只剩下兩噸多一點的油,所以它必須迫降。

  通常,飛機迫降前或者空中放油,或者低空盤旋將油耗盡。但不幸地,這兩項駕駛員都不敢操作:三叉戟的發動機在後面,空中放油會著火;盤旋又擔心對方國家雷達發現,他們最後只好採取帶油迫降。從現場來看,飛機肚皮擦地長達29米,速度太快引起震動,導致油箱在貼近地面位置上爆炸,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那些屍體都相對完整。因為當時並未做屍檢,無法判斷他們是被炸死的,還是因起火導致的窒息身亡。

  第三,飛機上是否發生了搏鬥?我們在現場並沒有發現子彈殼,艙內也沒有任何被子彈擊中的痕跡。我認為,還有一個特別有力的證據能證明,這次迫降是有準備的:一是手槍都從槍套裡取了出來,二是在現場發現了一隻半高腰的翻毛皮鞋,鞋帶是解開狀態--這證明鞋子不是被甩掉的,而且是主動脫掉的。既然能做迫降前的準備,說明飛機一直在正常飛行狀態,並沒有發生搏鬥。

  最近炒得特別熱的一個說法來源於前蘇聯克格勃的一位官員。他說:他們在雷達監測上發現,林彪的飛機已飛到離蘇聯境內的赤塔只有50公里了,但突然180度轉向,向回飛,似乎說明林彪心生悔意。

  溫都爾汗離赤塔有700公里,如果真如那位官員所稱,飛機經過溫都爾汗-赤塔-溫都爾汗,即使在油充足的情況下來回1400公里也至少需要兩個小時,這樣推算,飛機墜毀應發生在凌晨四五點之間。所以,我認為這位前克格勃官員的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

  最後一點,256號飛機的飛行軌跡究竟說明瞭什麼?根據中方雷達監測顯示,飛行先朝向244度飛行--這是向著廣州的方向;幾分鐘後又轉向270度正西 --這是往北京的方向;不久又調整到280度-西北,然後幾乎是正北飛行--這是赤塔方向,最後又由340度調整到325度--溫都爾汗-伊爾庫茨克方向,恰好在空中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問號最後的那一點,正好是墜毀的著火點。

  當時回北京參加事故分析的34師師長說,如果飛行員在既定的航線起飛,僅需10秒就可以把飛機對準航向。而這架飛機在空中不斷調整航向,可以證明飛行員事先是不知道林家的出逃計畫的。

  1980年,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談到"9·13"事件時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1981年12月,事隔10年之後,解放軍總政治部就飛行員潘景寅和三位機械師做出結論,"隨機正常死亡"。

  1971年10月以後,中國一位大人物叛逃的傳聞開始傳諸國外。蘇聯克格勃於是第三次去了溫都爾汗,因為他們無法斷定究竟是誰,於是重新挖開墳墓,將唯一一位女性和年齡最大的屍體割下頭顱,架上大鍋煮,將毛髮、皮肉剝離,最後將煮乾淨的頭骨裝箱帶回莫斯科。回國後,他們將頭蓋骨復原,又找到林彪當年在蘇聯治療時留下的病歷。林彪當年得的肺結核,因此肺上有一個鈣化點,而克格勃用X光拍的屍體照片上,正好有一個點,他們於是證實了此人便是林彪。

  關於"9·13"事件,遠遠沒有結束。比如當年的黑匣子現在俄羅斯;而飛機上的物品還保存在蒙古方面;林彪和葉群的頭骨被蘇聯帶走了,而餘下部分仍在蒙古,將來怎麼辦?有一連串的問題,沒有結語......




来源:《三聯生活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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