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新銳導演李玉以最新的劇情片《蘋果》（Lost in Beijing）來展現新舊北京的互相碰撞和衝突，捕捉了老百姓在經濟起飛的漩渦中作出比戲劇更荒誕的抉擇。
《蘋果》因為沒有向大陸當局報備而參加國際影展，引起連串波瀾。在二零零七年十月中共十七大開過後，才獲得解禁，十一月三十日起在大陸公映被刪剪過的版本，上映一個月票房突破一千七百萬元人民幣（約二百三十萬美元），是近年來中國大陸文藝片票房成績不錯的一部。但今年一月六日，有消息指中國國家廣電總局以違規製作涉色情內容並在網際網路上傳播等三項理由，吊銷放映許可證，禁止公映和傳播，成為廣電總局去年底發布的"重申禁止製作和播映色情電影的通知"後的第一個祭品。談到電影被禁、製片人方勵被罰兩年內不得從事電影業務，導演李玉覺得很無奈。她說，將影片部分內容上載上網，並非製片人和導演做的，而是一些網友的盜版侵權行為；"這是盜版侵權問題，應當懲罰盜版者而不是製片人"。她擔心當局會以同樣的理由和方式對待她的下一部片。
《蘋果》以一宗強姦案來剖析在經濟騰飛之下，北京城裡的新貴和民工階級的對立。影片諷刺了在"金錢至上"的大潮流下，中國大陸的道德失落和社會失序。由梁家輝飾演的港商林東在北京開設足浴店，一天他強姦了由范冰冰飾演的洗腳妹劉蘋果，剛巧劉當建築工人的老公坤，懸在摩天大樓外擦窗戶時看到這幕情景，坤與劉想狀告林東，但苦無門路。不久，劉蘋果發現有孕，坤便趁機敲詐林東。林東的老婆王梅不育，他也高興接納新生兒；但王梅卻勾引坤，兩對夫婦發展出一段欲斷難斷、愛恨交纏的畸戀。最後劉覺悟並抱走了小孩，展開自己的人生路。
以下是導演李玉在電影被禁前接受專訪的摘要：
你以前是中央電視臺新聞主持，為什麼改行去拍電影？
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新聞，我只是像一個木偶一樣，人家講什麼我就講什麼，我覺得很苦惱。拍記錄片以後才知道我可以用另一種方法表達我要表達的東西，自由得多。拍記錄片久了以後，你會發現你會更多的接觸別人的隱私。我就想，那麼我寫成故事就不構成傷害了。哪怕是寫真實的故事，人家還是覺得是虛構的，但那些故事還是有真實的力量在裡面的。
作為一個女性導演，在中國大陸拍片會特別困難嗎？
我第一次去拉投資的時候是二十五歲，那時沒有人相信我會拍電影。我很苦惱，到最後很絕望，不得不把自己的房子賣掉了。首部電影在威尼斯獲得一個小獎以後，人家才覺得我有導演的才華。第一次拍電影就特別難，尤其是女導演，人家會說："一個女孩長的不醜，去當導演拍電影幹什麼？"行內會覺得拍電影是一個男性世界的事情。
你是怎樣構思《蘋果》這個故事的？
我是從報紙上看到一個報導取得靈感的。我覺得中國現在的變化是讓人震驚的。但在這個經濟超高速發展的時候，人的心靈跟不上經濟的發展，出現很多新的人際關係，而性關係也是人際關係，所以我們想以這個出發。
為什麼你這次選擇以性愛為電影題材，挑戰大陸當局的審查規定？
中國大陸版本的性愛部分全被刪掉，剪了約十五分鐘。大陸有明文規定不能露屁股、不能有暴露鏡頭，做愛的鏡頭不能超過三秒。電檢當局刪掉了片中老女人與年輕男人的床戲，他們說覺得很不舒服。但相反的就可以，老男人可以找小女孩，這是很可笑的理由。
遮住眼睛不看陰暗面
而片中小妹那個角色，在足浴店被開除以後，從一個純真的女孩慢慢變成一個妓女，這一個過程，他們也接受不了，也全被剪掉。此外，電影裡林東開轎車去蘋果家裡的時候，在高速公路上濺到地上的髒水也被剪掉。他們覺得北京有這樣的情況嗎？他們會把自己眼睛遮住，不承認北京有妓女、有髒水、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很多人問我："你為什麼不出國外拍電影？"我說中國現在是出故事的地方。作為一個中國的導演，有責任來表達這個時代。其實大陸的導演很苦，一接近現實主義的東西就會被禁或有麻煩。因為離生活太近了，所以大家都會有一種身在其中看不清的感覺。但是我覺得現這個時代應該拍這樣新的時代的電影，這尤其能引起中國人的反思。
