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土改，大家就想到地主如何進行破壞，如何隱瞞財產等等。這已經是我們頭腦中固化了的地主形象。但是我們從來不想一想，在一個強大政權壓迫之下、手無寸鐵、被剝奪了一切的地主，是"破壞"我們，還是被我們破壞；是隱瞞財產，還是被我們洗劫？且不說他們在政治上所受的苦難，就是生活上也是極其悲慘的。下面以我，當年一個十二三歲的"狗崽子"的記憶，談談土改中地主的生活，將這段被人完全漠然以視的歷史留下些許痕跡。
這裡所指的土改，是指1951年初到1952年夏的一段時間，因為在我的故鄉--四川納溪縣，對地主的全面專政這個時候就已經開始了。
60老太趕場受辱
"只准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這是所有地主在中華大地這個無邊的大監獄中必須遵守的"監規"。什麼是"規規矩矩"？什麼是"亂說亂動"？連趕場（集）賣柴買鹽這種必不可少的生活小事也是"亂動"，都必須報告、批准、開路條，限期返回。一戶地主只許一人趕場，只開一張路條。每條路口都有民兵盤查，如果發現沒有路條的地主，輕則攆回家去，重則抓去鬥爭......
有一位地主老太應她親戚的一再邀請，說幾年沒有見面了，務必上街相會。其實那親戚知道這老太好久沒吃過一粒米了，想弄點好的給她吃。於是這老太邁著小腳柱著竹棍一丁一拐走上街去，第一個關卡通過了，第二個關卡卻被攔了下來（短短的十里路上竟有兩個關卡！），民兵罵她沒有路條，是不法地主，一陣凶之神惡煞之後，竟叫她跪在大路旁邊讓過往行人肆意羞辱！很不幸，這個地主老太不上別人，正是我60歲的祖母！這是何等的無道！從此以後直到1961年餓死，祖母不敢出門一步。56年後的今天再憶此事，我的心仍是難以言狀的傷痛。不知冥冥中的祖母，能否原諒不肖孫兒又觸痛你流血的心臟？
工作隊員光顧地主之家
1951年春天，正是挖地主浮財炙烈的時候，所有地主都被罰款、關押、鬥爭。這段時間，工作隊員時常光顧地主家門，他們既不招呼，也不說話，闖進屋來揭開甑蓋、鍋蓋、米缸。開始的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要幹什麼，後來知道他們是來查看有米沒得，煮飯沒有，如果缸裡有米，甑裡有飯，那末米是怎樣來的？是不是藏匿的金銀換來的？是不是有人包庇你同情你送給的？或者給錢買的？是誰給的？......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村公所就在我家正房，來村公所開會的工作隊員也就頻頻光顧我家。記得有一次中午，一位工作隊員突然闖進來屋裡來，看見米缸就去揭開蓋子，說："哼，還有偌多！"我們以為他要把米拿走，母親趕忙說："才買的兩升米，是給娃兒吃的，你看他們都餓蔫了--錢是向外婆要的。"那工作隊員沒有說話，又去揭開鍋蓋，鍋裡正煮著一鍋牛皮菜，是我們全家的午餐，並沒有煮米飯吃，才悻悻地走了。
要把地主整得來沒有吃沒有穿，這是土改工作隊不成文的工作要求，也是他們開會時對農民常說的話。如果地主還有吃有穿，說明地主的經濟勢力還沒有打垮，就要遭受更殘酷的鬥爭。就是說，地主吃飯也是"違法"。
兩項"支柱產業"
地主的財物交的交了，沒收的沒收了，經濟被徹底打垮，已陷入絕境；為了生存--至少要吃鹽吧，便催生了兩項"支柱產業"：賣柴和開"雞屁股銀行"--賣雞蛋。父親被長期關押，賣柴的任務就落在我肩上。可我還不到13歲，力氣小，又沒吃的，使盡吃奶的力氣也只能背十幾斤，得5、6百元（舊幣即5、6分錢），賣三背柴才能買回一斤鹽。在1951年春夏，賣柴換鹽，為生存而掙扎，是我的主要任務。那時我很羨慕那些力氣大的，能挑100多斤，不知我何時才能長大。
"雞屁股銀行"的"業務"太差，人都沒吃的，雞哪有飼料？兩隻母雞只能當"生態雞"--啄青草捉蟲子，生蛋少，7、8天才湊齊十個雞蛋，賣2千來塊錢。生活狀況可想而知。其他地主也大抵如此。
食物"多樣化"
沒有糧食吃的人家食物是"多樣化"的：紅苕、南瓜、白菜、青菜、蘿蔔、豇豆、......然後是蘿蔔纓、白菜頭、紅苕葉、鵝兒腸、苦馬菜、側耳根......總之，凡是豬能吃的，我們都吃；豬不吃的，如芭蕉頭、"神仙米"，我們也吃。而米糠，則是最好的食物。
