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引爆周正毅案》與讀者見面了。地球上任何一個事件，歷史終究會還其他本來的面目。發生於二○○三年上半年的上海「東八塊」拆遷案，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上海市民不服強制拆遷、違法徵地而進行的一次可歌可泣的維權抗爭案。這個故事至今沒有完，也不會很快就結束。
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陳良宇和韓正親自到「東八塊」強行舉行所謂五百千伏世博變電站的開工儀式，該工程未經國家發改委批准，變電站只是使用了「世博會」的名稱，而不是為二○一○年上海世博會提供電力服務的變電站。二○○一年至二○○二年上海批准了三百零一幅土地，採用了周正毅「東八塊」的開發模式。據不完全的資料，二○○三年至二○○五年上海起碼批了六百多個「東八塊」。陳良宇、周正毅之流政治騙子、經濟騙子的面目，需要人們逐步去認清。如果人們想用客觀真實和全方位的視角去破解這個案例，短期內是不會「蓋棺定論」的。
什麼是目前中國人權首要的第一問題？我認為土地、房產是中國大陸目前及今後幾十年內需要解決的首要第一人權問題。徵地、拆遷本是一個社會問題，但是今天中國大陸的黨媒、官媒和拿了高薪非獨立的專家、學者們將徵地、拆遷當作兩個問題。中國不同於英國當年的「圈地運動」，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生存著十三億人口，有效的耕地人均只有一點五畝，按目前的科技、環保狀況能適合人們常年享有幸福感並適合人類生存的土地佔中國國土不到三分之一。在中國徵地必須包含著拆遷地上的建築物，其中包括中國公民賴以生存的住宅。
拆遷必須徵地，上海人口不斷在增加，十年中將二百八十萬市民從中心城區逼遷到上海郊區，先要徵用一百萬農民所居住或耕作的土地。將他們的住宅、經營用房全部拆除，再建房安置他們，然後安置從中心城區逼遷而來的市民。徵地拆遷是一個社會問題，如果要細化可分為二個法律關係的研究課題。
在中國徵地、拆遷都是政府行為，土地全部由政府壟斷，住宅所在的土地永遠是掌握在政府少數人的手裡，我叫你走，你不得不走。我要拆，就得讓我拆。我以合法名義搶你，你就得被我搶。刀把子、槍桿子、輿論、法院都由各地政府中少數人壟斷。
沒有只徵地不拆遷和只拆遷而不徵地的政府行為。迄今為止本人幾乎經歷這類案的全過程，為此付出了三年牢獄的代價。自二○○六年六月五日出獄以來，又生活在「家庭監獄」中，陳良宇們害怕我和「東八塊」的受害者接觸，怕更多的真相大白於天下。上海當局害怕我與更多的市民、學者接觸，害怕暴露更多的周正毅。周已二進宮了，它是上海官商勾結的腐敗案之一，它是個現象，上海至少有四、五十個周正毅。
沒有土地權，沒有房產權就沒有實質意義上的人權。
二○○三年上海市民「東八塊」一聲吼，中國的簡．雅各斯（ Jane Jacobs ）們站起來了。二○○五年《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華文版在中國大陸出版，作者簡．雅各斯二十萬字的原著於一九六一年在美國出版。一九一六年出生的簡．雅各斯，一九四四年和當地一位規劃建築師結婚，定居紐約。
上世紀六十年代，她參加了抵制在曼哈頓地區興建高速公路的抗議活動，這條將截斷整個紐約的高速公路只照顧了富人上班的方便而無視於窮人的利益。一九六八年她在抗議集會上被捕，罪名是「暴亂」和「故意傷害罪」。經過十二年的維權抗爭雅各斯們勝利了，「美帝國主義」放棄了這一政績工程，敗給一些窮人代表。以後她又到了加拿大參加了抵制多倫多修建 Spadinb 高速公路的運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普通的公民成為了一個無畏的，不屈的激進份子，一個充滿熱情的社會活動家。
在一個所謂的「人壓迫人的社會」中，她能夠熱愛集會，喜歡走上街頭，喜歡加入那些熱情的集會人群中去。簡．雅各斯是一根壓倒駱駝的偉大稻草。今天上海的八千名律師和全國十三萬律師是公共知識份子的組成部分，一個有良心的知識份子要不要像雅各斯那樣挺身而出向權力講解真理，勇敢地承擔社會責任？當今中國正在處於轉制時期，如果民眾與資本和權力的較量是一場稻草與駱駝的博弈的話，中國稻草為何要悲觀？上海的雅各斯們讓這個世界看到了稻草是如何壓倒周正毅、陳良宇之流的！