你覺得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之後，當局會貫徹開放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承諾嗎？
這得看氣候，中國喜歡用"政治氣候"這個詞。零七年氣候不好是因為十七大，零八年可能不好是因為奧運。這兩年連在一起，可能大家就會形容為"白色恐怖"。最近電影審查特別嚴，可能過一陣子會松一點。只要有電影審查就會有松鬆緊緊的過程。如果全部取消的話，讓你放開的拍，中國導演也未必全做好了準備。你看韓國導演去好萊塢學習技術，你不要瞧不起人家的商業片，類型片是很難拍的。你要學習才能提高，才能超越。中國導演特別沈迷藝術電影或者是自說自話的。我覺得觀眾是很重要的，他們能替你傳播你的思想、你的不安、你的觀察和社會感覺。我一直希望我的電影能做到藝術跟商業結合。
《蘋果》的英文名是"Lost in Beijing"（迷失北京），為什麼不用？
我以前採訪過很多卡拉OK的小姐，有一個就叫劉蘋果。我覺得這名字很吸引人，有撲面而來的氣息，讓你覺得以前沒有人會叫那樣的名字。我覺得很幽默，就直接用了。
其實"迷失北京"更有力量。片子裡面的四個角色都不是地道的北京人，跟我的角度一樣，我也是一個外來人，從山東來到北京定居。我們大家都一起擁護、觀察這一個城市，被這個城市排斥或者接納。所以電影裡才會出現那些空鏡，以那樣的方式來看北京。
你的電影由一個"戴綠帽子"的故事來探索扭曲的人性，可以談一下你如何塑造這些角色嗎？
現在北京的人特別有意思，他們總是會比電影更戲劇化。《蘋果》是一個真實的例子，新聞裡有播過。每個人都活得理直氣壯，他們超自信，認為"任何的一種事情都有一種解決的方法"，這就是片中的王梅喜歡講的，自認為凡事都有一種平衡的方式。現在的中國人覺得他們比以前的中國人更理性和覺得聰明，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實際上有很多問題是解決不了的。譬如片中的坤要報復林東，而去幹他的老婆。其實這會令他們兩個人更苦惱，更空虛。很多事情是平衡不了。
貼近生活不提供答案
好像坤，他一直在錯誤的道路上理直氣壯，因為他覺得是對的。他要好的生活，這是沒有錯的。片中每一個角色的動機都是可以理解的，電影會刺激我們思考為什麼我們所處的社會會變成這樣。如果政府不是很脆弱的話，看到這樣的電影應該是很高興，它沒有去顛覆所謂的國家政策、政治機器，它只是給大家提出一些問題，沒有特定的答案。用開放的方式來觀看社會，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窗口。
你希望你的電影向西方觀眾表現怎麼樣的中國？
歐洲有文化強勢，他們比較能接受像《紅高粱》、《秋菊打官司》那樣描述比較落後、陰暗和較傳統的生活方式的中國電影，因為他們覺得那就是中國。但我的電影要他們跟我們一齊來感受中國這個時代，看我們每天如何應付突如其來的變化。對於那些不瞭解中國的外國人來說，這樣的電影跟他們十分貼近。我堅持做這樣的電影，就是讓他們看到中國不僅是有《菊豆》，不只有《秋菊打官司》，而是有一種新的表達中國的電影。我是在表達脫離了生存困境、精神困境的城市人的狀況，不是在講小縣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