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宣傳部長的"記者不報導大好形勢光添亂"一句精彩的語錄，已是對黨領導的新聞工作和深受管制的新聞工作者的全面否定了。我們的黨如此"偉大、光榮、正確"，怎麼會領導、管製出如此一批"光添亂"的媒體與記者隊伍。我們不僅要問這是黨領導的成功，還是領導的失敗？成功肯定是談不上了，如果是失敗，黨領導還有意義嗎？
記得去年5月24日，原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及妻兒被"雙規"後，時任郴州市委宣傳部長的樊甲生下發了"三不准"文件：即不准給外來媒體提供新聞線索；不准接待外來媒體記者；不准與外來媒體記者聯繫、合作等，這被視為典型的黨管制新聞範例。還有去年年底，安徽省樅陽縣宣傳口發出了一份關於正確對待新聞輿論監督工作的"若干意見"：對中央、省外媒體以及其他新聞媒體涉及問題嚴重、影響較大的報導採訪，被採訪單位主要負責人必須親自熱情接待，全程陪同採訪。如此領導"全程陪同採訪"，其實就是全程監控，由此以來誰還敢對記者講真話？
最近廣州日報發表了一篇《"葉公好諤"是輿論監督的攔路虎》文章，該文披露記者近日在安徽省六安市採訪，由於涉及到當地政府一個職能部門的投訴，市委宣傳部一名領導軟硬兼施阻撓記者發稿，甚至當面辱罵、威脅記者（新華社11月3日）。
看來，如今的中國老百姓真的是與"親愛的黨"離心離德了，黨的宣傳部長斥責記者們"光添亂"，而老百姓則謝天謝地，終於看到有良心記者的"添亂"，才使得一些真相大白於天下，就如黑窯奴工、城管殺人等等。也正是這些所謂"添亂"的新聞輿論監督，依法對社會公共權力機關及公職人員進行的監督，才使得社會的正義與良知得以彰顯，致使黑暗曝光於天下。
其實輿論監督本來就是由憲法延伸出來的權利。新聞輿論監督作為一種獨特的監督形式，其公開性、廣泛性和及時性的特點，已經成為遏制腐敗、矯正謬誤、表達民意、推進民主的利器。媒體"添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眼下，記者揭露真實，卻被黨的宣傳部門判定為"添亂"，公眾輿論批評又被宣傳部長侮為"胡說八道"，可見他們與媒體新聞和公眾輿論關係的對立。曾經深受讀者歡迎，敢於直面現實，觸及敏感話題的《冰點》週刊被宣傳部強行停刊整頓，一度聚焦了人們對中宣部濫權的思考與抨擊。從《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到《新京報》、《百姓》雜誌等遭整肅，早就凸現了中共宣傳部門在掌控意識形態領域，打壓新聞媒體，封殺思想、言論自由的惡劣作用。當今中國在中宣部主控下，思想、理論、文化、出版、新聞媒體各領域，因背離"主旋律"遭整肅，被強令閉嘴的無計其數。無怪乎焦國標先生的《討伐中宣部》文章那麼受人歡迎了。
在中國特色的"黨的喉舌論"作用下，新聞媒體和新聞工作者的採訪權至今沒有法律上的明文規定，現有的輿論監督權利，只能從憲法的言論自由權中間接地推定出記者的採訪權。這失重國特色新聞制度上的一個法律漏洞。因此，中國只有制定新聞法，明確保護記者的採訪權，記者們的"添亂"才會不受打擊報復。
當下中國值得注意的是，較之黨務宣傳部門，政務口的新聞管理意識發生了一些微觀性的變化。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王國慶曾在中央電視臺《新聞會客室》中受訪時直言，中國一些地方官相信，地方上發生的"不好的事情"，90%能"摀住"，只有10%問題會"倒霉地"被披露出去。王國慶說："在信息傳播還受到比較大侷限的時候，是這種情況。現在越來越難了。網際網路傳遞信息，那是以秒計算的，上面可以圖文並茂、聲音、傳活動畫面都沒有問題。另外還有手機、簡訊，可以打電話，手機上面可以傳照片，還可以傳畫面。""（現在）你還想摀住對自己有好處，應該是比較天真的一種願望了。"
在今天這樣的全球網路普及時代，即一種不得不開放、不自由的信息傳播時代，使得數以幾億計的智慧個體，普遍的、互動的得以會聚、合和，共同創造著誰也無法抵抗的全球信息透明現實。回首中國過去的幾年，網路公民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多地從幕後走到了前臺，不僅是平民百姓，而且是各類精英都加入了博客的行列，從文字網站到視頻網站，從網路民意到電子商務，令人眼花繚亂，一發而不可收拾，逐漸形成了新興媒體的社會主流力量，致使那些黨報官刊所壟斷的陣地，一個一個地淪陷，"紅色記憶"在大陸已是四面楚歌。由此以來，不可避免地將帶來黨管媒體時代的結束。
如今的網路技術，正在打開由少數政治精英壟斷信息權利的黑箱密碼。我們已經進入了"我的地盤我做主"的網路社會。在網路平台上，網民聲音無論多麼嘈雜，都是真實的、自主的，這是人類文明的進步，是黨管不了的，也是不應該管的。今天再提"黨的喉舌論"，就不可避免地要與"我的地盤我做主"的時代要求發生衝突，導致"黨的領導"發出"沒有網路多好"的感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