我出獄之前的四十一天（四月二十五日），簡．雅各斯在加拿大多倫多市的一家醫院去世，離她九十歲生日還差九天。多倫多市長聲明：她是「這個時代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她的洞察力和傑出貢獻改寫北美城市的發展史」。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影響了美國當時的規劃界，正是這本書，終結了五十年代美國政府試圖消滅貧民窟和興建高速公路等大規模的城市改造運動。當時美國的建築師、規劃師以視覺上的美為真理的標準，以這一教條去評判一個城市的好壞。迷信只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就可以馬上掃除各城市的貧民窟，甚至濫用權力，把普通人群像物品一樣任意從Ａ處搬到Ｂ處，不顧一切破壞社會底層賴以生存的社會網路。結果這種拆遷運動實際上擴大和加重了貧困。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先是全盤蘇化，「文革」後除了在政治和意識形態外，在經濟、城市化改造等問題上全盤西化、全盤美國化┃┃在一個集權化的體制下，發生了美國五十年代來城市改造的錯誤，這是一個缺乏監督機制下所發生的災難性的錯誤，是一個積重難返和難以糾正的錯誤。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上海盧灣區一幢石庫門住宅的亭子間，在瘋狂的拆遷中被消滅。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第一個放映國產片的大光明電影院也差點倒在陳良宇區長的推土機下 ...... 誰是愛國者，誰是賣國者？歷史是人民寫的。
中共一大會址附近，以拓寬馬路為名將居民趕走，將大量公民私有住宅給一香港商人建「新天地」，一九二一年中共是在人民掩護之下秘密成立的，難道現在的上海政府搶了民宅的工程就是「新天地」？上海有個新天地，江蘇、浙江也出現了許多「新天地」。
周正毅案引爆時間本可以在二○○三年四月初，最遲也應在五月二十一日中午，但因故在五月二十八日引爆，並點了原上海市一號人物的名。今年八月七日，這位原國務院副總理的秘書王維工被當局點名，涉嫌違紀正在接受審查。五月二十八日黃菊被選為中共十七大代表，六月二日去世。九十年代初，虹口區區長薛某人多次在政府機關工作報告中說，虹口區在拆遷中死幾個人沒關係。數年之後他又改口，說這是原上海一號人物多次講話的精神。
周正毅原任上海農凱集團公司董事局主席，該公司辦公室的領導成員和在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東八塊」合同上簽字的上海靜安區某地產公司總經理是我在上海某大學房產學院研究生課程班的同學，原靜安區政府建設委員會某副主任是我中學五年的同班同學，黑龍江兵團十一年戰友，對農凱集團的許多底細我是清楚的。對上海的周正毅現象，我已習以為常了。
二○○三年四月有部分「東八塊」的居民向我諮詢過，我中學一位老師家就住在「東八塊」。四月十七日我在黑龍江兵團六師後勤機關的知青，剛與拆遷公司達成拆遷協議。五月初，當我見到瀋婷送來周正毅簽字合同影本的第二天，許多香港駐上海記者要發這個新聞，但本人堅持未經法庭質證的證據不要上媒體，這對媒體負責，也對本人的聲譽負責。
我在上海東方廣播電臺擔任過五年「坐堂律師」，在「房產兩點半」（半小時）節目電臺的直播間當場回答聽眾的問題達五年之久（一九九七年┃二○○一年）。我也曾在《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上海法制報》、《青年報》、《新聞晨報》、《上海住宅》用真名和筆名發表過近三百篇關於拆遷、徵地、規劃、商品房買賣的文章。長期以來，我已養成新聞真實性的自律。我第一次走進國際媒體是二○○一年七月，在法國巴黎城市國際廣播臺〈反貪風雲〉節目中，講述我在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狀告司法部案的進展情況。
上海市民在第一時間向國際媒體引爆周正毅案不是偶然的，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以來上海市民在土地、住房等民生維權活動被長期壓抑的情況下發出的一聲吼。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蔣彥永醫生是我的老師。」這是我在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刑事法庭上，法官問我為什麼要將周正毅案新聞發到境外？我答；「為了消息出口轉內銷。」當庭我還談到蔣彥永、周珂、高智晟 ...... 批評了黃菊、陳良宇、韓正等包庇周正毅。六月五日晚香港鳳凰衛視在家中採訪我二小時，我以周正毅案為例談到上海十年拆遷、徵地大量弊案。上海是全國暴力徵地、拆遷恐怖的源頭、龍頭和中心，一切圍繞ＧＤＰ至上，一切圍繞少數人政績、升遷、仕途轉。第二天我被刑拘了，不久全球媒體關注此事。
上海市民一聲吼後，全國各地也連續出現抗議現象。七月雲南省漫灣水電站三千多名農民靜坐在工地上阻止開工。八月二十二日，南京鄧府基拆遷地塊居民翁彪不滿拆遷補償過低，闖入當地拆遷辦潑灑汽油點火自焚，死亡，五名拆遷辦工作人員及一名治安民警燒傷。九月十五日，安徽一名農民因不滿違法拆遷在天安門廣場點火自焚。二○○五年一月九日在上海徐匯區麥齊裡基地拆遷中，活活燒死一對老年夫婦。早在二○○三年一月我通過網路給上海陳良宇市長寫信，指出麥齊裡等基地拆遷可能引發的不良後果，三天後市長信箱將信轉往上海市司法局處理，至今該信石沉大海不知去向 ......
