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經濟學家我更多地關注經濟環境與政治因素的分析，早在2007年四月份，我就發表短文（在《議報》）分析中國股市必有大跌乃至崩盤的可能。當時，在著名的網路空間《中國與世界》我也發表論點，告訴股民：2007年中秋到2008年春節，必有股基二民難以承受的下跌。結果，某位上海女網友（中年人）對我破口大罵。雖然從那天起，我就不在到各式各樣的房間去發言，但我從那個細節上瞭解到：中國股基二民的賭博心理太重了，幾乎沒有理性。這樣說，不是自詡。《中國與世界》房間主持人康巴斯與現在已經繫獄的著名維權人士李國宏（--我和國宏對話的要點不是股市而是如何操作全民公決入憲），都是我發表"高論"的見證人。
中國股基二民的思維體系大多還在毛時代的"農村有赤腳醫生"的狀態下，認為股市大熊後，政府一定能救市。換言之，政府是"救世主"--既能救世，必可救市。
如此荒謬的論調若僅出自中下收入階層的"草民"（如銀行小職員、水果攤主、買斷工齡下崗者等），情有可原，甚至一些知名媒體的大牌記者都在發牢騷，稱"經過一週的暴跌，財經官員們無一出面，往日的權威學者也集體失語"。
就市場經濟的本質而論，救市措施越多，市場越難以正常發育；只有市場機制健全之後，政府在市場上微調，才能給市場打"幫襯"。如果中國股市不經過一場徹底的崩盤，不惟股市不能成其為"市"，而且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之間將永遠不可能溶為一個有機協調的市場。
不救市，是政府公平職能的初步體現，因為畢竟佔中國人口70%以上的農民之絕大多數不是股基二民。所以，從政府的角度看，犧牲只佔社會不到10% 的人炒股買基的利益是合適的。並且，這10%左右的群體並沒受到70%那一大部分的脅迫--拿菜刀逼著你去買股了嗎？。其次呢，這10%的人炒股買基並不是每個人都投入了自己的全部收入（--靠借貸炒作雖有之，但不多）。
我既不是站在政府角度，看股基二民的"笑話兒"，也不是說"反話"挑動股基二民起來"反政府"，而是說，任何一個市場機制的成熟，都要由一批不幸的人去為多數人"墊背"。十七世紀歐洲金融中心荷蘭的鬱金香事件、十八世紀英國倫敦的南海事件，無不是歷史證明。傑出的科學家牛頓在南海事件中損失兩萬英鎊（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儘管它不是牛頓財產的大部分），他悲嘆道：我能算出天體運行數據，卻算不出股票趨勢。（大意如此）
沒人指望銀行小職員、水果攤主、下崗買斷者都懂得宏觀經濟與政治因素的研判，也不用與南海事件中失算的牛頓相比。但是，中共十七大的核心權力層面的構架，確實大大地打擊了大投資者的信心。沒有人能否認巴菲特有一個情報系統能夠提前知悉或預測"中國的變化"，也沒人能否認李嘉誠以其顯赫的政治身份獲得了"政治股市"的內幕消息。這兩個人在中共十七大以前的迅速減持，實際上說明瞭股市的未來變化。
另一方面，中國的金融政策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影響，比如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曾勸中國政府"不要過多干預股市，應放手讓市場按自身軌道發展"。
對於目前股市暴跌狀況，中央政府泰然處之，顯然是聽進了格老的建言。
中國股市雖然現在慘跌不止，但在今年全國人大會議與奧運會之間，會一個強勁的反彈。可以預見，下屆政府，不管溫家寶還當不當總理，肯定會搭建比較強檔的金融工作班子，甚至人大財經委員會方面也會做出重大調整，來與政府方面協調。這樣，會抵消十七大寡頭政治格局帶來的經濟方面的負現影響。
即便如此，也不能說明政府有救市的打算，而是說在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相對封閉的條件下，避免經濟總體崩盤要比避免股市崩盤更重要。換句話說，如果股市崩了而整體經濟沒崩，也是政府高級智囊已經作出估量的預期目標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