如果要對這些食物略加點評，那麼紅苕第一，南瓜次之，豇豆也不錯。蘿蔔白菜做菜還可以，但當頓吃則勞腸括肚，清口水長流。野菜中苦馬菜苦得鑽心，側耳根吃後翻江倒海，跑步上廁所。芭蕉頭豬都不吃，有一股聞之欲吐有怪味，但產量高，一個有一二十斤，足可供我們全家吃兩頓，故為主食。"神仙米"又叫"白善泥"，是一種白色的泥巴，看起來細膩柔和就像湯圓，塞進嘴里許多泥沙磨你的牙齒，磨得一身發麻！吃下以後解不出大便，要脹死人。人餓到吃"神仙米"的地步，離死亡也就不遠了。祖母吃了以後趴在廁所裡呻吟，叫三姑把筷子削尖從肛門裡掏糞便，差點出事。最好吃的是細米糠，沒有穀殼的那種，很甜，又有營養，又治腫病；雖然滿口鑽又有沙，但一邊吃一邊喝水，不礙事。可是要鄉公所開證明，首先照顧貧顧農，地主很難買到。
一則土改工作隊員的日記
1952年元月，土改工作隊叫我和大姐鬥爭父親，我們不知道父親有什麼罪行，更沒有與父親決裂的勇氣，沒有遵命，遂被關押在村公所樓上（見拙文《斗父記》）。兩個小孩子被關得實在無聊，就到處亂翻，於是偷看了工作隊吳同志的日記，其中一則至今記得很清楚："X月X日，陶地主兒子賣姓下村，被擋獲，押回，教育。"後來我們才知道，自從土改工作隊進村以後，就派民兵對所有地主及其家人日夜監視，不准出家門半步，趕場買鹽這種生活必須的事也被禁止了。
以野菜充飢的人最需要的是鹽，沒有鹽，沒有一點味道，那野菜含在口裡流不出丁點口水，難於下嚥；那個裝食鹽的罐子用水涮了又涮，洗了又洗，舔了又舔，已經沒有一絲咸味了，實在沒法，就叫十歲的四弟偷偷上街買鹽，不料在沙田村（即下村）被攔住，民兵問："你姓什麼？"四弟說："姓王。"那民兵厲聲喝道："地主娃兒不老實，捆起來！"於是"啪"的一耳光，雙手抓住四弟雙臂把他提起來，又重重摔在地上......可憐這個十歲小孩，經過一打一摔，又痛又嚇，放聲大哭。但民兵並不放過他，把他押回村公所，被吳同志凶神惡煞地威脅："地主不准上街你懂不懂？你破壞土改！再敢上街，我打斷你腳桿！"
吳同志，女，不知名，30來歲，西南財經學院老師，看起來斯斯文文，但皈依馬列或正在皈依，忘記了自己是老師和母親。
快樂的鬥爭會
"與人鬥，其樂無窮。"這是整人者的腳踏在被整者背上的快樂。我也看見過一次。
1951年7、8月，村長董少華叫我給他家餵牛。他住在陳灣大院，大院裡很熱鬧，有六七十人。夏天晚上，大家都到院壩來乘涼、聊天。忽有一婦女說："今天朱瘋子罵人。我們把她弄來整。"於是大家拍手附和："要得！"就把朱瘋子拉來跪在院壩中央。
朱瘋子叫朱陶氏，是我們的遠房大姑，嫁給地主朱吉山，當然也是地主。那朱吉山是個好色之徒，不久就討了"大臺桿"、"菜花蛇"兩個小老婆，把我們這位大姑氣得來整日咒罵發泄，由此養成罵人的習慣，大家就叫她朱瘋子，其實她不瘋。今天不知和誰衝突，一個"日媽"，一個"日娘"，互相對罵，都不在意，現在把她弄來鬥爭，不過尋開心而已。
那朱陶氏奮力反抗："我沒犯法，你幾爺子憑什麼要老娘下跪？"於是一幫兒童一湧而上，按的按頭，扭的扭臂，她招架不住不敢不跪。一婦女說："你今下午說要 ‘日我媽'，我看你一個婆娘家怎樣‘日'？"朱隨即回答："就像你和你男人那樣幹。"於是全場鼓掌，男女老幼笑彎了腰......
我也跟著笑，但很害怕，萬一那跪在院壩中央的是我的父母怎麼辦？那時，隨時隨地，隨便什麼人都可以把地主拉出來鬥爭，誰敢說不？
女地主更受"關愛"
女地主雖然比男地主受刑輕些，肉體折磨小一些，但多一層受性侵犯的危險，特別是那些丈夫被殺的單身女地主，以及那些尚未出嫁，父母又不能提供有效保護的地主姑娘，往往成為性侵犯的對象。這種事例十分普遍，但涉及隱私不應多談。
我要談及的是我之所以成為右派，便是因為揭發家鄉某生產隊長霸佔一年青女地主，長期姦污她，拿今天的話叫"包二奶"，但現在的二奶是自願的，要代價的，而那女地主是被迫的，無代價的，想反抗又無力反抗。我年青氣盛，作了一件蠢事。其結果，該生產隊長被開除黨籍，而我卻遭來二十餘年的二等公民待遇。
主佃之間
既不准吃米也不准吃鹽，所有地主及其家人豈不死絕？我要告訴大家，地主能夠逃過土改鬼門關而沒被餓死整死，或多或少都有佃戶及鄉鄰的幫助。因為地主與佃戶的關係，本來是互相依存友好相處的，特別是那些多年的主佃之間，關係更是密切；土改中，許多佃戶即使在工作隊的高壓下也不願違背良心鬥爭自己的老闆，就是很好的證明。說地主與佃戶之間你死我活，那是被惡意煽動起來的階級仇恨，絕非普遍現象。
我們一家人能逃過土改劫難，永遠記住佃戶肖華舟、陳發雲、李經庭、黃炳榮、傅銀州以鄰人劉國雲等，他們都躲過工作隊，悄悄給了不同程度的救濟；村長董少華也在可能情況下給予照顧。這也說明，對地主實行超越人性底線的殘害，良知未泯的普通農民，是會加以抵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