當今中國土地批租、轉讓、徵地、拆遷的收入已佔各級政府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不徵地、不拆遷各級政府的財政困難幾乎是難以支撐下去的。二○○二年上半年，中國人民大學房產法教授周珂在《人民法院報》上發文稱，近幾年的房地產發展模式是個掠奪式的發展模式。土地儲備只是在馬來西亞的個別地區有過的幾個案例，根本不是一個國際慣例。
陳良宇們將土地儲備作為「東八塊」的翻版，向全市和全國推廣。二○○三年六月起，引起了全國民眾對違法徵地和拆遷的抗爭，歷史將記住這一年。這年的四月，蔣彥永醫生勇敢地向世界披露了中國非典疫情，中國少死多少人？
近十年來，全國每年土地違法案約十五萬件左右，各級地方政府主導的違法用地佔百分之八十，企業和個人違法用地佔百分之二十。
一九九四年財政制度改革以來，中央財政喜氣洋洋，省級財政穩穩噹噹，地級財政搖搖晃晃，縣級財政哭爹罵娘，鄉級財政地動山搖┃┃這也是造成暴力徵地、拆遷恐怖的原因之一。近年來下了臺的省級幹部，百分之七十倒在徵地、土地轉讓、拆遷、工程轉讓或貸款上，所涉及的腐敗是中國第一大腐敗。
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房地產開發是個三角形，一頭是政府的政績，一頭是開發建築商的經濟利益，另一頭是老百姓的安居樂業。任何一個三角形都可以找到一個中心點，這是在中國初中生都會解的幾何題。三角形構架是物理學上最牢固的結構形體，這個中心點就是社會的穩定點。而當今中國在這個三角形的構架中，政府的政績第一，第二才是房地產投資開發和建築發展商的經濟利益，最後一頭才是老百姓安居樂業。第一和第二頭相互利用，組成利益的天然聯盟，但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
二○○四年中國人權入憲後，我在監獄開始反思，在漫漫「家庭監獄」的長夜中，我醒悟到土地權、房產權是當今中國人權首要的問題。
法治的精髓是人權，光講法治不講人權是空談法治。財產權是人權的基石，沒有財產權就沒有人權，而土地、住宅（房產）權又是財產權的核心。「有恆產、有恆心」，孟子講這句話時，中國與這個世界尚未進入工業文明，當時沒有工廠、公路、鐵路、銀行和礦山 ...... 他講的恆產顯然指土地、住房（包括其他房產）等不動產。這或許是中國最早人權思想的萌芽。
我想，有了土地權和住房權，才有美國原住民印地安人和大量移民的權利。《獨立宣言》闡述每個人都有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力。
美國的《獨立宣言》被共產主義的老祖宗馬克思稱為世界上「第一個人權宣言」，成為法國大革命中《人權宣言》的範本。《獨立宣言》、《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人權公約關係如何？需要人們進一步去反思。在這個問題上我願與各位讀者、各界人士心平氣和地去討論和探索。
經濟學、市場經濟和各國土地權轉讓、房屋拆遷的實踐無不證明，市場能夠解決的拆遷雙方的補償問題，政府不應去幹預。
在一個全球化、市場化和房地產競爭的行業，價格由市場供求所決定。市場通過自身的運行完全能夠自行調節土地，房屋拆遷補償的價格，無須由政府壟斷定價。徵地、拆遷也是「三農」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我不信強徵農民的地，強拆農民的房又補償過低，「三農」問題會解決。
今年上半年，在同濟大學一百週年校慶上，一位倫敦前市長作報告，多年來倫敦市通過給建築商提供建設用地，在招投標中建築商必須承諾所建的住宅百分之五十供中、低收入者購買。上海大動遷造成中環線內百分之九十四點四市民購不起房，五百萬外省市農民工處在住房保障的邊緣之外，沒有住房的尊嚴。上海式的市場經濟已走入誤區。
周正毅案引爆遇上了網際網路普及的機遇，網上納言應成為中國領導層加強執政能力的新課題。改革不應使弱勢群體利益受損。靠不斷犧牲普通民眾的利益來取得改革開放的成就，那麼這種改革最終會失敗。以往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暴力徵地、恐怖拆遷所遺留的問題，不從體制、機制層面上去解決，而讓其蔓延，那麼隱含的社會矛盾衝擊力可能大於八九風雲、法輪功等問題對社會的震盪。
人心向背，如果蘇共亡黨有人認為是從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開始，那麼中國執政黨如果亡在徵地、拆遷、住房價格過高，企業轉制等腐敗問題的蔓延上，那麼實在太可惜。
對周正毅現象和陳良宇腐敗案需要用一代人和幾代人去反思，我們的社會才會進步。
藉此機會，我願與有興趣對中國徵地、拆遷問題研究的學者保持聯繫，合作研究涉及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基本人權問題。
二○○七年八月十四日於上海
来源: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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