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出生的鄭恩寵律師,從小就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從「恩寵」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與基督教的淵源。鄭律師為人 謙和,思維敏捷,樂觀而健談。面對對於現行的中國法律和律師職業並不熟知的我,鄭律師侃侃而談,為我釋疑、解惑。自以為歷經苦難的我,從鄭律師那裡,瞭解 了在中國,有許許多多老實本分的百姓,一夜之間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家園,也正是因為這一樁樁的苦難和不公,鄭律師才義無反顧地走上了為普通百姓維權討公道 的不歸路。2003年6月6日由於沸沸揚揚的周正毅一案,鄭律師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8日被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剝奪政 治權利一年。
我問及鄭律師三年的監牢生涯是不是很苦,鄭律師輕鬆地笑道:「我把三年的牢房當作了休息室,因為那段時間我的工作量 太大了,每天幾乎要工作20個小時,如果不是坐牢,恐怕身體也早就累垮了。」的確,雖然鄭律師現在被軟禁在家,但是每天來找他諮詢法律問題的人不斷,看得 出鄭律師深受上海市民的尊敬和愛戴。出獄後由於被註銷了律師證書,更是由於經常在家庭監獄裡被剝奪走出家門的權利,使得鄭律師現在無法正常工作,生活陷入 困境,電腦被查抄,兩部電話也是形同虛設,不是外界根本就打不進來,就是往外打電話怎麼也不通,偶爾的僥倖通話之後,電話機就開始奇怪地不間斷的響起,有 時是24小時,有時是幾天。在鄭律師家裡,有一次我被電話鈴聲吵得心煩意亂,而鄭律師和蔣大姐竟能做到充耳不聞,這確實需要很好的修煉。由於不能上網,不 能走出家門,每個月上海市民就自發為鄭律師訂閱書報雜誌,使得鄭律師在人為的隔絕中,還能夠以此把握時代的脈搏。
就在我和鄭律師說好星期天要陪他和蔣大姐一起去教堂時,因為臨時有事時間來不及了,使我很以為憾。鄭律師安慰我說: 「以後還會有機會的,希望你們生活安定下來以後還能到上海來做客。」誰知11月11號的星期天,鄭律師還沒能走進教堂,就又被國保們「請」到公安局,枯坐 8小時的冷板凳。事後鄭律師風趣地說:「我不知道等我的傳票達到100張後,是不是又可以算是一條新聞了。」
「一個律師不能同時為矛盾的雙方講話。」鄭律師的這句話對我的觸動尤其大,我問鄭律師這句話的具體含義是什麼。他告 訴我,這並不是他講的話,這只是一個律師應該具備的職業操守。但是,一句簡單平常的話,做起來談何容易!也正是因為鄭律師恪守這樣的職業操守,他才能贏得 被欺壓被掠奪的百姓們一致的尊敬,從而也得罪了利益集團的權貴們。
鄭律師說:「人權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應該是土地和房屋,而現在權力集團因為受到利益的驅使,置黨紀國法於不顧,瘋狂地掠奪平民百姓的私人財產,導致很多人無家可歸,沒有辦法生存,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律師有責任做社會維權的監督人。」
鄭律師告訴我:「在法制不完善的社會中,遇到傷害要從容面對,為了完善法律,維護大家的合法權益,有時候必須要一些 人做出犧牲。落後的體制要改革,但是體制落後涉及到的具體做法沒必要全盤否定,比如說交通秩序,環保問題,這些共性的東西都不能否認,但是與人類文明針鋒 相對的三角債和腐敗問題應該徹底摒棄 。利用非法手段進行反腐敗也是錯誤的,中國人應該學會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尤其是現在關於中國舉辦2008奧運會,如果政府能夠做到即要奧運,也要人權,豈不是更好?」
雖然鄭律師每天忙於接待、研究各種案宗,我們的談話大都是在飯桌上,但隨著對鄭律師的逐漸瞭解,對他的人品我就愈發敬重,也更對他不畏權貴、不為名利的信念感佩。
在我和丹兒即將離開的前夜,鄭律師放下手中大量的事務,和我長談直至深夜2點。我被鄭律師平和、理性的思想所折服,真的,假如政府也能夠做到平和而有理性,聽一聽來自鄭律師發自肺腑的聲音,並為今後制訂法律法規作一個參照,該有多好!